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里的陌生人社会
小区是中国城市最小的行政区划，像村庄对于农村一样，但小区因普遍的陌生感而未像村庄那样成为一个怀念与寻根的思想空间，小区居民甚至有意淡化它的祖居地意义。很多人在小区里出生、成长，获得情感、理性和审美需求，但这个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里是一块空白，刚出现就消失，不会被文字捕捉，也就不会成为历史经验。
小区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城市理论由于两类原因不能准确描述它的状态，首先是没有在现代城市化早期介入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待其介入已是城市化后期，在阶级对抗、科层制度与消费主义时代，陌生、坚硬、孤独、断裂等关键词主导了城市话语的风格，而去掉了日常生活的逻辑后，城市变得虚幻，被看作不良情绪的发酵场所，波德莱尔就此创造了一个虚幻的巴黎，一个让人着迷或让人恐惧，却始终进不去的文学场。其次，在各类分析中，城市往往被压缩为整体的人文景观，诸如田园城市、城市心理结构、城市情感结构等，整体风格能说明城市的概况，却不能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刻薄与温情。
对于小空间的微观分析成为补充的方法，它重视那些流动场景的思想意义。威廉·怀特在纽约城市广场不间断录像，据此分析人群的特点：多数带状广场在大部分时间里人迹罕至，但真是因为广场的形状？他对这个问题不满意，又转向广场规模与人数的关系，仍未发现确定的关系：“有些大空间吸引人，但有些不能，有些小空间吸引人，有些也不能。”他再次转换思路：一个有可以坐坐的地方的空间是否更吸引人？这个结论也没有必然性（威廉·H.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怀特想从微观角度描述城市景观，却受制于其中的琐碎和流动，也就不能克服它们的无意义状态。波德里亚在纽约生活过，虽然是个法国人，但他对纽约的理解更深刻。他在街上走，然后进入一个历史空间：“欧洲街道只有在发病时才有点生机，例如在革命、设置路障时……美国街道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时刻，它始终是骚动不安的、充满活力的、运动的、电影化的，正如这个国家自身。”
波德里亚的方法源于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二十世纪中期，法国人首先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审视日常生活，反思“日常生活是什么”。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里，日常生活被当作剩余部分，列斐伏尔视之为经济和政治之外分析人类历史的第三个类别，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促成了社会学和历史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Henri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ersn，1991）。这是居伊·德波筹建“情景主义国际”的历史背景，该机构要构建日常生活的叙事风格，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所塑造的单调乏味的“景观社会”。在此基础上，塞托和梅约尔又发掘了小空间的意义，他们的观察视野不再是游荡的，而是聚焦于一个小空间的全景。“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具备了成为独立话语系统的基础，“与作家或艺术家的作品一样令人惊叹……没有特定的名字，各种各样的语言引起了瞬息即逝的欢乐，这些欢乐出现、消失、再出现”。梅约尔走进里昂的一个工人家里，用看起来有些刻板的语法和词汇描述后工业化时代工人的生活状况：进门后左边有一个镶玻璃的书架，里面放了一些儿童读物和玩具，对面是约瑟夫的钢琴，钢琴旁边有一个固定在墙上的书架，约瑟夫的书都放在里面，大约有六百本，阁楼上放着一些老书和一个储物柜。
