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 贵阳谜城
招商中心外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一条广告片，华尔街、伦敦金融中心反复出现。尽管大多数写字楼还在装修阶段，有的甚至处于空置状态，但这并不妨碍旁边招牌已经立起：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区块链创新发展基地。
高楼与玻璃幕墙组成的“贵州互联网金融特区”—贵州金融城—位于省会贵阳的观山湖区，大数据、金融、区块链……各种流行词汇出现在这里的各色标牌上。
这是与贵阳老城气质截然不同的一片崭新区域，身处其中，你很容易忘记这里属于战略目标直到2020年都是“扶贫攻坚”的贫困省。
从贵阳龙洞堡机场到市区，一路上也充满了类似的冲突感。一栋设施完善的高楼背后是一片荒地；白天热闹的园区在六七点过后一下归于平静，连打车也变得困难；一个体育场突然孤零零地出现，而距其两三公里内，可能都找不到一个居民小区；离龙洞堡机场仅5公里的双龙数据中心，你需要给有十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开导航，因为“这块太新了几乎没有来过”，虽然它已修建了近5年。
在贵阳，馒头一样的山丘插在楼宇之间，见缝插针地抢占着城市的一席之地。由于喀斯特地貌分布太过广泛，贵州成了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和房屋多依山而建的“山城”重庆不同，贵阳是在“山”之间找平地建“城”，“山”与“城”分割。
这样“地无三尺平”的贵阳，几十年间几乎都浓缩在以大十字和喷水池为中心的南明区和云岩区。狭小的城区让贵阳登上了全国“省会城市城区面积最小”排行榜的榜首。贵阳人不说“去哪儿”，喜欢说“走哪儿”，因为太近了，去哪儿“走”着都能到。
在老贵阳人江兴的记忆中，其生活半径就是从合群路、喷水池到大十字，步行半小时几乎可以到达中心城区的任意一点。“密度特别高，城市特别小。”江兴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江兴目前是贵州财经大学传播系的一名教师，在本地生活近40年。从大十字到喷水池不到1公里的距离，集中了江兴前二十多年几乎所有的消费娱乐，“我以前常会觉得，哪里有走路到不了的地方？”
密集度极高的房屋排布，让老城区布满了“咔咔角角（guo）”，其地位之于贵阳，就像胡同之于北京，石库门之于上海。方言“咔咔角角”指极为狭窄的巷子，窄到仅能容纳两人并肩，也有犄角旮旯的意思。抬头就是一线天，有时甚至看不到屋顶。
极小的市中心内，房子几乎门对门，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型共享住宅。如果一个院子里住了多户人家，其场景类似目前的生活真人秀。洗菜时收音机会公放，邻居之间彼此熟知对方子女的教育、婚姻状况，邻居的亲戚就像自家的亲戚一样熟稔。
400万人口的贵阳，GDP常年在全国倒数第五、第六名徘徊，但堵车指数在2008年排到全国第8。和其旅游宣传口号“爽爽的贵阳”联系在一起的，是“堵车的天堂”。以至于后来观山湖区、乌当区等区域开始发展，城市的边界拓宽多倍后，老贵阳人依然会习惯性地把离开市中心叫“出城”，即离开被九门四阁包围起来的云岩区和南明区。与之相对比的是“进城”，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如果要去中华北路、喷水池等繁华路段，司机们通常更愿意绕道而行。
狭小的城市加上地处西南山区，其结果就是闭塞。长久以来，这座城市和外界缺乏足够的对话。没有对话的结果是无法输出，贵阳一直是一个被猎奇者。在贵阳做本地生活与商场展览生意的杜亚眉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她在外地读大学时，经常会有同学问她各种奇怪的问题，比如少数民族的饮食与行为习惯。
创客空间C-Shop的发起人刘俊雄也记得，十多年前的一档知名综艺节目中，主持人把嘉宾介绍念成了来自“贵阳省贵州市”。“我们当时已经习以为常，反正周围的外地朋友对贵阳市和贵州省都搞不清，这在2008年以前很常见。”刘俊雄常要花时间和其他省份的朋友解释贵阳在哪里，“西藏还有‘世界屋脊’能让人记住，贵阳什么都没有。”刘俊雄显得无奈。
