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发现中国奇迹的根源
从历史中发现中国奇迹的根源史学家们常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tavros Stavrianos）的解释是：“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希尔（ChristopherHill）也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的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因为现在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过去的眼光也就变了。
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二十年。如果是四十年，那就是两代人的时间了。按照上面的说法，历史应当重写两次了。在刚刚过去的四十年中（一九七八至二○一八），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这些变化如此之大，值得我们多次重写历史了。
在这四十年的诸多变化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这期间所出现的“中国经济奇迹”了。一九八六年，柏金斯（DwightPerkins）写道：“十八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二百五十年的时间，才使得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他的这个预言，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在这四十年中，中国已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要真正认识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必须回看过去，从历史中发现今天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根源。而带着今天的新问题去看过去，历史才会复活，展现出新的面相，正如克罗齐（BenedettoCroce）所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带着新的问题去研究历史，就会看到诸多先前看不到的东西，正如顾颉刚早在八十多年前就已说的那样：“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在今天，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四十年中，经济史学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各方面（特别是数码科技）的发展，各种史料大量出现，以致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同时，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层出不穷，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虽然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最终是否可以成立尚需时间检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手段，使我们能够做到刘子健所说的“史采佳法”。
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加州学派”的出现和“大分流”问题的持久讨论为标志，中国经济史研究也进入了国际经济史学术主流，成为国际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成果不断推出，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大大改变了以往学界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在一些方面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共识，从而使得我们对历史上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有了更正确的了解。然而，这些新成果、新认识还主要局限在专业的经济史学家的“圈内”，大多数“圈外”人士对它们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晓。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努力，起到非常消极的作用。
经济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社会提供最新和最好的研究成果，从而改进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经济史的认识，从而使他们能够与时俱进，用新的眼光去看过去。然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学界还未做得很好，以致社会大众对中国经济史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四十多年前的认识上。
海外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万志英教授在《中国经济史》的导言里，对这些变化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大体而言，四十多年前西方世界与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关于中国经济史的基本认识，伊懋可（MarkElvin）做了总结和提炼，写成《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在这本一九七三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中，他将这些认识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处理，并有所发展，从而建立了一个关于帝制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和演变的系统阐释，成为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史总体认识的主要解释模式，奠定了海外认识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我早年认真读过此书，受益良多。后来和其他几位学者将此书译为中文，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近期出版。有意思的是，该书所描绘的中国经济历史演变的轮廓，也和中国国内经济史研究的主流看法高度契合。因此，此书可以说是四十多年前国际中国经济史界主流认识的集大成者。该书出版后，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不仅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该书的许多观点，而且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外出现的许多有影响的新理论〔如八十年代中国学界流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超稳定系统”论、九十年代美国学界出现的中国农业的“内卷化（亦作过密化）”论等〕，如果仔细来看，都可以看到《中国过去的模式》的影子，或者说可以从《中国过去的模式》中追寻到其学理的根源。然而，尽管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书的基本立论仍然建立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之上，把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讨论中国经济史演变的出发点。这个立场，在该书出版后的四十多年里，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今天诸多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放弃这种基本立场和建立在这种立场上的许多旧友的“共识”了。我二○○三年在哈佛教书时，和学生一起讨论该书的优缺点。学生对该书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和质疑。我把这些批评和质疑转发给伊懋可，他虽然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说该书是三十年前的研究成果，现在年轻一代能够提出批评，他感到非常高兴。在学界，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史学家，更对这种立场加以猛烈的批判。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虽然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推出，但像《中国过去的模式》这样一本既能够反映当时的经济史学重大成果，又能够适合从大学生到专业研究者的广大读者需要的中国经济通史，却一直未能出现。由于没有这样一部中国经济通史，所以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诸多已经过时乃至错误的观点，今天依然广为流行，甚至成为大众心中不言自喻的“定论”。因此，写出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当务之急。看到万志英的这部新作，也为学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等待了这么多年，学界今天终于有了这样一部著作。
万志英是一位非常勤勉的学者，早年从事宋代四川边疆历史研究，后来他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江南的城镇与民间信仰、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国的白银货币等，近年来更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之中。他关于中国货币白银化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史学界中具有领先地位，成为公认的权威。由于具有这样的深厚功力，加上他对西方和中国、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切了解，因此他的这部新作，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满足了国际学界对这样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经济通史的期待。正如他在《中国经济史》导言中所言，本书的跨度从青铜时代到二十世纪初，视野横跨近三千年历史，目的就是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目标已经圆满达到。
写作这样一部著作，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空前活跃，对中国经济史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阐释。这些阐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本书意在成为一部综合之作，因此万志英在写作中，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在任何他本人介入学术争论并表达自己的倾向之处，他都尽量承认不同观点，然后再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正如他所说：“我毫无疑问属于加州学派，但这种从属只是方法上的，而非视其为教旨，所以我也希望，在本书中我能够做到对相反观点的客观倾听。”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宽广的胸襟，方使得本书成为一部可以使广大读者全方位了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佳作。
早在四十多年前，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文总结“二战”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他说：在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史》的出版，不仅为专业的中国经济史学者开拓了眼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更好地摆脱“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和“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而且万志英也以流畅的文字和平实的语言，使得广大历史爱好者能够从中得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改善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在本书的读者和潜在的读者中，最多的当然是中国读者。因此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确是一件值得中国读者高兴的事。（《中国经济史》，万志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出）
作者：李伯重
来源：《读书》2018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