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身体乌托邦
从身体学的角度看，福柯（MichelFoucault）的思想似乎具有难以遮掩的暧昧之处。自写作名著《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起，身体就成为他关注的重要主题，但他却很少谈论身体的地位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喜欢将这个问题悬搁起来，甚至有意识地回避它。
在他去世之后，这种暧昧品格受到了社会学家希林（ChrisShilling）的批评：“基于福柯式的思路，永远无法把握生物性的、生理性或物质性的身体，因为这样的身体存在方式始终被挡在话语设置的意义框架背后。”（[英]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76—77页）不过，希林的批评虽然道出了福柯的总体建构倾向，但他很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文本：在名为《乌托邦身体》（LeCorps Utopique）的演讲中，福柯不但谈到了身体的地位问题，而且给出了明晰的答案。可惜的是，由于大量使用隐喻、戏仿、反讽等修辞学手法，这个演讲最终成形为语言的迷宫，而其真意反倒显得暧昧不明。正因为如此，《乌托邦身体》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试图重构福柯思想谱系的人们来说，这同样是一种遗憾。
《乌托邦身体》是福柯一九六六年所做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属于面向普通听众的公共演讲。在法国国家电台的演播室，这位“危险哲学家”开始展示自己言说的技艺。节目伊始，他就抛出了一番玄妙的开场白：“每当普鲁斯特醒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缓慢而焦虑地重新占据这个位置：一旦我的眼睛睁开，我就再也不能逃离它。”（[法]米歇尔·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187页。以下所引该讲座片段皆出自此书）这种表述略显诡异，但对听众可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普鲁斯特到底占据了什么位置？他为何再也不能逃离“它”？“它”到底是什么？房屋？牢狱？汽车？摩托？飞机？扁舟？福柯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统统不是！这些都是可以离开的身外之物，而“它”总是与我同在：“不是说我被它固定了下来，毕竟我不仅能够自己移动、自己改变位置，而且还能够移动它，改变它的位置。唯一一件事是：没有它，我就不能移动。我不能把它留在它所在的地方，好让我自己到别的地方去。”显然，剩下的选项只有一个：“它”就是“我的身体”。无论我出现于何处，身体总会在那里。我不能像脱下外套一样甩掉自己的身体，不能坐在它的对面打量它。只要“我”出现于何处，“它”就会“不可挽回地在这里”。对于“我”来说，“它”占据着一个“无情的位置”，“从不在另一片天空下”。
所有能够使用第一人称的个体都是“我”，“我”是具有普遍性的能指。当福柯用“我”代替普鲁斯特时，他着眼的是人的共同命运。没有谁能过一种无身体的生活，身体总是与我们同在。显然，关键的问题是弄清楚身体的身份，明白“它”的地位。那么，“它”究竟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所有物？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福柯并没有立刻给出答案。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他开始以调侃的口气谈论自己的身体：“我眼前的镜子描摹、强加了相同的难以回避的图像：瘦小的脸蛋，耷拉的肩膀，近视的目光，没有头发—毫无英俊可言。但我不得不在我这颗丑陋的脑袋壳上，在这个我不喜欢的笼子里，揭示我自己并四处走动；我必须通过这个烤炉来说话，打量并被人打量；我将在这层皮肤下腐烂。”这是他所不喜欢的身体，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创伤。在打量它的镜中映像时，无形的火焰烘烤着他，但他却注定逃不出这个“笼子”。他不能越过皮肤的边疆，不能将他不喜欢的形貌轻轻抹去。对于他和所有人来说，身体是无法退还的赠品，是所有乌托邦的反面，是命运无情的判决。
瘦弱、近视、脱发—福柯确实有理由厌倦自己的身体，理应用它演练解构的刀法。不过，他没有重复这个陈旧的套路。经过一番自我调侃之后，“危险哲学家”突然把矛头指向乌托邦：
