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暴力视野下的族群冲突
族群冲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冲突的主要来源。据统计，自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至今共发生了一百八十多场内战，其中多数与族群冲突有关。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曾震惊于胡图族人在三个月内屠杀了近五十万图西族人；也曾看到南斯拉夫解体后不同族群间相互犯下的暴行。现实世界的残酷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人群之间矛盾的根源以及如何才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这部一九八五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年再版）、杜克大学荣休教授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Horowitz）所著的《冲突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被称为“族群政治的百科全书”，几乎成为冲突领域研究者必读之经典。虽然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但今天看来依旧没有过时，作者对族群认同、身份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利益冲突，都有精彩的论述。这本书也为之后的族群政治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引领了族群政治乃至政治暴力的学科建构。希德曼（Lars-ErikCederman）说：“这本书是迄今为止针对族群冲突所做出的最全面的研究。”正因如此，在美国常春藤学校的政治系开设的比较政治学课程中，它总是位于必读书目之列。在定量研究几乎“一统天下”，并常常对定性研究的“外部效度”发出质疑之声时，这本案例丰富、思考深刻的定性研究著作始终充满魅力。
理论建构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学者的终极目标。霍洛维茨的雄心在于，他不仅要解释族群精英的行为，更要解释追随其后的普罗大众的行为，从而勾勒出一幅关于历史叙事、精英与大众、族群与族群的互动关系的图景，探讨的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集体行动。《冲突中的族群》共分为五个部分：族群关系与族群归属、族群冲突的理论、政党政治与族群冲突、军队政治与族群冲突、减少冲突的策略。作者试图通过以上五部分的研究回答以下问题：族群性（ethnicity）为什么在一些社会是最重要的认同标识？族群冲突的根源是什么？族群间的和解为什么难以推进？西方民主是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族群冲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讨论这本书。
霍洛维茨认为：“群体忠诚和区分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向……一旦群体形成，对它的忠诚就会立即产生。在与其他群体互动的过程中，对所属群体的偏袒和对其他群体的歧视就会展示出来。群体成员所希望的是，对所属集体倾向做出积极的评价。在同一环境中，通过与其他群体进行对比，一种对自我有利的评价就实现了。”将以上逻辑运用到多族群的社会，人们会发现冲突实际上源自“高贵与低贱”之分，或者说是“先进与落后”之别。殖民者进入之前，传统社会的人们虽然在不同层面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但是他们在彼此眼中的“社会价值”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霍洛维茨将读者的视野带入殖民时代，通过细致考察殖民地的原有属性和殖民者的统治策略（特别是亚洲和非洲两地），向我们展现了不同族群在一种全新的权力架构下如何演化出张力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引发的竞争与冲突。
殖民者到来后会建立一套权力中心化的准国家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原本分散的甚至是不相往来的各个族群被整合，共同面对全新的环境。不同族群所处的地理位置也逐渐塑造了族群差异。统治者按照自身的经济利益需要建立城镇、基础设施，有着区位优势的沿海地区港口往往就被选为殖民首都，也成为日后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经济中心。赫布斯特（JeffreyHerbst）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到一九○○年，非洲的殖民首都共有四十四个，其中的二十八个全部位于沿海地区。这说明，殖民者的重点不是将权力延伸到非洲内陆地区，而是考虑与欧洲本土之间进行交流和运输的方便。”（Herbst，2000：16）那些距离港口和铁路较近的族群迅速被卷入西方现代化的潮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学校、殖民政府、教堂中，伴随而来的是各种社会机遇。以一九六六年的尼日利亚为例，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的北方内陆各族群，在大学生中仅占到9%。当然，地理优势并不是导致某族群变为“优势族群”的唯一条件，其他历史的偶然性也作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可能就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泰米尔人并未居住在英国人聚集的南部港口；实际上，他们是在资源匮乏、人口过分膨胀的北部地区生活。但由于英国殖民者不允许美国传教士在南部传教，这些传教士被迫深入广大内陆地区。美国人的传教被证明是非常高效的，其中的重要举措就是在北部兴建大量教会学校。也就是在这些教会学校，泰米尔人学习了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方文化。而当南部的市场向这些“英语人才”招手时，泰米尔人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本不肥沃的故土，涌向了“充满希望”的南部。
