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十年终成卷幕后诸君是英雄
谈到《鲁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不能不提到冯雪峰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集》（一九五八年版）的四位编注者——孙用、杨霁云、林辰、王士菁。除了冯雪峰因病于“文革”中去世，四位先生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一九八一年版《全集》的工作。但其中只有林辰先生的书信集公开出版了，书名用的是先生的本名诗农，且提及《全集》事较为翔实。这些有关《全集》的书信除去两封是致老友姜德明、王锡荣，略微交代了一下外地出差的行程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给儿子王山鹰、儿媳贺丽华的，因此下文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收信人都为王山鹰、贺丽华。这主要是因为林辰认为在他的四个孩子中，王山鹰“在气质上，在学问的兴趣上”都最接近自己。这些信件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一九八一年版《全集》漫长而曲折的出版历程，记录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与心境。
一九七一年五月八日，林辰在信中第一次谈到出版《全集》的可能：“关于出版工作会议，有人说还未闭幕，要开到五月初。传闻周总理曾到会作了重要指示……问《鲁迅全集》为什么不印，不出售？有人回答：因为里面收有几篇瞿秋白的文章。总理说：‘这是因噎废食！’……总理提示：老弱病残凡是可用的，都要用。”信中提及的“出版工作会议”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开始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是一九六六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首次召开的全国范围的专业会议，由于要讨论的问题太多，原定计划只开两周左右，最后竟拉长到一百三十八天才结束。林辰在写这封信时，出版工作会议确实“还未闭幕”，听说“要开到五月初”，最后是直到七月三十日才结束。当时林辰已经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消息渠道经常都是“传闻”，虽然他的朋友圈决定了这些“传闻”往往有根有据，但也有误差。事实是，周总理并未到会，但确实于四月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两次在中南海接见了出版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针对封存《全集》的做法，总理批评道：“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这种“传闻”仍生动再现出“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某种交往，信息是无法封锁的，仍在潜流。
林辰在信中预测“会议以后，看来出版工作很快就会走上正轨的”，“可能出版口会陆续调一些人进京”。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林辰是对的。一年后，一九七二年十月，林辰由干校返京，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工作。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中，林辰写道：“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新版已陆续出版，年内可出齐。这是照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旧本重排的，收著作、翻译和一部分古籍，没有注释。注释如何搞，由一些什么人来搞，上面一直没有指示，不知何日方能开始运行。”实际上，一九七一年出版工作座谈会已将鲁迅著作出版列入国家出版计划。据张小鼎回忆，早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开始，鲁编室就多次向姚文元请示编注全集，“结果他们不是拖延未予回复，就是阻挠刁难”。一九七二年周总理要送一套《鲁迅全集》给尼克松，一九五八年版因为注释有“历史问题”不能用，只好改送一九三八年版。有关部门遍觅不得，好不容易才在鲁迅博物馆库房里找到一套精装本。事后人文社请示重新排印一九三八年版，除个别地方作注或删减外，总体基本保持不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部出齐，这就是一九七三年版《全集》。因为不需要做注释工作，林辰显得有点消极，信中说：“对这工作，我已逐渐放弃参加的希望，将来由一些合适的人来搞自然更好。我现在是集中精力编辑《鲁迅辑录古籍丛编》。”
这种状态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改变。人文社“自己动手于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先行组织社会力量，将鲁迅著作的二十多种单行本注释工作开展起来，其协作单位遍及十三个省、市和自治区的二十多所高等院校中文系与某些研究单位……又因当时很多工作都要搞‘三结合’，所以这些单位又白行物色联系相关工厂、部队、公社组成众多‘注释小组’”。“三结合”注释组的成果提交给人文社，需要专家审稿、指导修改，这样林辰就忙碌起来了。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信中写道：“我工作相当忙，因为看病，有些急需处理之事，也搁下来，我很着急。上礼拜和王仰晨同志去保定（河北大学）、天津（南开、天津师院）走了一趟，了解这些院校注释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情况。”一九七五年七月十日的信中再次提到：“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不是全集），我们分别交给社外的工厂、部队和高等学校，请他们用三结合方式进行注释。现在有极少数已搞出初稿，有的交来几篇样稿，有的派人来京商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接待和提意见的。所以工作的确忙。”
