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与灾异老读三国
古代史官记录天文、物候乃至草木虫鱼等自然界反常现象，作为王朝兴衰、人事休咎之征验，称为祥瑞或灾异。这套天人感应的神秘观念几乎贯通二十四史，亦为中国古代叙史文本之一大特点。通常，这些记载在正史中分门别类列入天文、五行、符瑞各志。但陈寿撰《三国志》未列志篇（其他割据政权断代史大多亦无此体，如南北史及北齐、粱、陈诸史），祥异现象主要记录于帝王纪传。如《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二二0）三月“黄龙见谯”，就被作为魏王受禅代汉之征验。曹丕践祚后，本纪追溯其预言：
初，汉熹平五年（一七六），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
这“黄龙”即受命之符。人们可以说世上没有这种东西，但它存在于史官记述，更存在于官场乃至民间的流言与想象，犹似语言文字确立的鬼神系统。当然，它必须存在，因为这是曹魏建国合法性的标识。不仅黄龙，这一年还有其他祯祥相继出现。如，“夏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八月，石邑县言风皇集”。在沈约《宋书》符瑞志中，其间还见有白虎与麒麟。就在这年十一月，献帝禅位，曹丕即祚，改元黄初。按五行之说，曹魏以土德承炎汉之火，自然崇尚黄色，这是“黄初”作为魏国第一个年号的含义。然而，改朝换代的逻辑似乎仍在黄龙、白雉、凤凰、白虎和麒麟之类，这些瑞兽瑞鸟预示着天命神明之应。但看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所载禅代众事，诸臣劝进无不诉以祥瑞诸物，太史丞许芝更是列述图谶符命，亟言“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乃谓：
《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
许芝怕是黄龙、白雉之类还不够，又搬出蝗虫来加码。卢弼《三国志集解》讥之曰：“蝗虫亦为符瑞，则世无妖孽矣。”但卢氏称之符瑞实谬，所谓“今蝗虫见”，是由反面强调鼎革易祚之义。按《汉书》五行志：“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义），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疴……”所谓“介虫之孽”，《说文》释为“蝗，螽也”，乃“阳气所生”。许芝劝说曹丕别老是这么端着，倘违拗天命而失在过差，难免亢阳不义，眚灾迭见——蝗虫即其征验。
其实，曹魏代汉自是大势所趋（既成三分鼎立，“挟天子”再无必要），但曹丕很看重话语作用，登基前必须让人将劝进文章做足（裴注引述诸臣劝进之言连篇累牍，读来不胜其烦）。有意思的是，从献帝禅位诏书到大臣们的疏奏，都拿天文运势、祥瑞图谶说事，没人直言弱肉强食才是硬道理。后来孙权称帝前，同样借祥瑞大做文章——“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皇见”（《吴主传》），这样才让孙权心安理得做了“大皇帝”。这就是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也是史官笔下的文明法则。
龙，作为帝位与权力象征，在所有符瑞中尤其显得重要。《三国志》魏、吴诸帝纪传多有黄龙青龙见于某地记载，仅曹叡、曹髦、曹奂在位时就不下十余次。明帝时青龙见于摩陂井中，于是改年，又改摩陂为龙陂，曹毅还亲率群臣前往观看。《三国志》所录眚祥通常不作占验，但这事情显然被认为是吉兆。其实，是凶是吉还两说。卢注引《宋书》五行志曰：“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晋武不贺，是也。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废兴之应也。”其谓“晋武不贺”，是指司马炎太康五年有二龙见于武库井中，大臣刘毅以非其所处，劝帝不贺（《宋书》五行志五）。龙见井中之事，以前汉惠帝时就有，《搜神记》卷六引京房《易传》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不过，宋志未称摩陂之龙为“妖龙”，其谓：“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这是暗指司马氏专政，魏主困厄之应（确实，明帝及三少帝时黄龙青龙屡见，只有一次不在井中）。龙厄井中作为一种喻象，似乎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时指向另一种权力，预示着此消彼长的“并世盛衰”——在史家的宏观视野中，历史进程便是演绎被赋予神秘旨意的“五德终始”。
