“五月风暴”的几个侧面
垃圾堆积在几乎每栋奥斯芒式公寓楼的门口，引发街巷中的造山运动，恶臭四散。城市停止了运转，连地铁也不再通行。如果你的抽水马桶坏了，对不起，请忍耐。邮政都关门了，更别说银行和商场。没地方买糖，没地方购烟，没地方听天气预报。但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在有些街区，催泪瓦斯的浓烟还在升腾，哪怕你住在五层也难以幸免。是的，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中下旬的法国巴黎。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关于这一“事件”，从法国集体记忆的文化工业到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修辞，人们似乎已经得到了某种“官方说法”。时间、地点和人物越来越确定：先开始说是五月，然后强调只是五月初；先开始说是巴黎，然后强调只是左岸，也许只是拉丁区；主角只有一个：大学生—“反抗父亲又渴望主人的孩子们”（拉康说过类似的话）。以致今天的法国人也常会想当然地感叹：“对啊，书上说一切都是因为男生想获得进入女生宿舍过夜的权利。”难道，无事生非？的确，催泪瓦斯的浓烟刚刚散去，雷蒙·阿隆就用了这样的词来形容“五月风暴”：“无事”（non-événement）。
然而，“五月风暴”不是仅仅关于拉丁区，甚至不是仅仅关于巴黎；“五月风暴”不光包括五月上旬大学生们在街头吃到警棍的那几天，甚至并不特指五月；“五月风暴”也不能说是学生运动。这是美国学者克里斯汀·罗斯通过《六八“五月风暴”及其后世生命》一书再三强调的：不管索邦校园在整场运动中多么重要，“五月风暴”首先是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总罢工。只是，这一点遭到了刻意的遗忘和涂抹，在所谓“历史记忆”中日渐模糊。克里斯汀·罗斯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关于这一事件的重要论述之一，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想透过她的视角，重访那场运动的几个侧面，不仅为了五十周年的纪念，更为了历史感的复活和进一步的争辩。
一九六八年五月初，当巴黎街头示威大学生受到警察“棍击”的消息和画面传遍全国，工人们行动了，声援学生的紧急罢工在五月十三日爆发。罢工迅速从私营领域向公共事业和国家部门蔓延，从巴黎向全国蔓延。约九百万人停止了工作。当劳动者决定不再参与资本主义的游戏，一切国家机器、所有生活秩序都在刹那间变得像影子一样徒有轮廓，显出了内在的虚妄。统治阶级迫不及待地要求谈判，而总工会（CGT）的官僚们也不知所措。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政府和总工会达成了提高最低工资等协议。工会领导和某些政党连忙宣布：“胜利了！”但在五月的人民眼中，这不过是劳资之间的老戏码。他们决定抛弃总工会，乃至踢开传统左翼政党。他们的决定很简单：“罢工继续”，“让我们继续斗争”。
全国总罢工，这样的历史名词我们还算熟悉。但今人真的能够想象总罢工之下日常生活的状态吗？不论当年在罗斯教授的课堂上，还是在阅读她专著的过程中，关于“五月风暴”，我学到的最令人神往的瞬间并不是什么街头对峙的重大时刻，而是一个生活细节：总罢工的日子里，不论是雪铁龙汽车厂的工人，还是首都的公务员，人们阅读—罗斯注意到，仅在巴黎，五月和六月的书籍销售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当资本主义骤停，书店成了幸存的“商业”，书籍成了特别紧俏的“商品”。人们阅读—关键不在于读什么，而在于本该待在流水线上、收银台前的人们开始阅读。人们阅读，人们也开始重新学习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生活。人们由此质疑着乃至重新定义着社会空间（课堂、车间、会议室、街头……是否应该区隔？）、社会时间（我如何“浪费”这一天？）、社会身份（学生、工人、白领……只能各过各的日子？）。正如罗斯所论，不同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既有革命模式，“五月风暴”展示了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实践。
事后总有这样的痛惜：“然而学生和工人还是没能结合起来。”也总有讥诮的声音：“他们压根儿结合不了。”罗斯对“五月风暴”及其后续发展的研究力图打破这类或左或右的迷思。将学生和工人区隔开来，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区隔开来，这其实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社会空间管理上的基本功。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罢工的苗头一出，总理蓬皮杜就做出了一个意外决定：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立即重新开放被警察控制的索邦大学校园。学生们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索邦。当权者都在指责蓬皮杜让步太大，戴高乐总统—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君主般的威权英雄，当时正要出访罗马尼亚—甚至说这是“贝当”式投降。但蓬皮杜的策略才真是在营救所谓秩序：“学生的事情是一个教育改革问题”，工人的事情，另说。他知道学生造反和工人革命结合起来的后果，他希望学生在学校造反，工人在工厂罢工，各搞一套，各自诉求，互不串联。