刚从广州回到贵阳时，刘俊雄总奇怪为何这里从来不用硬币。他2001年去广州念书，当时全国已流通1元硬币，而直到他2008年回到贵阳，当地人还普遍使用纸币。他总结了原因：除了使用习惯，硬币流通快，找零方便，而纸币容易坏，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经济活力不足。在他的记忆中，贵阳只有很短一段时间用过硬币作为零钱支付，然后便迅速跃入了手机扫码支付阶段。2017年后，贵阳和其他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一样，公交车和地铁也同时开通了扫码支付。如果从金融业银行的分布来看，从前的贵州只有四大行，2008年之后，本地的贵阳银行才抬头，目前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制银行都已开设网点。
从广州回家后，刘俊雄发现业余生活无比“贫瘠”。他当时做了一个统计，在豆瓣上海，未来一周的活动可以超过2000个，而同期贵阳一周的活动不到40个，每万人拥有的活动数量和上海相差9倍。同样，大麦网的演出数量中，上海有近400场，而贵阳只有10场。“这就是贵阳人消遣娱乐只能打麻将喝酒的原因。当时我想告诉大家，你的生活是多么没有选择。”
这也是他之后做创客咖啡馆的原因之一，希望通过组织活动帮助他人拓展眼界。“如果城市都如此没有活力，需要人才的大数据怎么发展得起来呢？”刘俊雄说。
转变从2013年年底开始，随着新任领导的到来，贵阳提出大数据战略，随后升格为省级战略。普通公司人或许听过“大数据”这个词，知道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信息化”的代名词，但很难说清大数据到底是什么。一位当地政府职员在试图说明“贵州大数据影响生活”的主题时，所举的例子是“美团外卖都可以智能推荐”。
尽管本土的大数据产业尚未具体影响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接受《第一财经》杂志采访的十几名采访对象几乎都认为大数据战略的落实带动了贵阳的经济发展。
“大数据”作为新的城市标签已嵌入到这座城市中，与其说“大数据”是贵阳的新产业，不如说它是一种新的世界性语言，让贵阳拥有了与外部世界对话的能力。也正是这样的能力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这座城市。
2013年之后，贵阳的GDP呈现出双位数增长，增速连续4年位列全国省会城市第一。2017年，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GDP排名中，贵阳排在19位，但增速达到11.3%，是唯一一个达到两位数增长的城市。
与此同时，基建设施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狂奔着。贵州目前是全国首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衔接贵阳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密度已经像蜘蛛网一样全方位发散，通到了9个地州市，也打通了周边城市的“3.5小时经济圈”。从贵阳出发，一到两小时内能通到省内城市，从贵阳到成都、重庆、昆明，以及东南部的广东和香港，4个小时内基本都能辐射。
在贵阳城内，最直接的改变就是新城崛起，观山湖区的道路与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就像是为大数据产业所做的配套。人流大量涌入，商品房大量建设。5年间，观山湖区的房价从最初的4000元/平方米上涨至近1.2万元/平方米，涨幅相当可观。由于贵州本地地理因素，合适的建设用地有限，集中性的超大楼盘成为本地特色之一。以“亚洲第一大盘”花果园为例，该小区建筑面积1830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的3个天通苑，6个回龙观，一个楼盘目前的容纳量已经接近40万人，相当于1.5个县城的人口。
密集的建筑导致了狭窄的楼间距，虽然新建小区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贵阳城市居民的基本居住环境，但代价也很明显：由于没有公共交通，花果园社区常年处于堵车状态，这也造就了“城中城”的城市奇观。同时，由于花果园距离老城不远，房价不高，这里成为流动人口密集之地，其中有一整栋高楼的玻璃幕墙外挂着几十家酒店的标志，是当地有名的“炮楼”。
