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法国的独特性？
何为法国的独特性？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休谟说，十八世纪的法国是女性的国度。在这个启蒙时代里，优雅聪明的女性主持着沙龙，凝聚着不同的见解，促成智力与道德的和谐。托克维尔则让人们看到，旧制度的中央行政集权制塑造了法国独特的民情，让法国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命运多舛。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莫娜·奥祖夫也致力于探究法国的独特性。在《革命节日》这部“多重旋律交织”、位于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交汇处的名著中，奥祖夫借助扎实的档案资料，叙述了革命者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九年间为创建新法国所做的悲怆努力。不过奥祖夫并不满足于叙述历史。她以哲人式的深邃，从这段历史中觉察到了法国革命的激进性背后的唯意志主义。人们会猜测，在诊断了法国的病因之后，奥祖夫会以凝重的哲学笔调，继续探究法国如何走出唯意志主义的泥沼。然而并非如此。事实上，奥祖夫以一种相当轻盈的方式，借助《小说鉴史》和《女性的话语》这两部令人读来兴味盎然的书，呈现了法国的自我救赎之路。就这样，一贯喜爱“在文史哲三门学科的十字路口做研究”的奥祖夫，用她的三部曲，巧妙地回答了何为法国的独特性这一经典问题。
在十九世纪末之前，革命节日很少引发历史学家的兴趣。多数历史学家只用寥寥数语记述它们，并且语带嘲讽。十九世纪末，时值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准备完成政教分离，对革命节日的研究升温。著名史学家奥拉尔和马迪厄曾就革命节日进行过研究和争论。不过，与其前辈史学家一样，他们断言革命节日总体上是失败的尝试。的确，联盟节、理性节、最高主宰节与共和历法早就“与革命本身同归于尽”了。那么，奥祖夫为何还要研究它们呢？在她看来，革命节日的历史很好地呈现了法国的独特性。
在《革命节日》中，奥祖夫揭示了革命期问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对抗。新法国遭遇了旧法国的顽固抵抗。借助共和主义者基内的一声悲叹，奥祖夫表明革命节日的厄运折射了新法国的厄运：“全部革命仪式也不能取代一个村庄的圣像。”然而不止于此。那些携手破坏了旧秩序、制订了新宪法的革命者们，很快陷入了可怕的内战。革命者原本期待节日充当法律体系的必要补充，把从旧秩序解放出来的孤立的乌合之众凝聚成共同体。然而政体如走马灯般的变换，尤其是断头台上滴淌的革命儿女的鲜血，残酷地揭示了革命者内部的不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革命节日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不仅没能将法国人凝聚成共同体，反而排斥异己，制造贱民，给人带来了更深的孤独。
那么，革命节日史是一部令人失望的历史，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么？对于这个问题，奥祖夫没有简单地下判断。通过描述共和历法遭到的顽固抵抗，她揭示了革命者的失败。在一些革命者看来，传统历法中的节日犹如一团乱麻。宗教节日和民间节日毫无道理地挤在一年的某些时段，而另一些时段则没有任何节日。一堆讲不出道理的习俗有什么价值可言？新的共和历显得更为合理，它在全年整齐地分配节日。它用葡、雾、霜、雪、雨、风、芽、花等更为形象的名称来命名十二个月。它规定每月三十天，每十天为一旬，每旬第十天为休息日。然而大量指控、起诉和处罚人们不遵守新历法的警察局文件表明：人们拒绝在星期天工作和在旬日休息。在这种抵抗中，革命者意识到传统历法在以非理性的方式控制着人们的情感。它是一种包含着“神圣化的东西”的“咒语”。理性难以对抗咒语。只有新的咒语才能对抗旧的咒语。革命节日遭遇的抵抗，让一些原本相信凭借理性创制的法律体系，可以像揉捏泥土一样塑造人心的唯意志论者恍然大悟。
一些革命者开始表达对驱逐上帝之后留下的精神空虚的担忧。他们害怕这种空虚会成为某种更可怕的事物的萌发之地。例如，腐败或堕落会蔓延开来，或者，由于缺乏新的崇拜作为替代物，旧崇拜会死灰复燃。由于觉察到了革命者的这种担忧，奥祖夫认为，对革命节日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对其内容和成败的考察，还应考虑革命节日设计者的动机。在做了这一视角转换之后，奥祖夫看到，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看似分歧和冲突的节日背后，贯穿着一种持续的努力。节日的设计者们都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什么能替代天主教？新的宗教如何确立？”于是，出现了祖国祭坛、博爱的圣饼、替代弥撒书的人权宣言、爱国歌曲，以及公民布道和公民洗礼等各种仪式。革命者到古代共和国的宗教那里汲取灵感，也从共济会借鉴符号。奥祖夫在罗伯斯庇尔设想的最高主宰节与十八世纪启蒙哲人的自然神论之间，也看到了某种延续。二者都是既反对天主教会又反对无神论，并试图拉近上帝与人的距离。
