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隐喻与医学的罩门
十年间，纷至沓来的生命新技术、医疗新奇迹让人眼花缭乱，婴儿可以设计了，基因可以编辑了，大脑可以移植了，病残器官可以3D打印替换了，治疗可以精准（打靶）了，濒死可以冷冻了（来日复活），不病、不老、不死的生命图景似乎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接近……却扰得哲人们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技术的逻辑，从生命哲学与伦理角度质疑生命技术提速的前景，是美妙新世界，还是深渊险壑？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将其历史终结论拴扣在科技疯狂的战车上，告诫人类：“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并进一步警示世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迈克尔·桑德斯以其睿智向社会发出《反对完美》的宣言，直接对基因改造、定制婴儿、生化药物创造体育奇迹开火，吕克·费希在其新作《超人类革命》中勾勒了“生物进步主义”（他眼中的“超人类主义者”）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的对垒形势，这位曾经做过法国教育部长的哲学家一方面也质疑医学的目的究竟是改善还是增强，人类是否应该敌视衰老与死亡，但另一方面，他也相信那些热爱生命的人，以及所有害怕死亡的人，一定会像接纳优步（共享经济）软件一样热衷并推进这场超人类革命。好一幅“天要下雨，人类要革命”的图景，在他看来，强化监管是苍白的，价值选择的坐标如何矫正才是正道。这个坐标的原点在哪里？难道生命认知与干预就没有边界，医学就没有罩门？人文学者们大多信奉历史的“后视镜”里可以洞悉未来，后视镜与未来，表面似乎不搭界，但熟练的驾驶员们都知道，正是后视镜积累了人车关系的镜像距离感（车感），才会妥善规避前方风险（或减速，或绕开），历史的后视镜则建构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准则，这份基线认知在遭遇“革命”“奇点”时保持一份清醒，建立规避人类演进过程中战略性风险的洞察力。如同航母上既需要起飞时的弹射器，也需要降落时的拦阻绳，孙悟空神力无边，紧箍咒是他的罩门，现代医学千帆竞发，也需要有一道哲学罩门。
古代哲人喜欢用寓言为意象展现生命的隐喻，揭示医学的罩门，人们熟悉的许多成语故事里都富含生命的哲理与医学的洞识。譬如《左传·成公十年》中的“病入膏肓”，膏肓之间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绝对空间，喻示医学存在着永恒的盲点，无法抵达全知、全能、全善之境，一切试图跨越这个不确定性的边界，抵达膏肓彼岸的人都是痴妄之徒。
无独有偶，一百年前的美国医学泰斗奥斯勒也认定“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可能性的艺术”，无奈之余，才采纳特鲁多大夫的忠告：“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如果有一天医学能够抵达“膏肓”，实现“总是，去治愈”，那就无需人文关爱了；《山海经》中的“混沌之死”更难理喻，面目混沌恰是其生存的本相，当它被西王母一厢情愿地美容成眉目清秀之时，那便是它的死期，隐喻生命存在着永恒的不确定性，不可归结于实证主义路径的绝对真相，不确定性的驯服，偶然性、偶在性的消灭恰恰催生出生命的末日；《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以解牛为业的庖丁手中那把刀用了十年，仍然跟新刀一样，缘于他善于用刀，从不以刀刃去硬劈骨头，而是穿行于骨节之间，喻示生命中有许多风险，只有规避那些林林总总的生存风险，才能游刃有余，无伤真气元神，长生久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樵夫穿越的山洞分明是一条生死隧道，洞外的“桃花源”分明就是奈何桥外的极乐世界，在那一方净土上，不仅生命空间得以转换，而且时间、身份全都丢失，隐喻生命的轮回，遁入另一个更美妙的世界，死亡不足惧，甚至还有些可爱；《长阿含经》卷十九中的“盲人摸象”则暗示人们在自然面前，人类的认知总是有局限性的，无法包罗全貌，碎片化的认知视野只会做出以偏概全的判断。