杜亚眉认为花果园社区就像是一个小型城市，拥有自己的运转机制，“它的商场根本不用做展去吸引客流，因为当地居民就足够了，外面的人也不会到它那儿去。”
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交通造就了贵阳。早在2011年7月，为进一步控制贵阳市老城区内小汽车的增长速度，《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开始实施，贵阳成为当时少数几个实行汽车限购的城市。
同样，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给修建地铁带来了更大的难度，目前，贵阳只开通了一条地铁道路，虽然2013年就获得批复，但直到2018年年底才建成通车。在一份内部流传的地铁规划中，时间表停在2060年—地铁要打通并不容易。
但新的环线道路与BRT的通车，已经让贵阳的堵车指数从第8掉到了2017年的第17位。BRT还顺势连接起了两个超级大盘—南部的花果园和东部的未来方舟—缓解了开放社区的出行拥堵。不过在贵阳街边，招手即停的“黑车”依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大数据产业无法解决地理环境的掣肘，也暂时解决不了拥堵问题，但它带来的上述这些基础设备配套，已经让贵阳的城市活力以及人的面貌发生改变，贵州的城市标签也逐渐多样化。
凯里人、青年电影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与《地球最后的夜晚》如今成为贵州最好的城市宣传。2018年年末一部同样以贵州独山县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四个春天》也广受好评。就如同当年贾樟柯电影中的汾阳一样，凯里乃至贵州开始被熟知与关注，在社会文化讨论中有了自己的位置。
其实此前陆川的电影《寻枪》就选在贵州拍摄，王小帅的《闯入者》也与贵州三线建设相关，但电影中的贵州背景在当时完全被忽视。这一次，贵州能引发关注也并非毕赣的一己之力，背后隐藏着贵州自我上升的商业和文化能量。
能刻入贵阳商业发展史、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依然是承载着一代人回忆的大十字商圈。中环路改造后，大十字商圈荣光渐退，商业气氛逐渐南移，喷水池商圈逐渐取代了大十字商圈的繁华。随后，观山湖区的金源世纪城、鸿通城，横跨南明区的花果园购物中心、元隆广场等呈多点状崛起。
星巴克的入驻，对于贵阳的商业发展有着标志性意义。贵阳是全国星巴克入驻最晚的城市之一。在2014年之前，贵阳都没有一家星巴克和一家麦当劳。而当时，星巴克已经入驻了全国近40个城市，包括三线非省会城市柳州等。
直到2014年，这个精于选址的咖啡品牌才终于落地亨特国际广场，并在2017年开出了“甄选”门店。《第一财经周刊》曾报道过《星巴克选址的秘密》，指出门店选址数据在宏观层面显示的城市对商业资源整体的吸引力，一家品牌店选择在哪儿开店，背后是其对城市商业空间扩展潜力的判断。
穆志薇第一次感知到贵阳“像一个大都市”，也是从亨特国际广场的开业开始的。她是WorkFace贵阳的社群召集人，在意识到城市活力起来后，她组织了一些和贵阳新青年相关的城市社群活动。和传统商场拥挤的过道不同，亨特像是2.0版本的shoppingmall，类似广州的天河城，空间挑高更高，过道和空间也更宽敞明亮。并且它引入了书店和影院，让人们不再只为了购物而去商场。
2017年，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鲜生在贵阳开店，这是该品牌在西南地区的第一家店。随后，2018年，盒马进一步将大西南区总部落户贵阳。
“那你认为目前城市的发展和大数据相关吗？”
“现在吗？当然。”刘俊雄毫不迟疑。
2015年对于贵阳颇具纪念意义。这一年，数博会召开，马云在会上喊出了那句流传很广的金句：“如果你错过了30年前的广州，不要错过现在的贵阳。”贵阳第一次站到了全国的舞台上。此后每年的数博会，以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为代表的BAT梯队从未缺席。
改变刘俊雄观点的倒不是马云这句话，否则听上去似乎也太容易了。刘俊雄在广州创业时养成了看时评节目的习惯，并保留到了返乡后。2016年年底，他看到台湾时评节目《少康战情室》的评论员唐湘龙在谈到未来技术趋势时，列举了无人驾驶、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几个关键词，并附上了一句，“大数据要看贵阳。”
