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郭沫若的烦闷
一九二二年，一名普通的青年季庆仁发表了一篇名为《烦闷》的文章：“二十世纪之社会，乃一流动革新之社会，乃一新陈代谢之社会，旧道德破产矣，而代与之新道德，则尚在异说纷呶，莫衷一是……仰而呼天，而天不答我；俯而诉地，而地不应我；四顾茫茫，谁可与语？呜呼！处境至此，其精神痛苦当何如？烦闷。”文章中诉说的痛苦与烦闷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多数青年的心理写照。
早在一九一三年底，为缓解在国内因所学非所用而产生的焦躁情绪，青年郭沫若选择去日本学习医学。这是郭沫若第二次选择学医，于他而言，这次确是“认真想学一点医”，为国家和社会做些切实的贡献，与之前“在国内投靠军医学校的心理是完全两样的”（《我的学生时代》）。为此，郭沫若毫不犹豫地合弃了浸淫已久且与其性情更相接近的文学。当然，这种选择并非个例，当时许多青年都如郭沫若一样，在个人爱好与救国需求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如创造社早期代表成仿吾出自造兵科，郁达夫先学军科而后转学经济，张资平则在地质科学习，他们都迫切地希望借助所学的现代知识，将“八大强”像汤圆一样一口一个吞下去（《黑猫》）。弃文从医的选择与救国的强烈愿望使郭沫若暂时摆脱了心理上的苦闷状态。
大学开学之后，郭沫若便投入到医学的学习中去，但对尸体的解剖与幻想却刺激了他的文学灵感，于是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在学习过程中，郭沫若又接触到了歌德、泰戈尔等人的作品，被压抑的文学兴趣重新被唤起，创作了不少新诗。一九一九年暑假，郭沫若通过所参加的“夏社”接触到了国内最具有革新气象的报纸——《时事新报》。他欢欣鼓舞地将他所写的《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等新诗投去，均被同样有着泛神论倾向的副刊主编宗白华采纳（《创造十年》）。成功的喜悦愈发刺激了郭沫若的创作欲，也为他带来了诗歌创作的爆发期。与此同时，他的医科学习却因身体原因遭遇了重大打击。少年时的一场重病使郭沫若落下了双耳重听的毛病。随着对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的深入学习，这个身体缺陷所造成的弊端愈发明显，这使得郭沫若深深地觉得“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创造十年》）。对文学的狂热，使郭沫若对医学愈加憎恶，他再一次陷入极端的苦闷中。
为消解这种烦闷，郭沫若决定放弃医学，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创办纯文学杂志，为“五四”后的新时代张目。此时的郭沫若对“五四”后国内的新气象抱有极大的好感，认为她“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简直就和他的爱人一样（《创造十年》），而日本的文艺界在他看来有着很强的文化隔膜。因此，郭沫若迫切地想回国施展拳脚，但由于妻儿、学业等诸多因素的牵绊而未能成行。
一九二一年春，郭沫若心中的烦闷再一次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转学至京都的文科大学，这一决定遭到了成仿吾的反对。成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创造十年》）。郭沫若虽听从了成仿吾的建议，放弃了转学的打算，却终日不进学堂，只是读些文学和哲学类的书，以舒缓心中的矛盾与纠结，消解心中累积到无以复加的烦闷。尽管成仿吾反对郭沫若转学，但他和郭沫若一样烦闷、彷徨和动摇。不久之后，成仿吾便率性地放弃了临到头的毕业试验，领了归国路费，满腔热情回到国内，欲在泰东图书局文学主任的职位上大显身手。郭沫若亦丢下妻儿，休学和成仿吾一起回国筹办纯文艺刊物。在归国的船上，郭沫若一扫之前烦闷的状态，直言得着了“新生”的感觉。
在历经“左也是漶漫，右也是漶漫”的彷徨后，郭沫若最终重新走向了文学。
归国后，对文学抱有巨大热情的郭沫若却发现办杂志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泰东图书局既不给成、郭二人发放聘书，也不议定职位与薪水，无奈之下，成仿吾回长沙另寻出路，郭沫若则留在上海筹备杂志的相关事宜。据《郁达夫传》所言，在与泰东方面僵持了几个月后，郭沫若直截了当地向经理赵南公提出出版一种纯文艺杂志的计划，竟得到了许可。在郑伯奇看来，这与郭沫若二十年代以来在新文学领域的地位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此前，郭沫若已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女神》《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天狗》等一系列新诗，在青年中影响颇大。青年小说家王以仁经常“反复地诵读着《女神》”，并认为“《女神》是现代生活苦闷的结晶；同时又是反抗恶社会的鲜明的旗帜”；闻一多则盛赞《女神》是唯一能捕捉“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的作品（转引自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199页）。可见郭沫若当时在新文学革命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但盛名之下的郭沫若依然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
