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风把你吹来：从福建到东南亚
东南亚华人自己编写的历史文献，极为罕见。早期华人识字率不高，而且多为下南洋经商，商人重利轻文，少有文字留存。近现代以来，傅吾康、陈育崧、苏尔梦、丁荷生等学者发掘了一大批华人碑铭资料，并结集出版，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少有十六至十七世纪的留存，而且碑铭的叙事模式，基本是歌功颂德为主。早期华人自己的记录，还有另一种文类，就是华人知识分子创作的赋体诗文，不过这类文体含有太多抒情夸张成分，干货不多。从这个角度看，印尼华人历史文献《开吧历代史纪》（下文简称《开吧》）显得极为珍贵，这一编年体史纪由早期华人自己编撰，记载从一六一0至一七九五年间华人在巴达维亚（华人称为吧城，现为雅加达）的开拓足印。英文译注本The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the Kai BaLidai Shiji and OtherStories新近由具有悠久历史的荷兰莱顿Brill出版社出版，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和厦门大学聂德宁合作译注。既然是译注本，除了翻译部分，注释就占有很大比重。两位教授多年研究成果和观点渗透其中，可以说，每个注释都是一个发现。所以，对东南亚历史和华人华侨史有兴趣的读者，读到译注本无疑会有许多惊喜，同时，如果把英译本与《开吧》正本一起研读，收获更大，可以深入认识早期华人在东南亚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肌理。
这个英译注本源于四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会面。包乐史回忆起这次奇遇，还相当兴奋。他当时在日本京都大学修学，学期结束准备回荷兰，途经新加坡。他跟随一位研究文学的学友拜访南洋史地专家许云樵先生。这位学友想了解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南洋如何遇害以及遇害地点，当许先生得知当时的小包研究华侨史，便请他多坐一会儿，自己起身从房内搜出《南洋学报》（一九五三年第九卷第一辑），那里面刊有他校注的《开吧》全文。许先生自己一直想翻译成英文，可惜文本中混杂多种语言，特别是荷兰文，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许先生说，有可能的话，一定要翻译成英文版，才能发挥《开吧》的史料价值。
后来，包乐史和他的老师发现了吧城另一重要史料——公馆档案，他与厦门大学一批研究者花了很长时间校注《公案簿》（至今出版到十五辑），《开吧》英译本搁浅了。直到二0一二年十二月，包乐史再次应邀到京都大学访学半年，他请聂德宁一起到京都着手译注工作。之后他每年到厦大两次，专题商讨《开吧》译注出现的一个个难题。二0一六年暮冬，我到阿姆斯特丹拜访包教授时，看到书桌上摆放着一堆校注资料，他感叹这个项目比预期复杂得多，好几次想放弃。二0一八年三月他又到厦门做最后修订，我们见面时，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总算解决了积郁多年的心头重负，实现了许云樵等老一代学者的愿望。
《开吧》手抄本流传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作者佚名，译注者推断写作者可能是吧城公馆（一七四二年开始荷兰殖民者委任华人的自治机构）的秘书，大概成稿于一七九三年，因为只有秘书才能掌握一般人看不到的资料。而且，从书写的特点来看，后三十年记载比较详细，也较少差错，似乎是作者亲眼所见，并有意收集相关资料。作者的身份能否再缩小范围呢，这一点相当困难，毕竟资料实在不多，我看译注者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他们还找出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收藏的一块牌匾，记载从第一任甲必丹（华人首领，也称甲大）苏鸣岗到黄绵光的简要事迹，而一七四。年红溪惨案仅一笔带过。译注者推断，作者应该是以此为框架展开《开吧》的记载。所以，作者有可能是作为秘书的吴缵绶。当然，这不是结论，毕竟没有足够的依据。
不过，从《开吧》叙事的特点来说，秘书所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作者时时兼顾吧城的两个主流群体，即荷殖当局和华人领导阶层。作者以“祖家”称荷兰王国，表现尊崇之意，而对最近几任甲大的善举流露出溢美之辞，行文时刻处于克制和权衡之中。特别是关于红溪惨案的评述，比任何华人自己的记载都详细很多，但是对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的残暴行径，有批评也有保留。从这样的叙述语态看，作者应该是隶属于公馆的公职人员。