“当时我很兴奋，起码我发现贵阳不会像以前一样被甩在后面，或者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起码贵州登上了舞台，这个角色还不能被忽视。”刘俊雄对《第一财经》杂志补充道，“如果这是一个学校的颁奖礼，贵阳以前是只能在下面羡慕别人的差生，现在终于能露一露脸，站到台上说说话了。”他又接着说，“以前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是政府在拿钱打水漂，现在我认为这个钱砸下去肯定还会冒点泡的。”
刘俊雄把贵阳的经济增长比作一个炉子，三个阶段的三把火，让经济不断燃烧。2008年金融危机后是第一把火，4万亿元救市资金把基建提上了日程；2011年中央文件支持贵州发展是第二把火，加速了基建的落实；第三把火才是2013年年末的大数据顶层设计—每一把火，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内生的商业能力与行政力量共同塑造了现在的贵州。
PIX无人驾驶公司是贵阳本地的明星技术公司，拿到了来自硅谷的天使投资。公司创始人喻川告诉《第一财经》杂志，PIX选择贵阳的原因很直接，可以拿到政府提供的各种补贴，最重要的是当地能提供自动驾驶试验场地的道路，测试团队可以在一个面积达上万平方公里的园区内测试，这在其他地方难以实现。
在贵州发生的和大数据相关的一切，其实都带着中国一贯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色彩。
具体的平衡与尺度并不好把握，不免会有“过火”事件发生。例如，在贵州，部分学校的学生被要求穿上配有跟踪芯片的校服以监测其行为，人脸识别摄像头可以抓拍学生的短视频，并将这些视频实时上传至相关App供教师和家长观看。如果学生在上课期间离开学校，该系统将发出警报。
不过，在一个处于低位、又不断寻求上进的非敏感省份做这种试验，能避免一些来自民间的“质疑声音”，留出了容错空间，以“先行先试”为国家大数据的发展探索新的出路。
周林2013年就到贵阳考察过，当时他受政府工作人员邀请来谈一谈“大数据是什么，能怎么做”。考察一圈之后，他放弃了政府提供的创业优渥政策，比如免房租、提供高级人才公寓拎包入住等待遇，还是决定回北京研发大数据营销系统。在他看来，当时的贵阳并没有做好准备，无法跟“大数据”攀上关系，“比如你几乎招不到人，有这些硬件设备又能做什么呢？”
不过在2017年的数博会后，周林改变了想法。随着4届数博会的名声在外，他发现目标客户开始对贵阳产生了兴趣，“我们觉得应该是机会来了”。2018年年初，他带着团队再一次到贵州考察，拜访了几十家客户后，敲定了来贵阳开分公司的计划。
作为一直是人口净流出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近几年外迁的贵阳人口在逐渐回流，并吸引着像周林一样的外来“贵漂”，其中还有不少海外归国的大数据人才，比如资产证券化公司高登世德，其6位创始成员均来自海外，在贵阳做研发，然后去北上广做项目。PIX团队也寻求类似方式，在本地研发试验，融资则到北上广与硅谷。
有投资人也曾问过喻川，在贵州能招到合适的人才吗？“难度不小。”喻川的回答很诚实，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喻川已经决定2019年在硅谷以及中国的一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以此招揽更多人员。
有大数据企业高管向《第一财经》杂志表示，在几年前，他们的招聘要“连哄带骗”，比如让大数据工程师和贵阳的分公司签署合同，但实际派遣到贵阳，是以“出差的形式”。因为一旦说了要常住贵阳，人才可能会被吓跑。但近一两年情况好转很多，公司中外地来黔常住的入职者比例越来越高。
无论喻川的解决方式，毕赣的受追捧，还是贵阳自身大数据的发展，都展现着如何将本地经验与更大趋势融合。在行政力量与民间活力的作用下，贵州的大数据试验就如同毕赣在电影中营造的梦境，只是，答案仍像谜一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周林为化名
作者：陆佳裔高海博
来源：《第一财经》2019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