“事实上，我想，所有那些乌托邦，正是通过反对这个身体（仿佛要抹掉它），才开始形成的。……在这样的地方，我将拥有一个无身体的身体，一个美丽的、清澈的、透明的、敏捷的、力大无比的、无限持存的身体。”只有进入童话、地精、妖怪的国度，人才能演练更换身体的游戏，完成自我蜕变的魔法：譬如“以光速运送自己”，“伤口眨眼间就被不可思议的美治愈”，“从高山上跳下又毫发无损地站起”，等等。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我再也不用忍受这个庸常、脆弱、短暂的身体，无须对着镜子反复长吁短叹。然而，美梦终究无法成真：“我的身体，由于这些乌托邦，已经消失了。它已经消失，就像烛火被吹灭。”乌托邦是幻影的共和国，无法容纳真正的血肉之躯。在乌托邦中，真实的身体早已消失无踪。这不是美化，而是谋杀。那么，肇事者是谁？精灵？妖怪？撒旦？还是某个匿名的宇宙魔法师？
不是，全都不是！福柯的答案再次出人意料：“其实不需要魔法，不需要魔术。不需要灵魂，不需要死亡，就可以让我既透明又不透明，既可见又不可见，既是生命又是一个物。为了让我成为一个乌托邦，我只需成为一个身体。”乌托邦的建造者是身体，身体就是乌托邦的发源地，因为它本来就神奇无比：“这个身体是光：它是透明的，它是没有重量的。没有什么比我的身体更不是一个物了：它奔跑，它行动，它活着，它欲望。它不加抵抗地让它自己被我的全部意向所穿透。”行动中的身体轻盈、强大、发光。它能感觉到自己。它对于自己来说是透明的存在。它奔走、触摸、抓取、分解、重组、言说、梦想、发光、统治。它掌控周围的事物，犹如君王般居住在世界中。它是移动的太阳城，是万物相遇的中心，是道路的起点和终点。这样的身体既是乌托邦的缔造者，又是乌托邦的原型。它将自己放大、强化、易容，将自己投射到远方和高处，这不就是巨人、精灵、妖怪、神祇诞生的秘密吗？乌托邦不是镜子中的海市蜃楼，相反，巨人、精灵、妖怪、神祇全都居住于身体中，被封存于皮肤之内。
那么，身体为何要将自己乌托邦化？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欠缺吗？福柯的回答明晰而简洁：“有一天我受伤了，我的肚子破了一个口子，我的胸膛和喉咙被堵住了，不停地咳嗽。”伤口和痛苦是无声的提示：身体同时拥有正面和反面。它既高贵、轻盈、勤奋，又脆弱、沉重、短暂。当它试图用自己的正面遮蔽反面，乌托邦化的身体便悄然诞生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后者衍生出一系列变体：巨人、精灵、妖怪、灵魂，等等。其中，“灵魂”属于一个延续至今的传奇：“灵魂，它在我的身体里以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运作：它当然住在那里，但它也知道如何逃离。它从身体中逃离，透过我眼睛的窗户观看事物。当我睡着的时候，它逃到梦里，当我死了的时候，它活了下来。
美妙啊，我的灵魂：它是纯粹的，它是洁白的。”“居住”“逃离”“观看”：这是身体的动作，是身体“幻变之手段”。如此被描述的“灵魂”是身体的模仿者，是被缩小、抽空、漂白了的身体：“正是我的身体变得明亮，纯净，贞洁，敏捷，可动，温暖，鲜活。正是我的身体变得平滑，中性，浑圆如一个肥皂泡。”轻盈的身体是事物的统治者，是移动的太阳城，却又渴望变得纯粹、洁白、永恒、神圣。
于是，它伸出幻想之手，试图抹去自己的所有欠缺。然后，有关“灵魂”的神话诞生了。事实上，最初的“灵魂”意象就是缩微的身体：“我是两个人合成为一个人的；你们看到的这个身躯是一个我，在这个身体里还有一个小我，那是看不见的。这个大的身躯死亡了，埋葬了，在大的身躯死亡时，小的身体就飞走了。”〔[英]弗雷泽：《金枝》（上册），汪培基等译，商务印书馆二○一三年版，302—303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小人被反复漂白、抽空、风干、易容，被贴上新的标签（自我、精神实体、主体），被用来支撑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神话：“但在这些乌托邦中，我们用来抹掉身体的最顽固、最强大的乌托邦，或许自西方历史发轫以来，已经由灵魂的伟大神话施加于我们了。”此前，人类曾经郑重地谈论灵魂与肉体的战争，写下大量分析二者关系的著作。然而，假如灵魂并不存在，这种讨论岂不具有荒诞意味？这不正是“危险哲学家”要披露的秘密吗？福柯，猜谜大师、偶像破坏者、职业掘墓人，破译了“灵魂”的秘密，拆掉了身体乌托邦的最后支柱。接下来，发布讣告的时机已经成熟：“灵魂死了。没有谁杀死它，因为它从未存在过。”
此刻，只要福柯轻轻颤动声带，一句影响深远的话就会诞生。对于喜欢宣告死讯的他来说，此举顺理成章。然而，诡谲的场面出现了：解构的戏剧即将达到高潮，他对“灵魂”的言说却戛然而止。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中断。他似乎被某种力量拖住了，无力刺穿眼前的泡沫。那么，他所顾虑的究竟是什么？阻止他的力量又来自何处？福柯给出的答案依旧出乎预料：乌托邦。在他看来，乌托邦引发了身体的内部骚乱，它不会被轻易平息和封闭。然而，这等于说：人类被不存在的东西所逼迫。这无疑是悖谬之论，但它却出现于福柯亲自修订后的文本中。这背后必有深意。