所以，史书上龙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改朝换代或是宫廷之变。但看《宋书》《晋书》五行志（二志记录三国时期灾祥最多），那些眚咎事验都被称作“龙蛇之孽”。古人以龙蛇并称，二者实视为同类。翻检《三国志》各帝王纪传，有一点让人颇感疑惑——其时龙孽甚多，却未见之于蛇。而《宋书》《晋书》各志所记蛇孽层出不穷，但不是在汉灵帝之前，就是晋宋之事，偏就不见三国这一段。这难免不让人猜想，三国时抑或蛇亦作龙，见之各处或困于井中之龙难道不会是某种大蛇？
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边，开篇第一个场景就是青蛇蟠于御座——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方升座，殿角狂风骤起，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帝惊倒，左右急救入官，百官俱奔避。须臾蛇不见了，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坏却房屋无数。
随之京师地震，海水泛滥。再往后则是雌鸡化雄，黑气腾空，白虹贯日，山崩地裂……这说的是汉灵帝时灾异不断，一切征验指向阉宦干政，盖因蛇孽既主兵灾，又是妇人之象（宦竖亦作“妇寺”）。于是，十常侍的宫闱之乱引出黄巾和董卓，继而十八镇诸侯开启分分合合之杀局……小说家梳理出这样一个层层推进的叙事脉络，起点即在于蛇见御座。这眼前灵异突现的景象，并非小说家虚拟，乃取自《后汉书》张奂传，如谓：“是年（按建宁二年，一六九）夏，青蛇见于御坐轩前，又大风雨雹，霹雳拔树，诏使百僚各言灾应。”之前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亦有传述，时间则在熹平元年（一七二），曰：“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是时灵帝委任宦官者，王室微弱。”可见故事早已在史家笔下生成。由灾象推衍人事乃史家常见笔法，其叙述逻辑自是将天意作为大前提。
然而，这个蛇见御座的故事亦见于《搜神记》，只是年代又往前推至桓帝时候，有谓：
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目：“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弃官遁去。（卷六）
《搜神记》成书年代虽晚于《续汉书》，但所述之事在桓帝即位时（一四七），大抵另有来源，未必采白司马彪。干宝笔下这个蛇孽奇象，相应验的是延熹二年（一五九）翦除“浊乱王室”的大将军梁冀。其事乃解决外戚擅政，可谓拨乱反正，与许多年之后“岁在甲子”的内外交乱不可同日而语。而《续汉书》《后汉书》将蛇见御座置于灵帝末年，串起十常侍黄巾董卓一系列乱象，自有其目的性建构。
凤凰被古人认为是“仁鸟”，亦是重要符瑞。《宋书》符瑞志关于凤凰的介绍最为详备（其文繁复，不录），又称：“唯凤皇能为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备文武，正下国。”看上去是满满的“正能量”。可是，犹似龙蛇一体之例，凤凰与某些大鸟亦常混为一谈。如，《吴书》三嗣主传：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有大鸟五，见于春申。明年，改元五风”。在吴人眼里，那种不知名的大鸟自然就成了传说中的凤凰。
可是，凤凰毕竟只在想象与传说之中。续志记章帝、安帝、桓帝、灵帝时多处见“五色大鸟”，时人以为凤凰，司马彪则视之为“羽孽”，引《乐叶图征》说：“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孽者四。”为什么是孽者而不是瑞者，因为“政治衰缺”（当时皆由黄门或外戚专权）。《宋书》五行志载录东吴大鸟之事，同样认为是羽虫之孽，是因为“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
孙亮改元五风后，第一年夏天就有令人匪夷所思之事——“交阯稗草化为稻”（裴注引《江表传》《搜神记》卷六）。杂草变稻粱，荒野成粮仓，岂非太平气象？但《搜神记》《晋书》五行志却认为是灾异，是“草妖”。在占候家看来，这变种孕育某种灾异。史家认定的事验则是孙亮被废，数年之后大将军孙琳以孙休取而代之。