时至今日，生命的科学化与医学的现代化导致了“现代性魔咒”的流行，现代医学越来越不可爱了，医生做得越多，患者抱怨越多，挨骂越多；公众对生命、医学了解越多，似乎误解越深；生物技术越进步，反而越贪婪，越疯狂；低技术时代，医患更容易和谐，社会满意度更高，高技术时代，医患冲突频仍，满意度反而更低；一些人占据了技术制高点，却失守了道德制高点，人们对高技术、高消费之下的人财两空越来越不接纳，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难道冥冥中真有一道魔咒（罩门）在暗中约束着人类，常人有可能知晓、破解这些魔咒吗？答案是魔咒与智慧的悟药早就在那里，笔者在此复述几则，以醒智者。
其一，希腊神话中的“医神之死”：救死扶伤与起死回生问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深壕。
古希腊人创造了丰富的神祗体系，诸神诞生，才有百业传承。医有医神，他叫阿斯克勒皮俄斯，健康女神则是美丽的少女海吉娅，他们都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后代，阿斯克勒皮俄斯是太阳神阿波罗和宁芙仙子科罗妮丝的儿子，阿斯克勒皮俄斯的经典形象是手执蛇杖，目含神圣，从容而淡定地迎击人类疾苦。古往今来，医界都将蛇绕木杖作为职业的象征。海吉娅则手持装有蛇的银碗，身旁环绕象征吉祥平安的橄榄枝。相传，海吉娅是医神阿斯克勒皮俄斯的女儿，因此，才沿袭了蛇的图腾。相传阿斯克勒皮俄斯操蛇杖救死扶伤，几乎抵达起死回生的高度，谁曾料想，其精湛医术引起众神之王宙斯的忧虑，担心他的起死回生术越位，改变人类生死格局，医神被宙斯以雷霆处死。阿斯克勒皮俄斯之死告诫人们，医生是人，不是神，神尚且如此，何况非神的医者，尽管他们百倍地努力，仍然无法企及决生死的高度，因为，在救死扶伤与起死回生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深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可狂妄，也不可狂玩，虽有一往情深，难逃万般无奈，没有生机无限，只有危机重重。苦难、生死都是人类宿命，无法逾越。那些试图踏平苦难、消灭疾病、征服死亡、永远健康的乌托邦念头还是趁早放弃为妙。
其二，柏拉图的“洞穴囚徒”：虽置身现场，却未必就知道真相。
在《理想国》第七章中，柏拉图构筑了一个永恒的“洞穴”，人一生下来就是“囚徒”，被囚禁在这个洞穴里，手脚被（固有观念、意识、习俗）捆绑着，躯体与头颅都不能自主动弹，他们的眼前是洞壁，背后是舞台，舞台背后是篝火，火光将舞台上的表演映射在洞壁上。身在现场的囚徒便以为他们看到的影像是绝对真实的，其实，那只是影子，与幻觉无异。柏拉图要告诉我们的是“可见的不可见性”，没有绝对真相，即使你在现场，真相在火光、映射、影像中早已丢失，我们捕捉到的只是光影，是被建构的镜像关系，是真如，而非客观的真相或本相。在当代，思想家苏珊·桑塔格复活了柏拉图的“洞穴囚徒”隐喻，告诫人们不必迷恋影像空间里的真实。尤其是医学界，不应该陶醉于那“并非真实本身而仅仅是真实影像”的虚拟世界，警惕“拍片”是对这个世界真相的篡改，此像非彼相，有影像未必有真相。摄影“既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既是一种虚假在场，也是不在现场的标志”。临床诊疗中，遭遇痛苦是一回事，向拍摄下来的痛苦影像讨生活是另一回事。影像泛滥会造成医者心灵的“钝化效应”，对苦难的关注、敏感会下降，同情、共情能力下降，道德麻木，技术化生存与道德异乡人体验纠缠的结果是人性的迷失。