在奥祖夫看来，政治立场歧异的革命者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开始一种新生活，不能没有信仰。“一个自我创制的社会必须把创制行动本身神圣化。”革命节日因而不是一项致力于破坏的事业，它致力于协调理性与情感，重建神圣性和社会团结。拿破仑的雾月政变之后，革命的节日体系遭到废止，但被它神圣化的价值并未消失。革命节日把神圣性转移到世俗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之中，这些价值因而变得不可侵犯：权利、自由、祖国、人类、社会团结。经由这一阐释，奥祖夫使革命节日从失败的耻辱中走出：革命节日不是一场失败，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然而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呢？《革命节日》写到一七九九年时戛然而止。不过，在《小说鉴史》和《女性的话语》中，奥祖夫着力呈现十九世纪这个后革命时代的特性。动荡的革命开启了一个既矛盾又复杂的十九世纪。它与大革命无疑存在着重要延续。例如，革命者把节日视为“成人的学校”。他们期待通过对时间、空间、教育的设计，传递给法国人一些共同的情感，让人们感到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统一体。十九世纪的法国共和派同样将学校视为建构民族统一性的核心。不过在奥祖夫看来，二者也存在重要不同。大革命呈现出唯意志主义和激进主义，对统一性的追求和对特殊性的反感。十九世纪的法国则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和矛盾的图景。
至于为何要选取小说和女性来呈现法国的独特性，奥祖夫也给出了精彩的回答。在她看来，文学是法兰西的一种特性。早在黎塞留时期，法国已经隆重庆祝过文学与国家的联姻。此外，小说具有丰富性：它呈现差异，包容一切，变动不居，这表明了它的民主特性；与此同时，它追求考究、品位和形式之美，这表明它又具有贵族气质。小说因而比历史作品更适于呈现变化多端、矛盾复杂的十九世纪。那么为何要选取十位女性作为法国独特性的标志？因为在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女性在私人空问和社会领域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奥祖夫认为，法国女性的特性中包含着法国独特性的奥秘。
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贯穿着一个重要主题：新旧世界的冲突与和解。纵览奥祖夫选取的几部小说，除了《已婚神甫》的作者巴尔贝声称两个世界绝不可能调和之外，其他小说家都致力于观察冲突或探讨可能的和解方式。
在《黛尔菲娜》中，斯塔尔夫人通过叙述黛尔菲娜与雷翁斯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习惯、情感和记忆如何左右人们的行动。她暗示说，革命者过高地估计了立法的力量。她描绘自由的美好，同时也揭示自由的重负，以及宗教给予人的安慰。不过斯塔尔夫人所说的宗教已不同于天主教。她对德国浪漫派的宗教抱有好感。她甚至认为，所有真正的爱情都包含着宗教情感，因为它会让人思考永恒。这样就不难理解，她为何会认为，把对于人的幸福必不可少的宗教融入共和国的生活，并非不可能。
巴尔扎克的《老姑娘》等小说生动地呈现了旧制度的幸存者与新世界的未来主人翁之间的拉锯战。巴尔扎克显然并不喜欢旧贵族。他笔下的瓦卢瓦骑士主张贵族特权，自私自利，虚荣轻浮。然而，巴尔扎克对过气贵族的失望，并不意味着他站在新世界一边。他笔下那些在新世界里如鱼得水的人，虽然与旧贵族相比更加勤奋和有才能，却显得既平庸又卑劣。在革命中发了横财的杜·布斯基耶是新兴资产者的代表。巴尔扎克把他描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变色龙，他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总是知道利益在什么地方。不过吊诡的是，正是这个人使他所在的外省城市现代化，并且成功地使自己的沙龙成为贵族和资产者达成和解的场所。尽管资产者给新法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巴尔扎克却对他们成为新世界的主宰感到忧虑。他害怕世界将变成这样：平庸占据上风，金钱成为衡量人的标准，忠诚灰飞烟灭，社会团结尽失，人们再也听不到荣誉的召唤。