面对这些“不同属性”的族群，殖民者实行了一系列殖民政策。虽然各有差异，但是基本的制定原则就是“分而治之”：比利时人编造了图西族更加“高贵”的谎言，将他们与胡图族进行区分；英国人以马来人“不能适应连续的长时间工作”为理由，大量引进外来移民。通过这些分化政策，殖民者将原本在同一时空内的族群区分为“先进与落后”，并赋予不同的“价值”。当然这些所谓的价值有时也是模棱两可甚至是矛盾的：“先进族群”被认为勤奋、成熟、有教养；而“落后族群”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有着守规矩、崇尚尊严与忠诚等特性。有时人们很难从这些标签中判断出“究竟谁拥有更高的社会价值”。事实上，霍洛维茨认为，对不同“价值”的认定是殖民者根据统治需要而做出的策略反应。“先进”族群可以更好地融入西方体系，从而为其经济利益和行政效率服务；而“落后族群”由于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优待”，则对殖民者表现出较高的忠诚度。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更容易融入英国人在殖民地建立起的殖民系统，也就自然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缅甸的克伦人表现的忠诚也深受英国人的推崇。但是，“无论先进还是落后，实际上所有族群在欧洲规则下，都受到某种程度的非难，落后族群由于不能声称代表‘文明与现代’，他们在追寻自身价值的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加沉重的负担”（Horowitz，2000：166）。族群有了“价值”和“功能”的区分后，他们之间就会发生主观的比较，而这种比较往往带有强烈的排他性。“落后族群”发现自己的族人在面对现代化竞争时，身上的特质或者“美德”无法与现代化标准下的“先进性”匹敌，他们会不断尝试“追赶”。比如，马来精英就建议马来人向他们的华人邻居学习勤奋的做事风格；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ian）的工人被要求将南印度的工人作为榜样，学习他们聪明与努力工作的精神。但是，一种焦虑蔓延整个族群：他们被自己终将被历史遗弃的臆想所困扰，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先进族群”。
历史的吊诡在于，当你为美好的明天欢呼雀跃时，灾难就接踵而来。现代族群冲突正是始于亚非拉的民族独立。独立本是一个值得期盼的历史性时刻，但立即引发的核心问题是，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殖民者用暴力建立了“分而治之”的秩序，而当他们离去时，被压制的矛盾就逐渐爆发。在霍洛维茨看来，不同族群长时期的分治与对立，将追逐“权力”推向一个更为疯狂的程度，它既是工具，也是目的。人们不仅要用权力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还要争夺权力本身。只有竭尽全力地去争取权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权力的渴望恰恰来自对丧失权力的恐惧。这种恐惧在“落后族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他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事实上的劣势。尼日利亚北方各族对南方人的恐惧、苏丹南部族群对北部的恐惧、克伦人对缅族人的恐惧，这些生活在惶恐之中的人都在担心权力一旦被他族独享，本族群的生存空间将永远停滞不前，甚至会受到过分挤压。而所谓的“先进族群”也由于自身往往在数量上属于少数，不免担心会因为失去权力而被“吞没”。所以，不同族群对独立后自身地位的预期决定了他们对国家独立的心态。在族群分野极为严重的国家，族群间的竞争关系不可避免，目标是争夺合法的“政治授权”。合法性可由很多方面组成：时间上的优先居住、特殊的使命、传统的统治权以及继承殖民者统治权的资格（Horowitz，2000：201—207）。各个族群都针对合法性发展出一套自我话语体系下的说辞，但总的原则是，谁更能证明与土地的紧密联系，谁就更具备成为“主人”的合法性。在亚非拉的族群构成中，许多“先进族群”是移民群体，因而“落后族群”逐渐赢得了“辩论”的胜利。而就像之前提及的那样，在现代化面前，“落后族群”缺乏优势，所以这种片面的“政治授权”又导致更为激烈的冲突。简而言之，殖民者离去后的权力真空，使得原本对立的族群矛盾更加激化，并使统治权成为争夺的核心。
在这里，霍洛维茨隐含地提出了“安全困境”下的族群互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比如，在那篇已经广为流传的文章《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BarryPosen，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1993）中，我们可以看见波森就受到了霍洛维茨的启发。波森使用安全困境的概念来分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分裂后各族群的冲突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竞争关系。安全困境来自一个核心假设，即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随着苏联势力的衰退，在它“庇护”下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原先被压制的族群纷纷寻求独立，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本族群整体的生存与安全，而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步骤就是评估其他族群的威胁程度。对方的内部整合力、认同水平、历史上发生冲突的频率和程度都会作为评估标准。对方一旦符合以上标准，就会被视为威胁。这种主观的威胁被“政治地理”所强化。波森认为，在“帝国”性质的政治单位解体时，原本偏好自保的族群一旦发现自身处于一种被包围状态，他们就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preventivewar）。