可见，很难就一物而言祥瑞或是灾异。有时候明面看是龙凤呈祥，却被史官和占候家解读为蛇孽、羽孽或草木妖孽，自是找出昏君贼臣的某些烂事与之对应。这不能不让人作想，被视为表象的祥异与作为征验的史实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如何相关联？其实，好像没有什么规律性，祥异与史实之间是一片言语芜杂的开阔地，任由象征、隐喻、连类取譬的修辞手法充塞其间。
所以，究天人之际，难免凶吉参证，互文见义。就具体征象而言，要看从哪个方面解释，而史书记录的事验往往甩出一种脑筋急转弯式的解读路径——
东吴太平三年（二五八），孙琳废少主孙亮，立孙休为帝。《吴书》三嗣主传专门拈出孙休为琅邪王时的一则轶事，曰：“居数岁，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觉而异之。”孙休以藩国继位本属意外之获，这个“乘龙上天”的美梦自然被作为吉谶。可是孙休死后，大臣们不让太子（雨+單）嗣位，另立乌程侯孙皓，殊不知“顾不见尾”竟是凶验。孙休的儿子未能嗣位，恰好暗合那条缺了尾巴的龙，这种比附充满文学意味。
围绕孙休之缺嗣，另外还衍生出好几个段子。如传谓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此事亦见《搜神记》，这死人复生之验正是孙皓顶了太子雷。按干宝说法：“乌程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孙皓是前废太子孙和之子，原本是“废故之家”，这下不啻死棋走活了。另一则，又以衣服之制喻以孙休父子得位与失位，互见《搜神记》与《宋书》五行志。有谓：“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裾）一二。盖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象也。”上衣长，是说孙休占了大便宜；下衣短，则谓太子（雨+單）真是太亏了。
再看其事其验，有如谜面与谜底，故事生成即已指涉应验之史实。
天变星变以及其他自然异常现象，被认为是人事休咎的重要征兆，这些在《三国志》帝王纪传中亦自有记载，如魏明帝曹叡在位十四年间，天文事件就不下二十余起，《明帝纪》中有大量记载，《宋书》天文志载录更为详尽。《宋书》和《晋书》均以“惟记魏文帝黄初以来星变为天文志”，三国之事亦可备查证。更重要的是，二志所记星变多有占语和事验。如，太和四年十一月“太白犯岁星”，占曰“有大兵”，应占之事即来年春天诸葛亮再出祁山攻魏。青龙二年二月“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战”，乃是年四月，诸葛亮进据渭南，东吴亦起兵应之。五月“太白昼见”，亦以蜀吴连横伐魏为事验。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归结于太白主兵。如明帝时多见“太白昼见”，按《史记》天官书之说，“（太白）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又曰：“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晋志释义抄此）由此可见，在史官和占候家的符号学中，太白又喻示某种居于次位的挑战者，其时外指屡屡北伐的诸葛亮，内指司马氏势力之崛起。
天文占候是综合日月星辰之宿度、躔次、分野、明暗、盈缩以及时间等诸多因素做出占察，似乎是很专业的技术套路。古人以日月五星为七曜，五星即岁星（木）、荧惑（火）、填星（土）、太白（金）、辰星（水），此外还有更多的星宿，如北斗、太微、轩辕、二十八合（宿），等等。自太史公著天官书以来，史官们一直悉心记录和研究这些天体与人事之关系。据晋志引述，东汉史官张衡有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法：“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就是将地面上之蠢蠢庶物系命于天象变化，以日月星辰为天意之机枢，而世间一切只是呈现“体生于地”的物质形态。虽说占验祥异的一切招数皆与易学衍生的“数术”有关，但涉及天文经星尚有一套专门的知识内容，那就是以神秘主义的自然崇拜确立的推步之术。汉儒所谓“天人合一”，实质上是一种去主体化的思维方式，那些有关天文占察的整套技术更以“知识”门槛建立其话语权威。
