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三重”与“外三重”
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战争文学、侵华文学的“问题提出”并不算晚。管见所及，早在一九三九年，崔万秋和沈沉就分别在《抗战文艺》和《新动向》等刊撰文，讨论“笔部队”和战时日本的战争文学。前者以短小的篇幅对“卑屈阿谀”“恐怖于时代权力之前”的战争文学家及其创作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后者则将战争文学喻为“法西斯御用的”“刺刀下的‘乌鸦文学’”，并对其大加嘲讽。一九四二年，张十方在《精忠导报》连载系列观察《战时日本文坛》，同年由前进新闻社出版了同名著作。这本五十一页的小册子与欧阳梓川所编六十一页的小书《日本文场考察》（文化书店，一九四一）代表了其时身在战局硝烟中、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中国文化人对同时代日本文坛状况的即时观察与批判，作为史料具有“立此存照”的价值。尽管具体论述对象略有差异，但对火野苇平、石川达三、上田广等彼邦同行们的失节于法西斯政治权力的怨愤是其共有的政治激情，当然，那或许正是一种难以取代、难以否定的时代感。而战后的数十年间，相关讨论则近乎沉寂。粗略观之，战后中国学界对日本文学的关切对象先后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对经典作家以及大众文学作品之阐发与研究。受时局波谲云诡的起伏、不同时代文学趣味的变迁以及对日本文学“全黑时代”的价值认知取向诸因素影响，直到上世纪末才出现了对日本战争文学的重
要分支—侵华文学—进行历史化和整体性批判的研究著作。自王向远先生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一九九九）出版以来，该领域研究渐受瞩目，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依然是边缘化的小众研究方向，战争问题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由边缘向中心的移动并骤成风尚还是较为晚近之事。
近年来，东亚地区剑拔弩张的政治局势虽时见和缓，但整体态势依然让人忧虑。作为对现实的某种回应，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撩拨两国读者敏感神经的历史遗留问题、战争责任论说等频现纸上。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主张历史叙述者要借助对当前生活的关切来观察过去，基于当前的思想和兴趣来阐释史事。如此看来，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日本战争文学研究的繁盛作为一种现实关切，庶几可以获得一种具有现实对应性的认知视角。必须承认，借时代的“东风”，日本侵华文学、战争文学以及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研究确乎获得了空前（是否“绝后”难说）的外部环境，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之下，长期遭漠视的冷门方向获得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补强，这自然是让人欣慰的动向。然而，同时亦应认识到，任何跨越时空的“审判/裁断”与“被审判/被裁断”绝非可举重若轻的作业，由于论题过于沉重，我们需要在对一手文献广泛钩稽、对文学史料做具体辨析基础上建立临场感，对历史研究建立必要的虔敬；建基于此的历史论述也必然会遭遇到若干矛盾、两难与踟蹰，而绝非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斩钉截铁。面对“战争责任”这一论题，须知允执厥中的“审判”论说，亦当以严谨的实证和伦理自觉为必要前提。而今，当我们试图审慎、负责地讨论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时，便有必要适当稀释政治激情、凸显学术理性，非此恐无以建立起自主、平衡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认知框架。
日本文学家战争责任的学术论述至少应在材料、视野、观念和方法上处理好六重关系。先来讨论对战时日本作家的处境、选择理
路及其战争文学创作实践的进入姿态，笔者权且将其称作“里三重”。
公私关系。战争时期（不限于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作家的战争文学从其观察路线的设定到文学创作无不受到官方、军方强力的规制和约束。据战时因写作战争文学而名利双收的火野苇平回忆，“当时，对笔部队的限制是很大的”。具体的限制条例包括：一、不得写日本军战败；二、不得写战争的黑暗面；三、必须把战斗着的敌人描述得极其可憎、下流恶心；四、不允许写作战的全貌；五、不许写部队的编制和部队名；六、不许把军人描述为真实的人，分队长以下的士兵尚可有些性格描写，小队长以上者必须描述为人格高洁、沉着勇敢；七、不许写女人的事。—这意味着，在极端语境下，无论是从军作家抑或后方的一般战争文学作者，自由发挥空间都极其有限。战时，石川达三因《活着的士兵》揭露了战争真相而获罪，火野苇平因“士兵三部曲”的畅销（总销量达三百万部以上）而名利双收，不同的结果已经为文坛树立了正反双向的范例；又加之战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强化，日本文坛在整体上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的困境。然而，若无视作家活动、言论和创作背后的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只将视域局限在作家个体沿着国策高压线写作中的相关问题，并对其个人做道德判断，或以其为标本上升为“国民性”批判，则不免会有失偏颇。