司汤达在《吕西安·娄万》中提出了和巴尔扎克相同的问题：在一个金钱是唯一动力、伟大的事物被视为荒谬的社会里，醉心于精神自由和高尚趣味的人何处安身？他笔下的吕西安喜欢人民，却不能忍受与他们经常接触；声称热爱共和，却在沙龙里与正统派周旋；崇拜拿破仑，却讨厌专制；作为民主派，却讨厌被他认为缺乏考究的美国。
与上述几位注重呈现新旧世界冲突的小说家不同，福楼拜的《布瓦尔和佩库歇》侧重于揭示新世界令人发笑的平庸。他笔下的布瓦尔和佩库歇是两个被无限的好奇心吞食的人。他们带着近乎疯狂的热忱，囫囵吞枣地学习各种知识，不断将其付诸实践并遭遇失败。他们相信进步主义和平等主义，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并认为没有什么是天生的，一切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然而他们始终没能通过学习克服自身的愚蠢，他们教育两个苦役犯孩子的实验也遭遇了失败。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做尽傻事，遭人指指点点。然而他们周围的民众更是可笑。他们人云亦云，不久前还赞成共和，很快又转而赞成路易·波拿巴。自由树被砍了当柴烧，在鳌虾的香气和酒的温热里，人们埋葬了革命。福楼拜借这部有些荒诞的小说，表达了对民主社会陷入平庸的担忧。尽管民主时代的人们爱好持续的更新，但持续的更新最终是否将走向平庸和停滞？
对于福楼拜提出的问题，奥祖夫有自己的答案。在她看来，答案就隐藏在法国女性的独特性之中。在《女性的话语》中，奥祖夫描绘了个性各异的十位杰出女性的画像。著名的沙龙女主人迪·德芳夫人，充满活力和求知欲的德·沙里埃夫人，英勇无畏地走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在渴望爱与荣耀中焦虑不安的德·斯塔尔夫人，精神安宁心灵却动荡不安的德·雷米萨夫人，被雨果和福楼拜誉为不朽者和天才的乔治·桑，执拗地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于贝蒂娜·奥克莱尔，赞美女性独特禀赋的科莱特，弃绝自我的苦行主义者西蒙娜·薇依，《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波伏瓦。
不难看出，这十位女性并不足以代表全体法国女性，因为她们只是极少数拥有财富、学识和才华的幸运者。不过，在奥祖夫看来，与其对女性整体做枯燥的统计数据研究，不如倾听个别女性吐露的心声，探寻她们的生活轨迹。况且这十位女性无一例外地都从事写作，因而研究她们有助于了解法国女性在不同时代的境遇。
这十位女性生活的时代，跨越了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在十八世纪，当伦敦的女性还被禁锢在家中时，巴黎上流社会的女性却在沙龙中与男性共处。一些著名的沙龙女主人甚至为谈话确定基调，评判作品，充当沙龙参与者的庇护人。在沙龙中，人们看重欢愉和趣味，视粗俗为“滔天大罪”。博学风趣的男性对女性殷勤讨好，两性之间优雅机智地交流观点。此情此景引发了赞叹，但也招致了批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把法国人的爱好交谈、机智诙谐和高雅礼仪归功于沙龙。卢梭则把男女混杂的社交生活视为道德灾难。他认为沙龙中弥漫着轻浮与虚荣之风：不忠与背叛随处可见，真诚被弃之如敝屣。
大革命使法国女性的生活发生巨变。妇女在革命初期前所未有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不过很快就被雅各宾派驱逐出公共领域。拿破仑法典认可了女性的少数民事权利，但它确认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权。十九世纪，妇女逐渐获得更多民事权利，但政治权利姗姗来迟：她们直至一九四四年才获得选举权。在大革命以来的一个世纪里，法国妇女被囿于私人生活领域，没有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甚至曾一度失去离婚的权利。
不过，在奥祖夫看来，女性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共同命运，事实上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千差万别。奥祖夫笔下的女性中有好几位经历过不幸的婚姻，并感受到两性不平等带来的痛苦。不过她们并未成为现实的囚徒，她们都拥有“找寻快乐的能力”。德·沙里埃夫人告诫被囿于家庭的女性，不要成为“在日式大碗中不停转圈的金色美丽的鱼儿”。对于那些劝说女性背离学习，告诉女性她们只需轻松消遣和照照镜子的人，她的回答是：女性应当在困难中磨炼心智，嗜书如命，甚至在阅读中忘我的人便得救了。奥祖夫笔下的女性都对教育带来的解放寄予厚望。她们一面自我教育对抗生活的平庸与单调，一面致力于教育更多人。她们无一例外都孜孜不倦地写作。