几乎是同一时期，美国文学界转向日常生活领域，开创了新类别“非虚构文学”。盖伊·特里斯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他擅长将那些即刻出现、转而消失的流动场景塑造成历史经验，使之具备历史解释的可能。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建造期间，他在工地捕捉各类场景，构建完整的故事情节，据此判断工人的生存状况：哪里有工程，就往哪里开，他们把所有地方连接起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是那样支离破碎。发现生活中那些被忽略与被隐没的意义，这是创造者的姿态，不同于普通作家，他们与作品不能分开，他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了决定语言风格和语法结构之外，有时要主动介入到事件中，维持情节的连续性。与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叙事一样，非虚构文学会改变未来历史研究的档案基础，因其干预了档案的生成机制，本来不会成为档案的成了档案，本来不会进入历史的进入了历史。
所以，捕捉一个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即使不分析也有意义，“事件就是意义本身”（德勒兹）。这种风格首先对抗的是“关于中心地区的霸权话语”（贝尔·胡克斯），但因其与主流话语在规模、状态和视野上的不匹配，于是被看作是碎片化，但这不是娱乐性的碎片化，而是观察视野的变化，从中心转向边缘，从宏观理论转向微观分析，日常生活叙事具备独立的风格之后才能克服碎片化的质疑，进而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对等领域；其次是要弥补观念与生活之间的分裂，多数观念抛开创造它们的生活独自而行，以抽象的姿态进入不确定的现代解释学领域，而消失的日常生活是不可复原的，所以分裂是无法避免的，而这种风格能在生活场景消失之前留住它们。
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在方法论上已经是独立的研究领域，但在实践中微观叙事往往受到宏观叙事的影响。匈牙利裔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扩及日常生活，断言“这些每天都发生的、无条件的持续性”是历史潮流的基础，这类生活中有变与不变两部分，当她确定人类历史依赖于不变的部分，而可变部分没有意义时，她的思路有了转移，表面上分析日常生活，实际上又回归宏观叙事。所以，她的《日常生活》在方法上没有彻底的超越性，提取其中的微观场景后迅速进入宏观领域，最终忽略了日常生活的意义。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宏观理论的热爱压倒了小空间日常生活本身的意义。
关于中国城市小区的研究同样如此。这个小空间的日常生活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的起点，却不是终点，研究者以实践社会学和社区民族志的方法搜集生活的片段，在相关分析中这些景观开始褪色，即使还存在，却已受到裁剪。这种方法存在两类不足：首先是被裁剪的日常生活会成为一种理论的根据，但如果考虑到那些剩余部分，理论分析会有事实不足的问题；其次是具有小区生活经历的人容易理解这些理论的事实基础，而对于后代人就不同了，他们只看到一堆深刻的理论，却不知道那个时代的风貌，所以有可能陷入没有头绪的争论。鉴于此，高丙中呼吁构建民族志的事实基础：“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不太一样，而且相互不认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
小区自治是一个发源于受裁剪的日常生活的问题，相关分析通向有序的理性话语，但它的事实基础并不确定。在理论意义上，小区自治是在一个小空间里寻找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平衡，杨玉圣据此探索小区自治的可能性，但现实中的问题会冲散各种理论假设，物业有问题，业主也有问题，建筑质量有缺陷，居民参与度不高，小区自治最终成了一个美好的理论假设（杨玉圣：《小区善治研究》）。在日常生活的全景中，小区自治不是一个可以作为分析起点的问题，在研究它之前要解决更基础的问题，包括邻里相识与信任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以及居民陷入纷争又达成共识的可能等。
这是内在的观察视野，研究者身处研究场景中，他知道问题所在，然后努力寻求破解之策。另一种是田野调查式的外在视野，邓利杰的《政府在隔壁》属于这个类别。二00二年他注意到小空间里的大学问，先后调查北京、成都和沈阳的居民区，几年后又重访这些地区。他突破了既定的理论，既不认同公共权力与个体空间的对抗性，也不认同那些源自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的分析，他从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政治权力在小空间里的复杂状态，大量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时间里参与政府行为，就此创造了一个个政治性密集的小空间。