在得到泰东方面的允诺后，郭沫若满怀希望地奔波于上海、日本之问，积极筹划此事，最终创造社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成立，次年五月《创造》季刊正式出版。此后，郭沫若的生活和意识便开始以创造社为中心。一九二三年春，郭沫若医科毕业后，毅然携妻挈子返回上海，投身于创造社的工作。他自言因听觉不灵放弃做医生，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对于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以及想通过文艺来为中国的新文化事业做出贡献。此时，创造社的几位元老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齐聚上海，于当年五、七两月先后创办《创造周报》和《创造日》，造就了创造社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但泰东方面的态度依然如故，创造社成员仍然面临生存问题，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创造社脱离泰东为止。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反复提到，“最感痛苦的就是没有钱用”，“我们不曾受过他的聘，也不曾正式地受过他的月薪。我们出的书不曾受过稿费，也不曾算过版税”；在用度告罄时，“自然也跑到泰东去，十块五块地要”，虽是应得的报酬，但“总觉得在讨口一样，有些可耻”，以致创造社最终脱离泰东被郭沫若描述为奴隶对奴隶主的革命。这种模糊的身份及没有固定薪水的困顿生活，终使郭沫若等人感到难耐、厌倦、烦闷，也使创造社成员之间产生了裂痕。
《创造日》原本由《中华新报》的主笔张季鸾提议创办，郭沫若曾因《中华新报》的政学系色彩而主张拒绝，但成仿吾、郁达夫却认为，《创造日》既可与《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相抗衡，还可缓解外来的众多稿件，又能利用额外的编辑费补贴生活。最终，少数听从多数，《创造日》于七月下旬诞生，由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三人负责（《创造十年》）。三个月后，郁达夫欲赴北京大学接替陈豹隐的统计学教师一职，对此，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写道：“达夫应该把他的使命放在文学上，何必去教统计？”“讲师的地位不大冠冕，何必屈就？”郁达夫走后，《创造日》的维持成为一个难题，创造社亦慢慢显现出萧条的迹象。最终，《创造日》于一九二三年十月下旬停刊，《创造周报》也在办满一周年之际停刊。
郭沫若在创造社的发展问题上屡次与成、郁的意见不同，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郭沫若对文学抱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火热，纯粹以文学为其职志与使命，不愿文艺沾染金钱、政治等外在因素。但理想终归是理想，郭沫若并不能摆脱困顿的生活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在郁达夫北上之时，郭沫若也走到了他人生中的十字路口。在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中，主人公爱牟即是郭沫若的化身，他一方面是要养活“几个肉体上的儿子”，一方面又对“几个精神上的儿子”断难割合。但在创造社成立后，“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贫困的生活最终逼迫着爱牟的妻儿折回了日本。这种与至亲的分别使爱牟倍感煎熬。而爱牟所负责的杂志，即将办满一年，但这最后的三四十天在爱牟看来却如同有期徒刑一样，他大声喊道：“甚么叫艺术，甚么叫文学，甚么叫名誉，甚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甚么都不要了。”
物质生活的匮乏使郭沫若认识到自己并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或思想家，因为这不仅需要有相当的天才，也要有相当的物质。同时还使郭沫若生出了理解下层民众的同理心。他决定放下从前那种“高蹈的精神”，更加“亲近民众”（《孤鸿》）。“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郭沫若心理上的转变同样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他决计“把头埋在水平线下，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改变从前那种拒绝“眼前的一切”，“昂头天外”的态度，多创作一些反映民众真实生活的作品（《到宜兴去》）。更为重要的是，困顿的生活使郭沫若深刻领会了物质条件对精神生活的制约，他认为：“时代的不安迫害着我们的生存，我们微弱的精神在时代的荒浪里好像浮荡着的一株海草。”（《孤鸿》）这些领悟又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由此，爱国青年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更多了一些憧憬。