在法国，女性首先在教育领域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一组数据表明了法国女性教育的突出成就：一九六三年，43%的法国大学生是女生，英国女大学生占32%，西德女大学生仅占24%。薇依和波伏瓦这两位杰出的巴黎高师毕业生，正是法国推行平等教育的成果。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法国并未因此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主义运动。相反，法国女性主义运动比英国女性主义运动温和得多，法国女性获得选举权的时间也比英国女性晚。为何如此？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女性在革命后成为天主教会的重要支柱，因而共和派提防女性，迟迟不愿赋予她们政治权利。奥祖夫从法国女性的独特性出发，解释选举权到来的迟缓。在她看来，法国女性并不像英国女性那么热衷于争取政治平等。这并非因为她们缺乏权利意识，而是因为她们拥有“一种不同于男权却同样现实的权力”。法国女性可以机智灵活地运用这种权力来发挥影响力。她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至少得益于两方面因素。首先，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的社交模式虽已不复存在，但它并未从人们的记忆和习俗中消失。从十九世纪著名学者勒南在法兰西学院的入院演说中，可以窥见这一点。勒南认为，男女混杂社交的法兰西特性有助于保持法国的优势。这也正是司汤达小说中的主人公说的，令人陶醉的幸福始终在于“风趣的男士身边有一些风趣的女性”。普鲁斯特在描绘奥松维尔伯爵夫人的沙龙时也暗示道，在法国，人们同意有精神魅力的知识女性应享有某种权威。法国民情的这一独特性，显然有助于缓和十九世纪确实存在的对女性的禁锢。此外，奥祖夫认为，那些追随卢梭、希望女性待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共和主义者，也并非主张把女性禁闭在与公共领域严格分离的私人空间。毋宁说，他们期待公共生活融入私人生活，期待女性作为公民的配偶和母亲，能够担负起教育儿童、扶持丈夫的职责，并在家庭内部发挥有益的道德影响。
在奥祖夫看来，法国两性交流的悠久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话精神，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法国女性主义的温和特性。在美国，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话语得到广泛传播。这种话语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受害者，所有的男人都是刽子手”，并主张从纯粹的女性视角去重写文学、艺术和科学史。然而这种激进话语在法国应者寥寥。在法国，任何女性都不会在阅读拉辛和蒙田的作品时，把他们视为纯粹男性意识形态的代表。法国女性主义者担心提升“女性文学”“女性科学”的价值会导致故步自封。甚至“女性主义圣经”的作者波伏瓦也不认为女性的解放意味着对抗男性世界。她与萨特长达半个世纪的伴侣关系表明了其态度。
乔治·桑的例子或许更好地呈现了法国女性对自身解放所持的态度。在奥祖夫看来，没有一个女性比乔治·桑在世时更遭男性忌恨和诽谤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她与多位男性保持坚不可摧的友谊。她坚信两性的解放是一体的：当女性还是奴隶时，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奴隶。乔治·桑的特立独行“让女性从卑微中重新站立”，但她坚持认为，相对于人的品质，性别的区分是次要的。因而关键在于，每个人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都应尽力建设自己。为此要克服急躁，坚韧隐忍，懂得妥协，这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法国女性既顽强抗争又善于和解的精神，正是奥祖夫所欣赏的法国独特性的重要内涵：它执着地追求统一性，又珍视多样性和差异性；它反复念叨伟大的革命，又怀念古老的君主制；它既向往民主时代的平等与自由，又眷念贵族时代的风度与趣味。革命节日、小说和女性，它们共同呈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法国。
（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刘北成译；《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周立红、焦静姝译；《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蒋明炜、阎雪梅译。商务印书馆二0一七年版）
作者：倪玉珍
来源：《读书》201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