其三，“勾勒姆医生”：用第三只眼去审视医学的目的和被异化的创造物。
勾勒姆是犹太神话中亚圣用黏土和水制成的有生命的个体，它的实际操作技能比人类强，但它无法克制与控制自己。医学也是一个被人类智慧建构的勾勒姆，它的错误也只能由人类来买单。面对生命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医学这个勾勒姆可能因为自我（技术）惯性或狂妄、莽撞而产生异化，继而给人类带来不测。由此牵出医学目的与价值分野的争论，作为科学价值诉求的医学讲究真理性，作为救助手段价值诉求的医学讲究实用性，医学究竟是一门以群体利益、长远成功率为重的纯科学，还是一门以个人利益、短期效益为上的救助手段？两者不可通约，发生冲突时如何平衡？由于“勾勒姆”的隐喻对医学界而言比较陌生，需要进一步的诠释，因此，《勾勒姆医生》一书的作者不厌其烦，以安慰剂效应、江湖医生得宠、扁桃体诊疗、替代医学的接纳、雅皮士流感、纤维肌痛等有争议的疾病的认知、对抗死亡，以心肺复苏术（CPR）的无奈、艾滋病激进主义分子的权益、疫苗接种与父母的权利等案例从社会建构维度揭示了医学作为纯粹科学、乐观技术的荒诞性，给人们展示了哲学叙事的路径与修辞空间。
其四，“弗兰肯斯坦”：医生不能，也不应该充当上帝。
《弗兰肯斯坦》是十九世纪初在英国流行的一部科幻小说，作者玛丽是诗人雪莱的妻子。故事里的男主角和怪物都叫“弗兰肯斯坦”，男主角是一位聪慧而自负的医学家，他脱离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原则和监督，凭着强烈的探索欲与创新冲动，通过盗取尸体获得优秀的局部器官（教授的大脑、铁匠的骨骼肌肉）拼接出一个有生命的同名怪物，他成为怪物生命制造意义上的“父亲”。后来这个怪物作怪，祸及自身及家人、同学，高智商的怪物还嫁祸于人。最后，他们产生了仇恨，弗兰肯斯坦本人连同怪物都死于这场创新的游戏，他也成为疯狂、邪恶科学家（医学家）的代名词。深究起来，这场危机绝不是技术创新危机、生命管理危机，而是人性迷乱、技术疯狂的节制与拷问，他的悲剧给科学共同体留下三个巨大的问号，一是人类是否可以轻率地启动人造人的技术进程？二是高新技术不仅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祸害人类，技术双刃剑锋利的刀刃如何接受伦理刀鞘的约束？三是科学家能否扮演或充当上帝的角色？如果僭越自然位序，撕去生命的神圣面纱，抛弃敬畏之心，就必然要承受这个世界赋予的道义秩序责任。如今，器官移植在技术上已经没有多少瓶颈约束，能够发生的技术创新就应该发生、必然发生吗？再生医学、基因编辑实现人类功能增强，脑移植创造奇迹，低温技术追求死后复活……种种诱惑正在考验着医学界的道德智商。非不能也，实不敢妄为也。
其五，“老虎机与破试管”：医学正在大量吞噬金钱，却只绘出支离破碎的生命图景。
《老虎机与破试管》一书是一九六九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卢瑞亚的自传，他以其一生的微观研究洞察、彻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医学界的技术竞赛如同往老虎机里塞角子，大量消耗社会资源，结果如何？只不过在还原论的光环下造就了一只“破试管”，即医学研究大量吞噬金钱，却只绘出一幅支离破碎的生命图景。在实验研究如日中天的黄金时代敢于剑指还原论的研究纲领，尤其需要学术勇气，更需要理论洞察力和穿透力，不过如何逃离还原论的羁绊实现范式突围，作者并没有给出合适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即使如此，也十分难能可贵，要知道还原论背后强大的理论支撑是实证主义、证据主义、客观主义、机械论、对象化、数据化，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细胞组学、循证医学、大数据研究风行一时并构成巨大惯性的当下，卢瑞亚的哲学隐喻实在是一服难得的清醒剂，要真正悟透卢瑞亚命题的价值启示还需要时日。