作者是谁？可能永远是一个悬案。但是，把目标锁定在公馆秘书，一个或几个受过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华人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切人口，我们至少可以由此推出《开吧》的阅读对象及其传播路径。《开吧》就像现在地方政府编修的“地方志”，往高处想，是可以作为“资治通鉴”看待的，也供知识分子研究参考之用。可想而知，读者主要是公馆里的行政人员和极少数的华人知识分子。所以，研究者发现的最早几个版本，并不是印刷本，而是手抄本。据译注者介绍，在《开吧》成书后的半个世纪，至今发现五种抄本。根据许云樵先生《开吧历代史纪》“弁盲”所言，《开吧》手抄本有四种，但实际上应该有五个抄本，因为当时许云樵先生没有提到康奈尔大学藏本《开咬咾吧历代史全录》。
那么，两位译注者选用哪个手抄本为底本呢？许云樵校注采用的是莱顿大学收藏的手抄本《开吧历代史纪》，这是当时发现的最好抄本了。而康奈尔大学抄本《开咬咾吧历代史全录》应该是至今发现最早的抄本，数字记录使用的是苏州码，也叫番仔码，这是中国早期民间“商业数字”。从时间上判断，康奈尔大学抄本早于莱顿大学抄本，更少有后来手抄者的修改痕迹，两位译注者选用的就是康奈尔大学抄本作为底本。
《开吧》按编年体方式展开叙述，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以编年史为基本体式，作者离不开对重大事件的关注，比如，历届总督和甲必丹的委任与继任。值得一提的是，《开吧》虽然作为地方资政文献，却不会像地方志那样，板着一张面孔，它不按财政、水利、造船、风俗……分门别类。孔子提倡写史要有“春秋笔法”，在自然叙事中表现出作者的旨趣和态度。《开吧》作者似乎也抓住了这一特点，尽力用简要笔墨，表现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人物描写没有模式化和脸谱化，形象比一般的编年史更生动、丰满。所以，《开吧》里描写的苏鸣岗、郭郡、颜二观老婆、抬棺人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开吧》作者在描述事件时，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像是秉笔直书，不隐讳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看法。比如，一位甲大不会写字，作为文化人的作者提到他就带有轻视的口吻；另一个甲大很高调，就任典礼搞得像过年一样，一年后故去，作者就在语气上带有因果报应的嘲讽。还有一个武直迷（华人官职，管理孤儿院）做事不够仁义，作者甚至诅咒其“无后”。这种主动权掌握在书写者手中的“地方志”，有其陌生而可爱的一面。
正是这样朴实而率真的描述，给译注者带来很多难题。文本夹杂着闽南话、马来文、荷兰文等多种语言，还不时运用中文古字、异体字、俗字以及当时通行的“简体字”，还有许多生造词语……作者显然是在吧城土生土长，至少生活多年，才具有融合多种语言的能力。中荷两位译注者必须回到当时的语言环境，查对各种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比如“土公”，其意为殡仪人员；比如“生理”，其实是做生意的意思。还有多种货币单位的表达也让人头痛，比如《开吧》里常用的“只”，翻译为cent，就是“分”“几分”的意思，现在闽南口语还时常出现“仙”“几仙”。还有，荷兰语duit（一文钱），在闽南话中有“铜镭”一说，与“只”“占”“仙”的意思基本相同，《开吧》常常混合使用。
除了语言的混杂，官职、时间、器物、称谓等专有名词也相当复杂。比如，甲必丹任职的时间记录，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存在着时间差，大约相差一年，这应该是委任书在海上来回漂流的时间差。许先生在其注本中似乎就忽略了这一点。好在，现在两位译注者在书后做了详细附录：历任荷兰总督的荷文名、中文名，就任时间的西历和中国年历；历任甲大的中文名、荷文名、荷兰任命时间。还有，常用的专有名词，也以马来语、闽南语、荷兰语列表说明。这样一来，我们在查对人物、时间、专有名词时，就可少走很多弯路。
值得一提的是，译注者为了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历史背景，还译介了几乎同时代华人知识分子关于吧城的相关文本。难怪，书名中还包括了“andOther Stories"。附录译注的“其他故事”作为全书第三部分，分别是程逊我《噶剌吧纪略》《蔡新传》（节选），王大海《海岛逸志》（节选）及顾森《甲喇吧》。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这些文本毕竟是游记或赋体，与《开吧》相比，史料价值需要打折扣。但是，作为资料互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开吧》的历史背景和史料价值。
王大海的《海岛逸志》算是最有“故事”的。他在漳州漳浦成长，应邀到吧城当私塾先生，在三宝垅、北胶浪也居住过一段，时间是一七八三到一七九三年。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一八0六年付梓的《海岛逸志》，从文体上看属于文人游记，他有意描绘华人在异域的传奇故事。比如，他笔下几个女性形象就遗留着《列女传》的痕迹：富裕华人连捷公于一七三八至一七三九年在吧城任武直迷，一七四0年在红溪惨案中遇害，其妻不愿成为权贵之妇，投江自尽；另一位“列女”，虽然是番婆，但在丈夫回闽南不幸身亡后，她坚持携子回婆家伺候年迈公婆。