在福柯发表演讲的年代，身体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的新宠。借助电影院、摄影展、画廊，它不断展示自己的姿容。当无数眼睛打量它时，一个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我究竟就是这个身体，还是多于它？依照现代生物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论的研究成果，人只能是感性的、劳作的、能思想的身体。早在十九世纪末，尼采就借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之口说：“我整个地是身体，绝非更多；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FriedrichNietzsche，Thus Spake Zarathustra，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 limited，1997，p.30）到了二十世纪，类似的命题开始迅速增殖，形成不可忽略的语境。譬如，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知觉现象学》中，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宣告：“我不是在我的身体前面，我在我的身体中，更确切地说，我就是我的身体。”（[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二○○一年版，198页）三年后，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大声宣告“一个反叛身体的大阴谋正在告终”：“在我们的西方历史中，我们贬低、抹杀和污蔑我们的身体几乎有两千年了。我们的宗教是没有形体的灵魂的宗教，而我们的心理学则是没有形体的精神的心理学。我们企图做一个没有身体的人，我们就得到了报应。”
（[美]莫里斯：《莫里斯文选》，涂纪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九年版，261页）相比之下，福柯虽然不断为身体辩护，但始终没有说出“我是身体”这个命题。在福柯的词典中，身体并不是“我”的同义语。相反，他喜欢“我的身体”这样的表述。甚至，当他试图为身体正名时，类似的句式依然出现于文本中：“我们必须用身体去创造，用身体的元素、表面、体积、厚度去创造，一种没有规训的色情主义：它属于活力四射变幻不定的身体，充满偶然的相遇和毫无计算的快乐。”复数化的“我”“用身体”做事。那么，“我”是谁？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人给出的主流答案并无二致：灵魂与身体的复合物。然而，“灵魂”不过是乌托邦化了的身体，又怎么能成为联合的一方？对于福柯来说，这个问题尖锐而无法回避。剩下的选项只有一个：我就是身体。作为尼采的信徒，他理应继承这种对身体的信仰。不过，他始终没有像尼采那样理直气壮地发布肯定身体的宣言。是何种力量拖住了他？是害怕身体难以担当大任吗？虽然福柯没有明说，但答案并不难找到。在福柯的文字家族中，身体的终极地位始终扑朔迷离：假如灵魂不过是身体的复制品，那么，它就必须独立承担生存——思想、推理、劳作、书写、统治、服从，但福柯几乎从不提及身体的智力活动。这是一种悖谬的定位，但却使“我”成为无法清除的残余物。在“我”的纠缠下，身体注定难以展示其完整形貌。恰如伊格尔顿所言，福柯的身体仍是“我”做事的场所而非做事的主体。（[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二○○二年版，83页）事实上，他口中的“我”就是乌托邦的残余物。后者经过易容、伪装、更名，依旧出没于其文本的迷宫中。当他谈论主体阐释学、生命政治、权力话语时，“我”的形貌依然若隐若现。它是不肯离开身体的幻影，依旧统治着文本的国度。
乌托邦从身体中产生，又转过来反对身体：此话也适用于福柯。他被称为“危险哲学家”，但他对于“我”的危险指数显然不够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始终没有走出身体乌托邦：相信身体的意义，但又不想抹去“我”的残余物；破译了乌托邦的秘密，却不愿参与送葬的仪式。这是一种未被克服的生存悖论。
作者：王晓华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