两种视野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对日常生活的片段化处理。杨玉圣的目的不是构建小区生活的全景叙事，而是根据剪辑过的生活场景构建小区的文化共同体，理想是美好的，但小区自治的实践困难重重。邓利杰获得官方允许后参观居民区，相关访谈却不顺利，居民对于隐私有很强的保护意识，这意味着他只能部分地接触小空间的生活。相比而言，美国人迈克尔·麦尔的《再会，老北京》重视日常生活的价值，虽然没有诉诸各种理论，他的叙事风格却更有冲击力。北京奥运会前夕，他在北京胡同里住了一年，不间断地记录下他的耳朵、眼睛所接触到的语言和景观。在主流话语和理性传统中，这类语言和景观是粗糙的，也没有确定的分析方法和目的，但它们本身既是方法又是目的，麦尔从中提取了观察中国的独特角度，商业广告冲击了城市生活的美感，公共权力既威严又模糊：古老的墙壁上到处是写在圆圈里的“拆”字，居民在祖居地生活，一只“无形巨手”掌控着他们的生活。
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在国家视野下是微小的，但微小不是简单，它们处在政治文化的深层，属于历史中的长时段领域，与个体感受和心理密切相关。对于这个自成一体的复杂领域，任何一种理论都会有例外的情况，如果要尽力避免理论的缺陷，就要回归小空间里物质、语言与公共交往的真实状况，不再从既定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有地域特点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原生性的问题，就此寻找中国话语体系的起点。在这个目的的引导下，日常生活叙事不仅是对抗关于中心地区霸权话语的思想问题，还关乎城市化的内涵与走向。
我所在的小区地处市中心，四十余栋楼，已建成三十年。小区受到密集监控，公共、单位或个人监控器日夜运行，生成一些有存在期限的画面，在液晶屏上瞬间出现、即刻消失。即使有突发事件，这些场景在观看的视野里也有终点，这个终点有时接近现代思想领域，但不会进入这个领域，因为监控器记录的是缺少因果关系的流动与琐碎。小区里没有保存集体记忆的机构，各级档案馆里没有它的资料，国土局和房管局里有楼房结构与面积数据，专供房屋买卖与法律确权，不会进入历史档案馆永久保存。所以，这个小区的状况在历史中将是一块空白，甚至是不占集体记忆空间的空白。
国家意志出现在各处的宣传栏里，个体生存压力催生的冒失行为不断占据它的领地。小区中部有一幅“民主”宣传画，一对练武童子身后有一个小广告：“快速贷款，当天放款，信贷、房贷、车贷。”宣传栏上方有三个小广告（配钥匙、开锁、网络安装），下方有四个售楼广告，以及九个办证刻章的违法广告。公共政策在实践中会遇到困境，即政策对于本意的背叛。小区中部空地要重新规划，去掉路面，刨坑栽树。施工前，居民与施工方有过对抗，短暂的对抗是一个话语生产机器，在小区微信群里持续创造新句式，承担着深刻的意义和浓烈的情感，社区人员在密集话语的催促下来到现场，呼吁居民过来说明情况，但无人到场，一个居民对此不满：“咱们这样不合心，不好弄。”一星期后改造完成，三棵大树全被砍掉，新栽十棵小树，小树很快枯死，清除后又铺装水泥砖。居民向媒体反映问题，但施工方不是一个固定体，像风一样来去无踪，而小区景观就此改变。这是政治意志在小区里的状况，其中有底层政治文化的特点。
小区内部的社会力量是分散的，分散状态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而且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保护着陌生感不受干扰。小区里有一个锁匠，前一天给我配钥匙，打不开锁后又给我修理，前后半小时，他热诚地讲述自己如何学技术，如何买工具、配钥匙的技巧等，我们有说有笑，像两个老朋友。第二天他坐在那里晒太阳，我经过时向他微笑致意，他默默低下头，忽视我的眼光，之后我们像陌生人一样。熟人见面时的简短沟通不只是肤浅的语言交换，而是两种道德观或知识结构的碰撞。陌生人的相遇在这个机制之外，他们有保持沉默的责任，对于美的东西要沉默，对于恶的东西也要沉默。这种品质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其能给予制度改革以最大的宽容，并以个体牺牲以及牺牲后的忍耐化解社会不公引起的破坏性冲突，但它也加深了小空间里的陌生感。