与王大海同为漳浦老乡的程逊我，也在吧城当私塾先生，生活年代更早一些，从一七二九到一七三六年。他曾中过举人，比王大海文化地位更高一些。回到唐山（华人对祖国的一种习惯称呼）后，他于一七四一年在北京遇见时为翰林院编修的蔡新，也是漳浦老乡。蔡新听闻红溪事件，急切想听程逊我说说吧城情况，结果程逊我写出来的是《噶喇吧纪略》，虽然多少反映当地华侨社会的情况，但还是传统文人的游记。后来，当方苞问蔡新是否应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时，蔡新回答万万不可，这不仅伤害地方百姓民生，也影响中央财政收入。乾隆时期，关于是否禁止与南洋贸易的争论，作为文献保留在中国第一档案馆，译注者把这两个文献翻译成英文，让读者了解清朝政府海疆管理政策以及对海外华人的态度。
其实，关于吧城的文献，还有一篇作品与之密切相关，即清末学者陈乃玉的《甲喇巴赋》，译注者在导论中几次提到，但并未列入英译注本的附录。据译注者说，《甲喇巴赋》通篇为赋体诗文，译成英文，恐怕无法准确传达作者本意，只好作罢。
什么风把你吹来？这是我老家东山岛的问候语。东山岛在明清之际还隶属于漳浦，我也算是王大海、程逊我、蔡新的小老乡。我知道，风向和风力对航海人太重要了，因而这句话才成为我们的口头禅。读着《开吧》原本和译注本，我头脑中一直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吧城华人生活始终受到一种自然力的制约，这就是季风。一年一度的季风，在三四百年前慢慢塑造了吧城及吧城华人的日常生活。
每年二三月，华人乘着强劲的东北季风，从月港出发，顺风南下，二十多天到达吧城。然后，就留在这里做一船货物的买卖，清仓了就到赌场，等着五六月西南季风吹起，他们才“闻风而动”，扬帆驶回福建。所以，福建航海人离不开一本航海针经——《顺风相送》，这本书记载着从月港到“东西洋”的海上航行指南（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当然，打算长期留在吧城开启新生活的不仅有福建人，也有一些广东人，大家一样要“看天吃饭”，等候一年一度季风到来。只有唐山商船来了，才有生意可做。可以说，季风决定了华人在吧的生活节奏以及殖民当局的管理方式，从这个视角去看，是不是可以看到《开吧》更丰厚而真实的一面？
吧城兴建初期，居民远远不足，需要大批工匠、店员、面粉师、殡仪业者……荷兰殖民者等不及从唐山南来的平底船，毕竟每年才一次来回。他们到万丹等周边地区，企图拉拢华人到吧城，当然受到万丹人的强烈抵制，收效甚微。首任甲大苏鸣岗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人手和生意的问题。糟糕的是，他就任的第一年唐山商船根本没到吧城贸易，城里四五百户人的生计已成问题。一六二0年苏鸣岗亲自回福建动员，他老家就在月港附近的同安，然后等到东北季风到来，他才与七艘福建商船一同浩浩荡荡回吧，一举奠定了他的威名。
荷兰人在吧城站稳脚跟后，每年都要趁东北季风到来之前，拍卖各项税种，一般在十二月三十日左右，出钱最多的人获得第二年征收权。税种很多与华人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密切相关，比如米税、宰猪羊税、酒税、糖税……当然，也少不了赌场税。一六六0年所列的七种税收，赌场税排在第二种。《开吧》记载了一七四三年税种达到十六项，灯烛、磨面粉、斗鸡都纳入在内，赌场税从来不缺席。华人以爱赌出名，主要原因，就是对西南季风的漫长等候。
明清时期，官府要求福建外出男子必须已婚，因为下南洋至少耗时半年，有的甚至遥遥无期。年轻人出发前不但先要成亲，还尽量让老婆怀上孩子，这样，男人们就多一份对家人和故土的牵挂。对大海另一端的吧城来说，一个只有光棍的世界，是多么可怕！荷兰殖民当局允许并鼓励新客落脚后，与当地番女结合。当然，如果能与先期到达的华裔后代成亲，那是更好的选择，可是机会很少。但不管怎样，他们生下的后代，统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
长途海上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特别是对妇女，但是有一个人却愿意接受挑战。《开吧》里面记载了鲜少发生的新奇事件：一六九九年，一位闽南女子，随丈夫乘船到吧城，本来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没想到却被当成稀世之人。荷兰人还请她到衙门做客，引起众多人围观。不少人前来欣赏唐山女子的缠足，这在吧城是难得一见的。三五个月以后，这位妇女又乘西南季风回闽南了，到岸即被出首，还连累数人被杀，因为十七世纪末的清朝时期，官府不准女人随同男人远洋出行。