“五月风暴”中，学生接管了学校，把索邦变成自由议事堂，在拉丁区的周边筑起了街垒（这是法国革命的传统）。工人们占领了工厂，管理工厂的一切事务。但是，当学生和工人各自进行着自己的“占领”时，他们的社会空间却又一次明确了：学生在拉丁区，工人在厂区；学生在思想和辩论的地盘，工人接手了生产的场域。区隔是否反而固化了？罗斯的著作得出了否定答案：“五月的主要理念是思想争辩和工人斗争的结合。”她的整本书都在探照一种“关系性”的新主体空间的创造及敞开。
运动中不同人群提出的诉求五花八门，彼此间辩论也无休无止，以至于一位美国观察家曾说，这是典型的法兰西革命，没有统一目标和路线图，只偏爱“开放的过程”。罗斯则指出，这一开放过程正蕴含着“五月风暴”的统一性。她借用当时参与者的回忆强调，
“五月风暴”最根本的激情是—“平等”。这里的平等不再是传统法权意义上的抽象平等，而是打破一切社会差异—尤其是社会分工差异—实行直接民主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平等。在对平等的追求中，工人和学生其实早已结合在了一起。你能区分出五月初的街头多少人是学生、多少人是普通市民、多少人是工人？在街头和警察国家的近身对抗中，所谓的学生运动已然成为取消社会隔断的新空间。罗斯记述了很多工人的经历，他们早在五月初就已经是运动的一部分。而罢工开始后，当有些左翼学生前往工厂时，他们得到了完全的接纳，不论他们只是想高谈理论，还是想“扎根”去当学徒工。罗斯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她提醒我们注意屡遭忽视的“五月之后”：这种互相接纳的政治、这种新关系的创造，绵延于一九六八年以后的社会运动。打破资本主义专业分工和社会空间区隔的平等政治，听起来是不是就像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一样不可思议？但正如老萨特所说：“当所有人都判定这不可思议的时候，它却的确发生了。”它的真实“发生”乃至绵延究竟表现为怎样具体的形式和实践？这也是罗斯所要探寻的。我从她的研究中所得到的重要教诲之一是：要真正了解“五月风暴”，不能只听“学运领袖”和其他弄潮儿事后的一面之词。他们中好几位当年风头无两，而在退潮期却纷纷忏悔了自己“极左”的过去，摇身一变为后工业社会的成功人士乃至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又在大众传媒上垄断了关于一九六八年的阐释权。相反，罗斯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社会各界的“普通”参与者，以及没有留下署名的各类文献。她尤其聚焦于一种新组织：行动委员会（comitésd’action）。不同于政党和各类派性“小组”（groupuscules），这种委员会不仅广泛成立于学生和工人之中，而且也出现在社区和邻里之间。
它们在罢工和占领期间负责人们的生活所需，进行政治辩论，安排纲领和文件；它们是直接民主的新形态，既不依靠绝对“服从”的原则，也不遵循“竞选”的游戏。在它们之中，群众积极交汇并形成看似不可能的“主体性”。不少工人在桑西埃（Censier）街区的“劳动者/学生行动委员会”参与讨论、油印材料，法国内务部立刻斥他们为从地狱“潜入”巴黎的“渣滓”；而著名作家杜拉斯和布朗肖所参加的“作家/学生/劳动者行动委员会”以声明回应：“我们都是渣滓。”要研究这样的组织并不容易。罗斯强调，这些行动委员会大多并没有主席或书记，也没有办公场所和预算，人员来来往往，日程和议题也不固定。但据她考证，有些社区的行动委员会持续了四年之久，远远超出了那个春夏之交的时间范围。而对于“普通”的亲历者而言，这些委员会留下的记忆比各类镜头所捕捉到的“重要时刻”要深切得多。人们在这种新社会关系和政治形态中严肃
地改变着身边的世界，也分享着集体性的快乐。如果从这一“基层”的角度看，那么一九六八年所代表的不是让-克劳德·卡里耶尔等人所回忆出来的美学乌托邦，不是短暂的激情迸发，不是“禁止一切禁止”（interdired’interdire）、“快感无障碍”（jouir sans entraves）这样统治街头的诗性标语；而是再具体、再真实不过的个人和集体，是他们日复一日进行的再具体、再真实不过的创造性工作和“行动”。戴高乐的“面容和嗓音”那么，激进平等的组织形态和生活实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难道，政权的问题不复存在了？罗斯重视旧政治的解体和新社会关系的有机生成，她站在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观那一边，但并没有回避列宁主义之问。而这也是当时很多亲历者最直接的困惑：我们夺取了想象界、象征界，我们夺取了影像和语言，但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夺权”是决定性的政治。必须用有组织的革命暴力砸碎旧有国家机器，因此必须有先锋政党去取得和掌握政权。一九六八年法国的局面似乎足以让人联想到一九一七年俄国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并存。当年，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组织的“双权”结构绝非长久之计，事不宜迟，立即夺权。但是，从激进平等和直接民主的角度看，列宁党的夺权模式不可避免会带来新的威权、新的国家机器和不平等结构。“五月风暴”没有按照列宁的剧本展开，它的直接民主和集体自组织蕴含着超克列宁主义模式的命题，但并没有得出答案，仍然表征为历史的两难。