围观同样是解构社会力量的因素，围观出现的地方意味着公共意识的稀缺。小区北侧有一家饭店，因违规用地，政府派来拆迁队，一个围观现场迅速出现。一部分人是小区居民，他们属于利害方，自己也有违建情况，在观看时判断政策的力度，并决定怎么办。一部分人是废品收购群体，二十余辆三轮车停在周围，车上的小喇叭暂时安静下来。另一部分是路人，他们挤在人群中等待着让人惊奇的意外。一切按预期目标推进，突然坐在北侧挖掘机链轨上的女人大喊：“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修？什么时候？”拆迁队推倒她家的违规建筑时破坏了合法建筑，女人要求赔偿。众人的视野瞬间转移，身体快速移动，将她围在中间。冲突结束后，那些眼睛失去焦点，陷入迷茫。围观像个游荡的精灵，哪里有好奇哪里就有它，它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转眼无影无踪，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以观赏者的身份出现，以陌生人的身份离去。
小区在统一国家的荫护下平安无事，人来人往，一双双眼睛不断地观察、反思、沉默，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模式，个体知识变得复杂，尽管相互之间有相似性，却没有沟通的可能。它们各自躲在一处，从萌生到无限复杂，最后随着人的死去而彻底消失。情感的隔离强化了保持陌生的愿望，陌生感因现代人口的流动性而更加深刻。一群住在一起的人不能形成一个具有沟通性的情感共同体，却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广阔的地域里，陌生人社会的概念并不存在，因为地域越广阔，陌生状态就越自然，对于一个小空间却不正常，一旦失去国家的荫护，它将是一堆碎片。
陌生感的第一个后果是个人将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家庭，家庭过度占据私人空间，并造就了封闭的家庭知识。这类知识有多重结构，包含理性和情感因素，以及道德和审美因素，它有时会遵守法律，有时会隐秘地对抗法律，它在历史之内，又在历史之外。家庭知识庞大深奥，但在公共空间里是隐藏的，负载着它的人进入小区，回到家里，它一路上不显露痕迹，也拒绝进入现代学术领域，所以各种方法很难了解它的结构。陌生感的第二个后果是公共道德感的脆弱，陌生是拒绝关联性的公共状态，道德评价的集体场景消失，个体的自我认同感更加坚定，也更加固执，以至于拒绝外来观点，在人群中孤独地生活。在小区广场上锻炼的人身处公共空间，却缩在个体心理世界里，在那里闲聊的人表面上身处公共空间，但他们话语分散，没有主题，偶尔沉浸于谣传中，他们是在消解无聊，而不是享受现代公共生活。陌生感的第三个后果是社区意识生长缓慢，甚至不会成形。社区意识是个体之间源于制度或情感的共生关系，小区里存在这种关系，却被人忽视。这种忽视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的，正是这种无意性决定了社区意识以及小区自治的困境。在小区里经商的人定期纳税，税款进入公共财政，又分配至小区旁边的事业单位。在这里工作的人以为自己受国家供养，而不是身边的某群人，更不是某个人。这本来是隐秘的委托关系，有人缴税，有人履行公职，确保社会正常运行，但他们相互陌生，隐秘的委托关系受到冷落，关于公共权力的契约流于无形。
小区里有一个陌生人社会，这种状态在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上不应受到贬低，相反这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阶段，加速流动的人口意味着公共交往中情感的稀薄，陌生人社会随之取代了农耕时代的熟人社会，每个人在沉默中谋求个体生存的需要，不符合关于美好生活的愿望。消除陌生人社会的方法不在于拒绝它或排斥它，然后回到记忆中的熟人社会，这种回归在现代化进程里没有可能，所以要接纳它，因为其中有现代公平与正义的原始状态。
春夏之交，小区所在的城市举办马拉松比赛，小区两侧的路上一辆车也没有，空旷的街道成了稀缺的景观，没有汽笛、没有废气，生活慢下来，人的力量放大了。小区融入了城市的节日，陌生人社会没有消失，但减弱了很多。四个老人在大柳树下有了共同的话题：“跑在前面的是个非洲小孩，不高，跑得可快了。”经常在小区里遛狗的那个人出来了，他平时沉默寡言，但那天他高兴地在赛道边与公共自行车看管员聊天。一对律师夫妇走出家门，沿着南路转到西路，他们平时忙于工作，很少回家，那天女人像小孩一样满脸天真，挥动着黄色的围巾。路边人群里偶尔有呼声，声音不大，但有天然的公共性。小区的日常生活从未这样从容宁静，有现代内涵，陌生人社会出现了转变的契机。这是一个“我”和“我们”的转变过程，从集体主义时代的“我们”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我”，而一个个关联度不高的独立个体不能构建现代公共空间，所以化解陌生人社会的方法是构建现代意义的“我们”，用共同体冲散小空间里的陌生感。
作者：徐前进
来源：《读书》2018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