言行关系。战后因虑及战争责任追究和亲亲相隐、为尊者讳等因素，日本文学界、学术界在编修相关文学家的文集、全集时，常对其固有著述“上下其手”，经过“整容”，不少作品被湮没在历史地表之下，成为文学史上的“弃作”。“抗拒遗忘”，全力稽考全集中被剔除的部分并据此揭示出被遮蔽的另“半边脸”毋宁说正是文学史家的职责所系。而若对“全集”的名号信以为真，只将视野局限在日本文学界“给定”的范围内，不能在其之外对相关文学家涉战活动、言论与创作做绵密的原典性实证考察，信其说了即是做了、没说约等于没做，如此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关判断的失误，甚至出现文学史“冤案”。我们既须注意对作为政治境况、国际关系之“再现形态”的文学文本之解读，揭示其中所承载的作家的意识形态问题，亦不应忽略对作为“政治参与者”的文学家之涉战活动、言论的精细查勘。唯有建立起活动、言论和创作三位一体的多维视野，言行并举、虚实兼顾，方可揭示法西斯总力战体制下，文学家个体的处境及其选择理路的内在复杂、暧昧，烛照在国家权力肆虐的极端语境下人性的幽微之处，据此得出的结论才可能具有超越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普遍意义。情理关系。孙歌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以国家为单位整理加害与受害关系是必要的。但仅凭国与国的关系去思考便无法洞穿历史的本质。以国家的视点观之，人就似被权力摆布的玩偶一样的存在；然而从生活的视点来看，人绝非玩偶。”作为战争的加害方，日本对中国负有难以推卸的战争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亦是国际共识；战争责任之追究也应是超越“时效性”的学术、政治议题，对战争时期文学家个人行止的实证考察与批判也有着不容否定的学术价值（事实上，相关的实证与阐释还远远不够）。但长远地看，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终不能替代原理性的沉思，时至今日，若我们仅满足于对文学家个人的批判，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简单的“受害者”心态与意气，不能超越静态的单向投射视野和中日双边的阐释框架，不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历史脉动中将复数的个体经验置于多边框架下，推向对其背后种种制约机制以及身在其中的“人的处境”之普遍化、原理化思考，那么，这些个案研究便无法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历史经验，更无法营构出有效的国际对话空间，共情、共识、打破阿伦特所谓“暴力的锁链”更是无从谈起。
高桥哲哉在讨论日本的“战后责任”时，从词源的意义上将“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解释为“应答可能性”，并指出“应答责任超越国境”，他试图批判的是在责任讨论中，日本无视亚洲邻国政治关切的闭目塞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关日本文学家战争责任的讨论似亦应告别自说自话的封闭状态，关注国际学界的进展并回应其关切与挑战。
如果说“里三重”处理的是“战时”相关问题讨论的思路，那么同时亦应认识到，在战后初期所特有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带着深刻、沉重的战争体验，那些“一身经二世”、继往开来的日本文学家、思想家们曾围绕该论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留下了大量重要而丰富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文献，这是今人“接着说”时不应绕过的思想阶梯，也应是我们在特定视角下观察战后日本文学、思想流变轨迹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基点。将战时、战后的相关问题予以整体观照，将有利于我们在连续性、关联性视野中将讨论推向深化。而面对战后初期至今日本学术界、思想界的战争文学叙事本身的思考与研究，我们则应处理好如下三重关联，在结构上不妨称之为“外三重”：