如何才能使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重新整合？“二战”后许多亚非新兴国家都做出了尝试。当“民主化”浪潮来临时，民主选举成为一个诱人的选择。民主的本意是通过选民之手，将分化的利益重新整合，对公共资源进行再分配。然而这看似简单而又合理的方法在族群分野严重的社会不但丧失了活力，还使得斗争制度化。当大众普遍认为选举是解决分歧的不二之选时，民主制度就被快速地赋以合法性。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未必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the Changing Society，1968）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化突如其来的负面效应：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时，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却尚未构建成熟；而此时大众已经被动员起来，他们的参与热情与有限的政治渠道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在族群分野严重的社会，民主所诱发的制度性矛盾往往会加重社会的离心力，而非李普塞特（SeymourLipset，Political Man，1960）所说的凝聚力。非常巧合的是，亨廷顿是霍洛维茨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在理论上霍氏又将现代性在族群政治中的表现向前推进了。
霍洛维茨总结，族群冲突对政党政治的主要影响在于某些政党以族群为基础的（Horowitz，2000：291），也就是所谓的族群性政党（ethnicparty）—它们几乎所有的支持力量都源自一个特定族群。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族群性政党并不由它的规模所决定，也与族群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支持它无关，决定性的因素是它的成员标准是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族群性政党一旦形成，这种单一的支持结构严格限制了作为动员主体的政治精英与作为个体的选民的选择范围和想象空间。族群分野的直接后果就是族群间的猜忌与不信任，在这种相互敌对的状态下最为“安全”的做法就是利用带有“基因”烙印的政党攫取国家权力，那么在选举中获胜并保持这种优势地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各个族群的主要政治目标。所以，我们观察到族群性政党往往打出一些针对性极强的口号：“团结所有僧伽罗人”“为马来人而战”“保护锡克人的权利”等。而反观正常状态下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政治精英总是设法弥合矛盾、取得更为广泛的支持，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也就更为多元化。那么，政党制度将冲突固化的机制是怎样的？行为体为什么在制度的作用下“无能为力”？更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党本身是多族群联合政党，有些政党领袖却宁愿使所在政党成为少数派也要将其他族领袖驱逐？
亚非国家的大部分政党是在殖民统治结束前夕建立的，族群问题并未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每当有分歧时，政党领袖会尽量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族群政党，但同时他们也察觉到在族群间“左右逢源”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如果设法获取多于一个族群的支持，他们很可能就会遭到本族群选民的抛弃，其结果就是被单一族群性政党击败；所以，他们会避免这种一无所获的情况发生（Horowitz，2000：309）。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族群间矛盾公开化之前，就会有族群性政党登上舞台，这恐怕就是政治精英们具有前瞻性的策略。霍洛维茨展示了多元化的政治动员在族群分野严重的社会是如何变得单一和排他的。为了佐证，霍洛维茨举了加勒比海两个曾同为英国殖民地的典型案例—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来进一步阐释对立社会中的族群性政党。一九五三年独立前的圭亚那有五个全国性政党和一百三十位候选人，其中七十九位独立候选人竞争二十四个议席。具有强烈左派倾向纲领和民族主义信条的人民进步党（People’sProgressive Party）同时吸引了克里奥尔人和印度人的支持，因此赢得了二十四个议席中的十八个。这个多族群政党似乎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然而政治精英间的分歧很快就造成了政党的分裂。伯纳姆作为克里奥尔人在党内的领袖，察觉到印度人控制着糖业工会（sugarunion），而自己不但没有一个这样的组织作为后盾，还不能保证获得本族人的全力支持。这种政治结构促使政治精英需要提前为自身的利益做出政治考量，也最终造成了多族群联合执政的失败。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特立尼达，我们看见一个代表城市克里奥尔人的政党——人民民族运动党（People’s National Movement）的出现，它是一个典型族群性政党。与它竞争的民主劳工党（DemocraticLabor Party）代表人口中的大多数，拥有广大农村地区的克里奥尔人和印度人的支持。在一九五八年的选举中，民主劳工党与人民民族运动党平分秋色，分别在南部和东部大获全胜。我们本可以看见一个两党制政体的稳固。但是，劳工党的胜利依靠的是占选民绝大多数的印度人，而克里奥尔选民只是赢得选举的一个必要少数。而当这个必要少数在党内的政治诉求不断加码时，劳工党领袖认为如果继续在族群界限上模糊不清，就会失去印度选民的支持。精英们的“站队”最终导致了特立尼达政党的族群化。霍洛维茨通过以上案例展现了政治精英在既定结构中会做出利己的算计。