让人稍感诧异的是，三国时期的星变少有祥瑞之说，通常是报忧不报喜。如，魏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人太微”，晋志日：“人主有大忧。”第二年五月曹丕就死了。景初二年，秋八月癸丑“有彗星见张宿”，宋志日：“为兵丧。张，周分野，洛邑恶之。”何焯断言：“天将除曹氏矣。”（《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不过其时距司马炎受禅尚有二十七年之久。又如，吴赤乌十三年，夏五月“荧惑入南斗”，晋志日：“荧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孙）权薨，是其应也。”魏、吴二国此类恶谶甚多，不遑具述。
但事有例外，蜀汉却见两度星辰吉兆。先主传建安二十五年，刘备称帝之时，诸臣照例鼓噪一番劝进说辞，上言称：
（建安）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自、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入主。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
此际未见黄龙、凤凰之类，以岁星为受命之符，倒也自创一格。晋志称：岁星“人主之象也”。蜀臣所谓“五星从岁星谋”，是以义者为王，亦如汉志所说：“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星）以义……五星若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刘备由此承祧汉室，还赚了个有“义”有“德”的名声。
《后主传》所记一事亦颇为奇怪，即景耀元年（二五八）“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云云。景星被认为是瑞星，又曰德星，自然是吉兆。《史记》天官书有谓：“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晋志引刘叡《荆州占》列瑞星四种，一曰景星，二曰周伯星，三曰含誉，四曰格泽，但三国天文记录中仅有景星见于蜀汉这一次。刘禅昏聩无能之君，倒也做了四十一年皇帝，是三国在位最久的君主，这大概就是所谓“有道之国”的事验。可是，景星出现五年之后，蜀汉就亡了。
对比魏帝、吴主诸纪传充斥祥瑞灾异的记录，先主、后主在位四十三年却唯独出现景星这一次，其他妖星（孛星、天枪一类）一概不见，亦未有蛇孽、羽孽、草孽、虫孽之灾。这事情好像怎么解释都不对。
蜀汉缺少祥异记录，按陈寿说法是诸葛亮施政简率，不置史官，没人载录这类名堂。但景星之见明明出自史官报告，可见蜀中并非没有此职。况且，蜀汉官员中更有周群、张裕、杜琼一千占候家，而诸葛亮、谯周都能计算星守躔次，星变灾异他们岂有不知？
天地盈虚，蜀中如何无消息？这是后世学者颇为疑惑之事。
粗略统计，《三国志》诸帝纪传所述祥瑞灾异凡一百三十六事。其中曹魏五十九事（曹丕九，叡二十八，芳九，髦八，奂五），蜀汉二事（刘备、禅各一），东吴七十五事（孙权三十九，亮、休、皓各十二）。这些肯定不是全部事况，此外诸臣列传也有若干记录。
如，《吴书》诸葛恪传所记朝会之日，诸葛恪出门时“犬衔引其衣”（之前有服丧者入其屋中，又有白虹绕其车船），果然被孙峻所害。宋志、晋志皆谓“犬祸”。
又如，《魏书》王凌传：“（嘉平）二年，荧惑守南斗。”毌丘俭传：“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王凌、毋丘俭起兵反叛，都以星占定计。可是他们没搞清楚星象的含义就贸然行事，以史官的看法他们都是逆天意而行。
祥瑞，或灾异，主要是鉴证帝王治国之绩，故而《三国志·武帝纪》未载录此类事况（曹操是被追谥“武皇帝”，其时仍用汉献帝年号）。不过，《武帝纪》建安五年提到关于曹操的一则吉谶，即官渡破袁绍后，追溯早年预言——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
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
五十年，而（曹）公破（袁）绍，天下莫敌矣。
这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事其验的长镜头颇有恢弘之感。
由祥瑞或是灾异导引历史进程，无疑是一种建构性的似乎带有合法化功能的叙史话语，看上去是先验的思维方式，却有着元叙事的基本特征，因为所有的占验都可以根据史实来设置，所有的史传事验都是史家已知的谜底。撰史者以为自己站在某个制高点上，俯瞰熙来攘往、兴衰无常的人世间，将王朝兴替的文章捋过一遍又一遍。当臆构已经成为本体，冥冥之中那个看不见更摸不着的主宰者仿佛就在身边。
在许多自然现象还不能解释的时候，这一切就像是真的，就像某个哲学家所说，是一种无法被证伪的“真伪”。
作者：李庆西
来源：《读书》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