纵向关联。要意识到战中、战后的“点”与“短二十世纪”的“线”之间的关系，“以点代线”将使对相关文学家个体的战争责任追究失去历史依据。一方面，在作家个体精神意义上的“小历史”与民族国家层面的“大历史”之交错中，常会出现影响—被影响、制约—被制约的对应性，从政治高压的“转向”时代到战时法西斯军国主义时代，再至战后盟军占领时代，短短二十多年间，国际、国内局势的风云变幻确实曾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日本文学家的际遇与抉择，造就了一大批时代“弄潮儿”。若缺失了“战前—战中—战后”贯通视野而将三个时段的问题分而治之，则将难以洞悉同一位作家的活动、言论和创作何以因战局、时局的转换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而无法建立起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作家论，亦无法在同一坐标系中描绘出文学家思想演进的轨迹，为其一系列“转向”“逆转向”寻见思想根由，只看到外在的“断裂性”却不能把握其内在的深刻“连续性”，结果只能是“只看战时则看不懂战时，只看战后则看不懂战后”。但另一方面，也必须了解，面对法西斯暴力，也有少数像永井荷风这样的一些时代孤独者，他们拒绝时代风潮的裹挟，立根破崖，始终如一，在受到严重挤压的言论空间中，作为江户趣味的赓续者坚守
着艺术至上主义堡垒；也有如藏原惟人、宫本显治、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这般因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或遭封笔禁言或身陷囹圄的倔强的个体，他们也以其个人的言论、实践给予时代以另一种“非主流”的回应。以“战前—战中—战后”纵向关联的视野揭示这些以纯粹政治史的逻辑难以处理，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个案之原理及其恒远价值，庶几可为“战争文学”“战争责任”的讨论别开生面。
横向关联。无论是“一亿总忏悔”还是具体的战争责任追究，政治重压实为战后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日本各界所共有，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文学界的论争不可能是一块与外界绝缘、可以独立自足的无机“拼图”，而必然始终是与其他领域的讨论经脉相连，声气相通的有机“血肉”。文学家不仅是“呈现者”，更不得不成为时代政治议题的“参与者”。战后至今，日本思想界的多次相关座谈会总有文学界人士参与讨论，而文学界的座谈会也有历史、新闻、法学界的精英厕身其间—有关战争责任的讨论原本便是跨界的。相应地，我们的研究也应是跨界的。若将文学界的论争从彼邦思想界、政界的相关讨论中剥离出来，将讨论局限于文学界内部，其结果只能是“只读文学却读不懂文学”。因此，有关日本文学家战争责任论争的学术论述宜将研究对象置于战后日本知识界、思想界的整体场域中予以考察，呈现其中的多重纠葛。内外关联。战争责任追究本就是一个天然的“国际化”议题，
是冷战结构下来自国际政治力量多边复杂博弈的结果。正如我们无法脱离东京审判、盟军的日本占领、美日旧金山媾和去考察文学家被开除公职及其周边事态，无法脱离战后同为战败国的德国战争责任追究的可参照视角、雅斯贝尔斯《罪责问题》日译本的出版（一九五0）对日本相关讨论的巨大影响，而将日本问题做绝对化处置。因此，若脱离了对战后日本复杂、纠缠的政治、文化语境的深刻洞察，而以单纯的一元视角、后设立场去谈，便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自由地进出文本，将“入乎其内”（至少应包括文本细读、对日本国内政治文化语境之详考）与“出乎其外”（文本之外诸因素的观察、日本视角与国际间视角的融通）有效结合，内外融通，表里兼修。
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蓦然回首，你会发现在思想史的深层，近代以降日本的成败大都与明治时代的历史遗产之间存在着各种显在或潜在的关联，今日日本的思想困境亦大多可以在那个时代寻见“未完结”的根由。同样地，在当今中日关系出现艰难局面之时，我们似乎亦有必要立足于对现实困局之沉思而反向回溯，将战后初期文学界、思想界的战争责任论争以及其后绵延至今的思想进路问题化，非此无以知当今之“所以然”，未来之“将若何”。
鹤见俊辅曾指出，日本近代思想史与西方哲学史相比，其内里存在一种“循环性”法则：“也就是说，此前曾提及的问题，又以完全相同的形式提出来，回归到与此前状况相同的方法上来。”而究其症结，恐怕正是内在于日本思想史的“不了了之”之疾，对此，丸山真男认为：
思想没能在对抗和积累的基础上历史性地形成构造，这一“传统”表现得最明显而又滑稽的例子，便是日本的论争史。……在日本，大多数的论争往往没有就某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整理，也没有明确归结出遗留的问题就不了了之。过了很久以后，因某种契机又对实质相同的题目展开论争，这时也并不是从前次论争所到达的结果出发，而是每回都一切从零开始讨论。阿伦特认为切断暴力的锁链须介入其中并将其切断，她将这种
介入的路径归结为宽恕和惩罚；高桥哲哉在此基础上予以修正和发展，提出了“审判和宽恕”的介入维度。在笔者看来，对以上诸问题的严谨追索与解答，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历史的“再审判”，由此获取的历史经验对今人乃至后来者而言才是至为重要的，因为这不但关涉到我们对战后日本文学史、思想史源流的理解，更关系到东亚和解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必有赖于对文学史细节的深入考辨与细致阐发。为此，唯有回到历史现场，从枯燥、平面的文学史论述中拯救出个体鲜活的纠结与烦恼，以置身其中与一手文献搏斗、与相关当事者对话的在场姿态、内在视角“接着说”，在思想重镇们的支撑下，为下一次“接着说”搭建一层牢靠的阶梯。
作者：王升远
来源：《读书》2018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