然而正如括号中特意注明的，这还不是新版《全集》，后者的启动还要等待几个月，需要等到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之后才行。林辰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的信件中详细而准确地谈到此事：“去年十月下旬，周海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关于鲁迅著作出版等要求，主席于十一月一日批示，赞成海婴所提各项意见，并将他的信印发政治局讨论。信的概略是：要求出版新编的有注释的《鲁迅全集》……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属北京市，要求改归国家文物局领导；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有关的鲁迅资料等等。国家出版局和国家文物局为了落实主席批示，拟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共同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内容大致是：新《鲁迅全集》的注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在一九五八年十卷本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要求在一九八一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前出版（还有四五年时间）……鲁迅博物馆由文物局接管，调南开大学李何林为馆长，以曹靖华、唐瞍、周海婴、戈宝权、孙用、林辰等为顾问（在孙、林名下加括弧，说两人须参加全集注释工作）。这个报告已经中央批准。李何林同志已到馆。”周海婴给毛泽东的信件全文登载在爱辉县《读点鲁迅丛刊》一九七七年创刊号上，信中概略无误。从笔者所得出版局、文物局的报告抄件来看，林信也基本不差。林辰提到在孙、林名下加括弧备注的细节，报告中也确有其事。报告被批复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至此一九八一年版《全集》才算正式启动了。
一九八一年版《全集》经历了由延续“文革”时期的组织方式——工农兵“三结合”到“专家组”的形式的演变，由“征求意见稿”到定稿的编注流程，这些在林辰信中也有很好的展现。在上封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的信中，林辰接着写道：“国家出版局为了执行主席批示，自四月廿三日起，召开一个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邀请部分有关省市宣传部负责同志，大专院校和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参加，由于‘五一’前北京招待所很挤，座谈会先在山东济南开，‘五一’节后再移至北京。出版局的意思是把《全集》注释工作委托一些省市宣传部门，由他们将任务分配给当地学校或工厂的三结合小组，最后交到出版社汇总，再进行讨论、修订，然后定稿。我预定本月二十日赴济南。”一个会议分作两段，在两个地方召开，信中说是“由于‘五一’前北京招待所很挤”，但真正原因恐非如此。荣太之在《（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中提供了另一种看来更为合理的解释：“会议本拟在北京召开，因为天安门前的‘四五’事件，‘四人帮’追查‘谣言’、追查‘反革命’，又说为了‘安全’，不允许‘五一’前外地人进京，会议只好分两段开，第一段选了离京较近的济南。”会后出版局写就《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汇报给国务院，后者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部委，要求参照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进展速度”。
此后林辰工作的节奏也明显加快。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信中，林辰写道：“我自六月初起即不在朝阳门出版社上班。因为外地承担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的单位，将先后派人来京修改注释稿，出版局在虎坊桥十五号（工人俱乐部的右边）找了一所房子，安排他们在那里工作和住宿，我们也到那里去和他们一同讨论和修改。整个鲁迅著作编辑室都搬去了。”信中还提到了《全集》注释的工作流程：“六、七两月，我和中山大学来的两位教师已将《而已集》的注释修改完毕，他们已带回广州，俟省委审阅后，即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再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拿到北京最后定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各单行本均照此方式进行（中大同志希望我参加广州的修改，但未必能去，因为一本接一本，不会让我走开）。”
这个流程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是地方“三结合”的注释组提交初稿，人文社专家和注释组成员代表在京或到当地讨论修改，而后省委审阅，印出征求意见本，然后征询各方意见，再度修改，最后到北京定稿，正式出版。先出注释单行本，而后整体出《鲁迅全集》。
流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当时“文革”还未结束，《全集》单行本的注释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地方都很重视，因之注释还要经过“省委审阅”。信中提到中山大学的同志“希望我参加广州的修改”，林辰最后还是去了，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的信件中，林辰告诉王山鹰、贺丽华自己的行程：“我于三月七日晨离京来穗，八日晚平安到达。这次是因中山大学中文系搞的《而已集》注释即将定稿，他们要求出版社派人参加，并且希望我能来穗，社里决定另一同志和我来……我们的工作是参加注释稿的讨论、修改。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下午两点半至五点半，时间还不算紧。”这次去修改定稿的其实已经是《而已集》的征求意见本了，后者已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出版。《而已集》注释稿工作重心随后由广州转到北京。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的信中，林辰写道：“我回京已有一个月了，老想给你们写信，但从广州带回来的注释稿我还须再看一遍，作些修改，然后交领导复审，还另有一些工作要做。”信中可以看出，林辰负责的是初审环节，而后领导复审。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信件来看，领导是指李文兵，本来按照原计划，《而已集》的注释即将完成，“八月中旬，我重新又把《而已集》的注释看了一遍，认为可以发稿，交给李文兵同志，原来说他再看看，就发排”。但突然有了转折：