五月三十日，戴高乐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那是“五月”和“六月”的转折点。一位五月分子说：“戴高乐说话了……节日结束了。”戴高乐的声音化身为资本主义政权的集结号。在“五月风暴”的进程中，戴高乐有过两次讲话。五月十九日他在从罗马尼亚归国后有一次讲话，态度是“改革，可以；混乱，不行”。他关于举行全民公决的提议感觉像是形式民主的把戏，很快就淹没在全国的嘘声中。一时间，一位别具威权的高大领袖，变成似乎一推即倒的空架子。二十九日，戴高乐消失了。他的消失常常被认为是法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但又暧昧的节点。后来人们知道，他去了位于联邦德国的巴登-巴登军事基地，和法国驻军总司令雅克·马苏将军接触。难道他要把坦克开上巴黎街头？难道他要让伞兵在塞纳河两岸从天而降？然后他躲进了科隆布的乡间别墅。三十日，他回到巴黎，发表了极为简短、只有三分钟的电视讲话，沉稳地决定：自己并不辞职，但立即解散国会并提前进行选举。同一天，戴高乐的支持者涌上了香榭丽舍大街，右岸的“热爱秩序”的呼喊声第一次盖过了左岸的《国际歌》。形势起了变化。
罗斯所引用的许多五月回忆都提到了戴高乐开口说话的三分钟。她所没有讨论的另一则回忆，在我看来，可能更耐人寻味。那就是法国战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记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来日方长》中，花了不少篇幅为自己辩护，当时他接受法国共产党的审慎态度，不支持青年们的“幼稚”造反。在自辩中，他也提到了戴高乐的讲话。他关心的不是戴高乐说了什么，而是戴高乐的“面容与嗓音”。阿尔都塞感觉，当戴高乐那张饱经沧桑的脸、那严肃的嗓音出现在电视上和电波中时，资产阶级专政就已经赢了。仅仅凭着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全国的资产阶级就足以安下心来。关键是它所传达的政治无意识信号：“放心吧，我还在。”接下来，阿尔都塞就批评，当时青年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无所不在的强大和稳固。虽然法国共产党问题多多，但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具备抗衡力量。一切又回到先锋政党的逻辑。
戴高乐的确是国家机器的完美“意象”。而我们无须是拉康的信徒（他是阿尔都塞长时间的精神分析师）也能体察到，阿尔都塞明显在戴高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银行家父亲。后人常把“五月风暴”简单化地比喻为一次弑父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阿尔都塞这样的老党员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不断向青年人呼喊：“只有我才知道父亲是多么强大，你们的办法根本不行！”于是，不仅“结构主义不上街”，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上街。在这点上，雅克·朗西埃等学生彻底和阿尔都塞分道扬镳。他们认为，恰恰是这些老师最爱承认资本主义政权的稳固，在反复认出国家之父的同时，又在政党中寻找父权的替代，跳不出“权威”本身的逻辑。但“五月风暴”不仅仅是关于政权，更不是关于“弑父”，它代表了一种不能用既有政党模式来理解的政治。“节日”（它的快乐是严肃的）当然会结束，但新的实践种子不死。
“最重要的是，行动发生了……”萨特的话的确代表了存在主义乃至境遇主义的态度。存在先于本质，在追问运动的“本质”之前，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它发生了，它作为境遇展开了。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们对“五月风暴”的“性质”的思考陷入了一系列僵硬的二元对立：“戴高乐还是学生？革命还是心理剧？革命还是歇斯底里？事件还是无事生非？革命还是狂欢？嬉戏还是严肃？词语还是行动？夺取语言还是夺取政权？”当然，还有：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所有这些概念分界线都是罗斯的论述所致力于消解的。激进平等从来不是理念或“本质”，而是实践。她把“五月风暴”及其后续发展还原为活生生的实践性境遇，这样才能在各类历史书写的删改之外发现“事件”的“后世生命”。