《创造日》停刊后，郭沫若在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等关系时的矛盾心态更加突显。不同于创造社初期对纯文艺的坚持，郭沫若此时对现实政治已起了极大的兴趣，并有了自己的一套认知体系。实际上，一九二二年时，郭沫若在与孤军派接触后，便对他们所主张的护法及不流血的革命等主张不太赞同，他“倾向于革命”，认为“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而“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创造十年》）。在为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郭沫若更明确地指出，由于武人专横及外来资本家的压迫，“中国的政治局面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这要求文学不仅要表达出对个性、自我的追求，还要表现出对资本主义文学的反抗，更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这也正体现了郭沫若的矛盾之处，他虽然已经感知到社会对政治的普遍需求，却未将这些“比较进步”的政治主张与其文学活动联系起来，他的呼吁也明显处于口号阶段。正如他曾在《创造周报》上大声疾呼“到民间去”“到兵间去”，但吼出来后发现自己仍蜷居在民厚南里的楼上。这种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与实践上的知行不一，使郭沫若逐渐失去了对文艺的信仰，内心感到矛盾与分裂。
此时帝国主义势力在欧战后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借机萌发的嫩芽几乎全盘被拔去。国内却仍在大小军阀的控制下内乱不止，这不仅妨害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更给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带来了直接的伤害。在内乱外患的双重夹击下，郭沫若也体会到“没有所谓艺术的象牙之塔”，他“依然是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二00六年版，179页）。创造社初期那种对自由、个性及自我的追求，开始从郭沫若的意识中心转移至边缘地带，而马克思主义则逐渐由他意识的边缘转移至中心。
一九二四年四月离沪返日前，他特意从灵光先生那里借来了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原本，准备做系统的了解并将其译成中文。郭沫若曾自言此书的译出“在他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使他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从死亡的暗影里救出”，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孤鸿》）。自此，郭沫若不仅对社会经济有了系统的认知，而且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他将文学分为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昨日的文艺只是“得占生活的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明日文艺的出现则以社会主义的实现为前提，那时有文艺天分的人才能得到“自由完全的发展”，真正的纯文艺才能出现；而今日的文艺则是“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因而“只能是革命的文艺”（《孤鸿》）。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郭沫若跨越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问的鸿沟，从文学革命转向了革命文学。许多人对此并不理解甚至持反对态度，但郭沫若认为自己从前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矛盾之处（《文艺家的觉悟》）。仔细推究可以发现，这种转变与郭沫若思想中一向存在的激越向上的反叛精神有关，这种反叛精神贯穿于他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一九二五年，郭沫若在自传体小说《湖心亭》中写道：“要解救中国，要解救中国人，除非有一次彻底的兵火！不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圆了寂的凤凰不能再生。”（《水平线下·湖心亭》）这实际上与他早期的诗作《凤凰涅槃》立意相近，即必须彻底破坏过去，凤凰才会重生，新中国才会降临。
郭沫若本人也在马克思这一“知识渊博的先觉者的指引”下，重拾对文艺的信仰，在精神上进入了一种安定的状态。他不再犹疑、彷徨，并且断言“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家的觉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为郭沫若提供了拯救中国的“整套的蓝图与道路”，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进行社会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96页）。为了实现目标，他一方面与“醒狮派”“孤军派”进行笔战，努力破除民众对国家主义的迷信；另一方面，他将一九二五年重新创刊的《洪水》杂志从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逆转了过来，整个改变了后期创造社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阵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郭沫若将对个人苦闷的关怀提升至对民众苦闷的关切及对国家前途关切的层面上来，从而摆脱了之前曾有过的个人的、渺小的苦闷。
作者：陈闯
来源：《读书》201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