出版社原定今年底要出鲁迅著作单行本四本（包括《而已集》），想不到国家出版局对鲁迅著作的注释体例和进行方式，又有新的考虑，指示出版社暂缓发稿。九月中，王子野同志（出版局第二把手）来虎坊路座谈，他说，看了一些已经印出来的注释征求意见本，觉得注释文字太繁，议论过多；每篇必有题解，有很多都说得不中肯，牵强附会，不合鲁迅的原意。他主张，注释文字要简明精炼，少发议论，不可任意发挥；题解不做，全部删掉。……他说单行本已经分给许多学校、工厂注释，不动算了；至于全集，则要收回自己搞，像现在这样一个单行本号称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参加注释，如果全集也这样，那怎样能保证在一九八一年出版呢？……他让我们把单行本的注释修改两本出来，上报出版局，局里面看后，认为可以了，就把体例定下来，搞好一本发一本。
原来的“三结合”组织方式被打破，《全集》改为全部依靠专家的力量。注释的体例也发生变化：过去“文字太繁，议论过多”，要改为“简明精炼，少发议论，不可任意发挥”；原来“每篇都有题解”，现在全部删掉。这其中，关于题解的动作最大，原有的题解统统作废。林辰在信中是支持王子野意见的，认为这些意见“都很好……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肃清‘四人帮’形而上学的流毒”。
国家出版局突然改变计划，这应与胡乔木的复出有关。根据程中原的研究，一九七七年四五月间，邓小平再次复出已成定局，“五一”节后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登门拜访胡乔木，恳请其主持新版《全集》的注释工作，胡乔木欣然同意，正式复出。其后十二月二十日胡乔木与林默涵等进行谈话，对为什么不做“题解”的问题做了解释：“因为对一个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有不同的探讨和解释……而‘题解’写在原著上，则变成了法定的解释；‘注释’解释名词、用语，是客观的，作者本人无须对它负责，‘题解’解释命意，就变成强加于作者了。”大部分参与注释者都同意这种意见，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始终不认可这种做法。如李何林就一直坚持认为将“题解”全部删除是《全集》的缺点、失误，他在一篇生前未刊稿《新版（鲁迅全集）的优缺点》中认为，题解“到一九七八年被有权者删去；他们的理由是应该商榷的”。
李何林等毕竟是少数派，国家出版局的新指示很快贯彻下去。林辰进入注释的定稿阶段，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的信中写到自己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修订《故事新编》注释的工作还未完，目前又放下来去参加《呐喊》注释的审改会，常常是整天开会，中午在办公室沙发上休息三四十分钟，午饭也吃不好，傍晚回家，连看看报纸也没有精神了。《全集》预定一九八0年底出版，现在参加工作的有秦牧、冯牧、周振甫、陈涌等，都是借调来的。”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的信中则提到注释定稿的流程：“现在我们工作紧张，每天上下午我都上班，因为已进入讨论注释稿的阶段，林默涵同志要我和秦牧、冯牧、王仰晨等五人负责审定工作，我们须开会一篇篇进行讨论，所以我不能在家里办公。我们审读、修改后，林看一遍，由他送给胡乔木作最后审定。胡看完以后，就可以发排了。”注释的定稿不仅要经过人文社审稿小组的审改，还要经过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最终把关，这样多轮的高等级的审读在中国现当代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离出版只剩一年多，林辰写道：“我们的工作仍很忙。后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领导和方方面面有关人士，都希望届时能出版新《鲁迅全集》。我们人力不够，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差，原来只准备后年开始出版全集的头几卷；而现在要求一下全部出齐（共十六卷），困难是很大的。……国家出版局负责人王子野同志，曾来出版社和我们开座谈会，大家都表示希望后年能一次出齐，但要充实人力，改善工作条件。目前正考虑到一些大学和研究机关借调人员，调来后再接洽招待所之类，必要人员住进来工作。”其后如信中所说，人文社从各大学、研究机构、出版社等单位借调了一批专家进京，集中住在人文社宿舍定稿，“大战一九八0年”。当时热火朝天、日夜奋战的情形留存在参加注释者的记忆里，林辰的严谨认真是公认的，在何启治的描述中，“往往在会议主持者说‘这条可以通过了吧’的时候，他会习惯地把右手往前一伸，正色说：‘不行！’然后再分析、推敲，直至从内容到文字都使他满意时，你才能从他苍老而带有倦容的脸上看到轻松的笑容”。
百忙之后，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特意安排大家到北戴河放松一下，这时候《全集》各卷都已发排，只剩一些收尾工作。林辰在七月十二日的信中记述道：“我于昨天（十一日）下午二时到达北戴河，住在‘中海滩宾馆’南二楼，两人同一房间。……我们二十日回京。”在这里休假，林辰仍想着工作，“因为在这里只有十天，做不了什么事，所以我只打算把一篇介绍新版《鲁迅全集》的文章想好，打个腹稿，翻一翻注释，寻找几条（十条以上）难得的较好的注释作为例子。文章写好后，拟送报纸发表，报纸版面有限，最多五六千字，所以要写得少而精”。这里提到的文章便是九月二十三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写在新编（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在致徐斯年的信件中，林辰略带伤感地写道：“鲁编室已正式与五四组合并而成五四文学编辑室，室中设鲁迅组，仅李文兵、陈早春、王永昌、小陶和我共五人。小王已于上月二十日回沪，准备本月一日去鲁迅纪念馆上班。老包因上海户口问题已解决，亦于上月廿七日赴沪，办理手续，明年三月再来京，到近代史所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回沪。陈琼芝同志定本月内回延边。”一九八一年版《全集》已经于八月末全部出齐，鲁编室因任务完成，被合并进五四文学编辑室，一直在人文社坚守到最后的王锡荣、包子衍、陈琼芝也各有去处。因为鲁迅先生而聚集起来的各路“豪杰”风流云散，再聚首已是二十年后，那时候包子衍不幸早逝，林辰先生也已入耄耋之年了。
作者：黄海飞
来源：《读书》201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