霍洛维茨书中所描绘的充满争斗的族群政治与格尔（TedGurr，1970）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Why MenRebel）中提出的“挫败与进攻”机制不谋而合。但是，格尔以个体为分析单位，而霍洛维茨的分析单位则是族群；其次，霍洛维茨将“积怨”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发掘了族群集体行动的机制，展示了从不公、对比、怨恨与恐惧，最后到冲突的一整套因果链条。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霍洛维茨使用的是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它虽然能较好地揭示因果机制，但是会出现外部效度的偏差。所以，当冲突研究的范式在近些年转向“用数据说话”时，学者们对族群政治又有了新的认识。
格尔作为族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率先在马里兰大学建立了闻名于世的《风险中的少数族群》（Minoritiesat Risk）数据库，将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族群冲突都囊括其中。利用这个数据库，格尔本人也得出“政治精英的动员在冲突中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结论（Gurr，1993），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梯利（Charles Tilly）认为积怨理论应当加入“机会、资源”等机制的批评。但是，对霍洛维茨等人更激烈的批评，则来自经济学家，科利尔与其合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PaulCollier，1994，1998，2002，2004），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直接测量“不公平”与冲突的关系，得出冲突往往是由于所处社会的“机会成本”极低造成的，而“不公与冲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的结论。这种视角下，政治冲突和有所图谋的犯罪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比如，扎伊尔的叛军领袖就对记者说，“造反再容易不过了—你全部所需的也不过是一千美元和一部卫星电话而已”（Collier，The BottomBillion，2008：18）。这些“有力”的证据似乎让人“恍然大悟”，也让一批学者重新审视对冲突的理解。但是，科利尔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揭示出族群冲突中的集体行动。正如霍洛维茨在书中所问，“如果政治精英可以从中获利的话，如何去解释那些追随者的义无反顾？”（Horowitz，2000：140）并且，奥尔森（Mancur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1968）也告诉我们，理性的个体是不会自发地为集体的公益做出牺牲的。所以从本质上讲，科利尔将对个体的假设强加给了经过整合的集体，存在着分析单位的误用。这种方法论上的偏差呼唤一批聚焦族群研究的新的理论出现。
同样使用定量的方法、以国家政权为切入口，希德曼等人则利用全新的数据库“族群权力关系”（EthnicPower Relation，EPR）得出以下三个与族群冲突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因素（Cederman，Wimmer，Min，2010）：族群被阻隔在国家权力之外、族群具有较高的动员能力、过往与其他族群发生较多的冲突。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学者将国家视作权力的竞技场：因为不愿处于屈从地位，以族群为单位的行为体为争取国家政权而产生竞争和冲突。所以，当其他学者都忽略了“国家”这个重要制度安排时，希德曼等人成功地把国家“找回”。这也是族群—作为主体分析单位，第一次出现在族群政治的大样本定量研究中；并且“不公平”又重新被纳入冲突机制的考量中。
二○一三年，希德曼等人提出了“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inequality）的概念，随后将它与积怨（grievance）和内战结合在一起。从横向不平等到积怨需要经过“族群认知”“族群间对比”“不公正测评”“框释与指责”；而从积怨到内战会经历“动员”“声张与代表”。所以，当“反积怨”的声音在学界几乎占统治地位时，希德曼等人从方法论上进行了反思，并拿出一系列的实证证据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仔细观察后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里蕴含着霍洛维茨的影子。比如，“认知”“对比”等作为冲突的中间机制又出现了，我们可以把这些机制当作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而希德曼在此基础上的最大突破，就是加入了对族群的“大众动员”，从而最终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尽管在族群研究领域存在两种不同范式的争论，学者们仍然积极地努力“整合”观点和方法。这些尝试不仅让我们对族群政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必将对经验世界的政策制定起到积极作用。
（Horowitz，Donald L.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0）
作者：魏英杰
来源：《读书》2018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