其六，战场伦理的异数：给重伤的战友补上一枪，不是哗变，不是伤害，而是成全。
这是伦理原则的一次战场畸变，战场上，奋力杀戮敌人、牺牲自我的自杀性袭击都会得到鼓励，牺牲者通常被尊为战斗英雄，获得军功。但枪口不能对准自己的战友，何时可以例外？只有基于战友尊严的他杀、自杀与协助自杀才被默许，譬如部队奉命转移时，通常要处置那些丧失了战斗力且无法转运的重伤员，这一行动会得到本人的认可甚至恳求：“兄弟，给我补一枪吧！”战地指挥官也会即时认可或默许，这里没有发生内讧，更没有叛乱或哗变，而是内部协商下，深情依恋下的自裁。大家都深知伤员死在自己的阵地上远比死在敌人的残忍折磨下更舒坦，此时，执行（补枪）者也通常是他们的战友，开枪时没有任何负罪感，反而认为是成全友人。由此类推，当癌症晚期患者经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且现有的医疗水准无力阻止病情恶化、解除身心痛苦的折磨，死亡才是唯一的解脱之途，医护人员能否应患者或家属的请求提供慈善助死服务？如果战场伦理得到论证与认可，也就消解了医者危难救助的“单行道”思维和行为，软化永不言弃的立场。此事关涉医者的尊严与价值，也牵系着他们的伦理底线与情感跌宕，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思精神和无畏的职业勇气，没有医生与护士会否定临床行为的价值。深陷技术主义泥沼的人们有一千条理由为自己辩护，诸如医者救死扶伤的天职、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百分之百的努力等等，积极抢救原则指导下的心肺复苏（CPR）是本分，尊重患者意愿的不选择积极抢救（DNR）才是大逆不道。认定一切死亡都是病魔作乱的非正常死亡，都有抢救的空间，都应该借助技术的力量予以抵抗和阻断。没有圆寂，没有寿终正寝，唯有高技术抗争。救过来，皆大欢喜，救治失败，无限遗憾，人财两空的局面更是无法接纳与平衡，或者造就了技术支持下生存的植物人状态，欲生不能，欲死不甘，家人与社会投入巨大，生命质量与尊严低下。医学总是在无限危机与有限治疗，生之诱惑与死之宿命，生命无价与医疗有价之间荡秋千，英勇的医者不必像战士一样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而要像将军一样，既要与死神决战，也要与死神讲和。
《叙事医学》的作者丽塔·卡伦（RitaCharon）曾经询问同为医生的父亲，为何给她起名“Charon”，老父亲深沉地告诉她，Charon本意是“冥河摆渡人”，生死之间有一条冥河，医生家族的弟子就是穿行于这条河流的摆渡人，摆渡人的工作不是绝地反击，也不是逢凶化吉，而是深情的陪伴、呵护、见证，他将给病人带去魔法般的欣慰，让病人在陪伴中与死亡和解，在陪伴中，陪伴者也发现生命的意义。在老卡伦看来，好医生不是能够彻底击退疾病和死亡的人，而是能够帮助病人面对疾病与死亡威胁却仍然充满恩宠与勇气的人，绝症病人最绝望的事不是疾病、病痛本身，而是极为强烈的被抛弃感、无意义感，让他们难以自拔，痛不欲生。
诚然，在生死、苦难、诱惑面前，人们晓轻重缓急，辨利害得失，却未必知进退收放。且生命的隐喻可识，实难豁达；医学的罩门可破，终难彻悟。这一切都在考验着万物之灵的人类。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弗朗西斯·福山著，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迈克尔·桑德尔著，黄慧慧译，中信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吕克·费希著，周行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丽塔·卡伦著，郭莉萍等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二0一五年版）
作者：王一方
来源：《读书》2018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