漫长的季风季节，使多数华人回不了唐山，吧城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六五0年荷兰殖民当局以空地不够用为借口，不准华人死后葬在公司原先墓地。郭训、郭乔等人合议兴建一块华人公墓（义冢），两兄弟出面呼吁唐人捐款，于是开辟东边公墓区，请一名“土公”专门管理。此举“堪称致治邦家，恩及孤魂”（荷兰资料解释，系因旧墓地用完，只好另找一块）。我们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当时华人居留吧城日益增多，如何妥善解决生死问题，成为华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六九0年按郭郡倡议，在吧城成立美色甘（Meisegan），即孤儿和医疗等救济机构，此举荷兰人在二十年前已经在本土实施。郭郡意见受到当局的肯定。救济机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吧城华人一些后顾之忧，随之，也带来一些新的麻烦。有一名叫邱祖观的武直迷，一七。五年他要求所有华人的奴婢死后，交缴一定费用方可出葬，如果私自下葬被查，罚款二十五文。一七二一年他死后，“丧脚”不给他抬棺材，好说歹说抬走了，半路想不通，又把棺材扔在路边。后来，甲大出面恳求，也白费功夫，只好请当地番人过来帮忙，才送他最后一程。
《开吧》不时向我们展现了朴实的生活细节，这样的记录，让我们可以探寻早期华人日常生活的足迹。在热带地区，华人一般不穿鞋袜。可是，一六六。年十二月底公堂竞税时，要求衣冠端正，有一个叫王旺的富人偏偏不理这一套，他赤脚直闯公堂，也许是实力不凡，居然没人阻挠他，而他还竞得照身票。
随着华人在吧城人口的增多，中医在吧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一位中医受到洋人很高的礼遇。一六八一年荷兰总督回荷兰，点名吧城著名中医周美爹同船，当他的贴身医生。到荷兰后，他为周美爹安排了一个独立居所，不但衣食无忧，还有专人伺候。第二年周美爹随船回吧城。之后，吧城引进的新客目录，总少不了中医师一项。
或许是作者的朴实，《开吧》不掩饰在吧华人对人物的真实看法。《开吧》对首任甲大苏鸣岗大加赞赏，而对第二任甲大，却一句也不愿提及。史学家总是善于发现人物之间的缝隙，译注者在导论中这样分析，原来第二任甲大是林六哥，只是他的身份为穆斯林，书写者有意回避，不让其载入史册。另外，作者还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番妇，甲大颜二观老婆为“猫厘之妇”，颜二观因病突然辞世，老婆继承职位（一六四八），她行事有点像武则天和吕太后，“如男人行仪，公庭断事，亦颇明快”。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又抨击“女子焉能称甲”，“每逢经期到时，即推病不出”，“妇人为理国政，阴阳反悖，邦之将丧”。竟然将女性的生理期都拿来说事，而且与“国政”放在一起理论。
我的阅读和思考路径，明显受到布罗代尔“长时段”史观的影响，试图撇开历史中的政治事件、英雄人物，关注历史上缓慢变化的事物和人物，比如港口、运输、气候及其与行动者的关系，这种结构在一两代人的生存过程中可能是看不到的，它是缓慢发展的，甚至可以理解为接近静止地运动。作为地理因素的季风，就是这样在二三百年问影响着华人的生活和交流。当然，关注了“长时段”的同时，布罗代尔把视点瞄向“日常生活的结构”，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是历史本身的基座。带着这样的视角，关注华人的柴米油盐，以及沿街店铺、赌场、秤屋、磨面店等，而不只是干巴巴的制度分析，是不是让我们更能触摸到早期华人在吧城独特的生活面相及其背后的社会脉动呢？
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蒸汽船从欧洲开到东南亚，机械力取代了风力，华人的日常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原先按二十四节气生活，当他们到达东南亚，如何适应和调整新的节奏？还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大航海时代的人们到达亚洲时，如何应对时间的问题？如此多有趣的问题待我们去发掘和探索。而《开吧》及《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这类罕见的华人自己编撰的历史文献，正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资料，反之，思考这样的问题，也有助于发掘这些珍贵历史文献被遮蔽的意义。
（《开吧历代史纪》许云樵校注本，载于《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新加坡，一九五三年；The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the Kai Ba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Translated，edited，andannotated by Leonard Bluss e（包乐史）Nie Deniug（聂德宁），Brill，Leidon，2018）
作者：陈天助
来源：《读书》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