这也意味着必须重新思考“五月风暴”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全球六十年代”日渐远去，成为一个史学话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在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大历史”中给出那场运动的定位？罗斯的论述包含着从巴黎公社到“五月风暴”若隐若现的线索，这一脉络似乎暗合了忠实于“六八精神”的法国哲人阿兰·巴迪欧对革命长周期或革命世纪的“断代”。这一周期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展开，而全球六十年代带来了一场危机、一次饱和、一种主体性的内爆，产生了既有革命模式的内在批判。不过我认为，罗斯会更倾向于朗西埃的思想，而对巴迪欧的断代有所拒斥。因为从朗西埃的理论来看，革命的历史叙事往往要求一种角色扮演：谁是历史的主体？谁是阶级基础？谁是团结对象？谁需要深入谁？谁该接受改造和再教育……朗西埃所警惕的是（而罗斯对此多有借重），如此一来，革命主体性或由某个“主义”事先确定或由某种哲学事后追认，从而局限、遮蔽乃至压抑了平等这一绵延不绝、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激进实践。
关于“全球六十年代”，更早的理论言说来自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一九八四年的《为六十年代断代》一文中，杰姆逊试图把反殖民斗争、第三世界崛起、后现代主义文化、毛泽东和法国理论高峰连贯起来。很显然，每一个“境遇”都有非常具体的国别乃至地方性特征，但是六十年代如果可以称为一个“年代”，就在于一种“他者的政治”：全球人民在他者的斗争中理解、思考和开启自己的实践。“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点在罗斯对“五月风暴”的论述中也相当醒目。没有第三世界的革命现实，“五月”是不可能的：“越南就在我们工厂里”，法国青年工人们这样说。早在一九六七年，关于本国罢工的《我希望，待会儿见》（Abient.t，j’espère）和关于越战的《远离越南》（Loin duVietnam）两部电影是几乎同时放映的。罗斯认为，从越南反帝斗争在法国学生、工人中所起到的团结作用来看，我们可以同意萨特的说法，越南是“五月”的根源之一。而且根据她的考察，行动委员会这种形式也可以在法国激进青年所发明的许多“基层越南委员会”（Comités Viet-nam“de base”）中找到前身。政治体验的新熔岩喷发四溢，“法国工人”“越南战士”和“赤脚医生”在部分“六八一代”心中凝结为三位一体的意象。
从这样的全球联动来断代“六十年代”，开端和终点很难界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在一九八四年，杰姆逊已经体察到，那种他者和自我之间革命境遇的关联性和全球性已经消失。“西方”左翼和第三世界抗争之间的想象性团结也不复存在：“西方”见证了“占有式个人主义”的潜行、凯旋和深化；而“解殖”之后的第三世界困在全球体系中，面壁于发展主义现实。一九八○年，法国“人民”又一次来到街头，送葬萨特，似乎包含着时代的告别礼。朗西埃、巴迪欧等“六八一代”中的少数仍在坚持探索，但作为境遇的“全球六十年代”已然消逝。杰姆逊给出这样的解释：“经济决定因素的复归。”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完成，新自由主义“共识”稳下了阵脚，在新政治经济现实的礁石上，激进的潮水退去。
也就是说，杰姆逊的“全球六十年代”断代建立在资本本身的全球性之上，既与之对立，又是其镜像。他所揭示的这种“终结”似乎也预示了那种最常见的“结论”：“五月风暴”只是后工业世界的文化或“生活方式”调试过程中的一次震荡，年轻人反抗了一下“国家、学校、教会”，实现了更彻底的个人性。我们又回到了—“无事”。据悉，罗斯二00二年书中批判过的“六八历史学”今年仍然在热闹上演。杰姆逊要打开六十年代的丰富性和全球关联性，但如果从罗斯的视野看去，他的断代还是体现出过多的“历史决定论”，过于倚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垂直结构。于此，一面是罗斯和朗西埃对激进平等实践的强调、对历史叙事权威的拒斥，一面是巴迪欧对“事件—主体”和“世纪”的回溯性忠诚（“我仍然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还有一面是杰姆逊对资本和反抗的总体性断代—我的思考仍在三者间摇摆，无法做出评判。
在“五月风暴”五十年周年之际，我们或可在几种思路之间保持张力和辩证，以便尝试开启再一次的断代。如果再断代是可能的，如果历史思考和讲述是可能的，那么它必然指向我们的现实，一个和过去的别样实践、和他者的异路、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重新关联的现实。至少，让我像罗斯一样把萨特的话引完：“……既然它发生了，那么它就可能再次发生。”
（KristinRoss，May’68 and Its Afterlives，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作者：王璞
来源：《读书》2018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