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江山的满清统治，在政权末期，依然奋力挣扎，力图挽回颓势，但是，深入骨子里的恶疾，已经积重难返。因为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原本希望可以疗疾的药方，到了后来，都成了让病情快速恶化的催化剂，结果却加速了覆亡的速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满清统治末期的做法，并不可笑。所有掌握权力的集团，都想做到既要紧紧把权力捏在手中，面对权力的痼疾，却又一分一毫也不愿意对本阶层的利益作出让步和牺牲，结果往往是，权力丢了，利益也随之衰减至消失了。
历史是往复循环还是上升进步，就规律的实质层面看，有时候很难让人弄清楚。
历史的进程中，工具的确在进步，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如果，工具的进步强化了对人的束缚与禁锢，那么，试问，这究竟算不算是历史的倒退？
庄生晓梦迷蝴蝶，想不清楚的事情，只能留给智者了。
历史上的变法很多，有成功，也有失败。
成功者当借鉴，失败者当教训。
时至清末，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阶层也进行了一些主动或被动的变法。但是，就最终结果看，还是以失败收场。
那么，清廷变法失败的原因何在呢？
仅仅是内忧外患的问题？
仅仅是人的问题？
或者还有别的什么问题？
下面，就看看时人是怎么看待清末变法失败的。
清人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主持新法罪魁》中，对此有他的看法。
胡思敬认为：自古及今的变法，必须有一位独揽大权、行事专断、强悍有力的人来主持，他还列举了历史上变法的例子：
一是秦国的卫鞅；
二是汉朝的王莽；
三是宋代的王安石。
先不论以上三人变法的成效如何，仅就胡思敬提出的变法主持者的条件看，这三人的确是符合的。
当然，以上三人虽然都符合胡思敬所说的条件，但是，他们还是略有不同：
卫鞅与王安石背后，有掌握实权的主政者的强力支持；王莽可以篡汉建立“新”朝，他自己一直就大权在握。
清德宗光绪时期的变法，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较为复杂。
先是张之洞提倡设立报馆；极力主张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派学生出洋留学。
张之洞之后，张百熙继之。
后来，拥护推行变法的新党，大都出自张百熙门下。
新党出来拥护并参与变法时，曾经炙手可热，倾动一时。但是，此时，变法的主持人物、精神领袖张之洞、张百熙二位已经死去了。
清廷预备立宪一事，主持最力者，是袁世凯和端方。
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袁世凯曾参与倡议。
但是这一时期的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袁世凯提兵进入京师，之后，他随心而为，使得清廷的官制大乱；端方则专注于搜刮民财，肆意铺张浪费。这二位通过学堂、报馆、警察、新军等名目，靡费的国家财政不知道有多少。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底，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监国摄政王载沣主政，新任伊始，他便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
清逊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及相关事宜，但是在慈禧出殡之时，因拍照惊扰隆裕皇太后，被罢官。
这二位便退出了变法的舞台。
随后的宣统初期，清廷在朝的官员中，没有一位贵幸大臣能够以掌握实际权力来主持变法的。
这一时期，像李家驹、汪荣宝、吴廷燮、曹汝霖、董康等人，虽然也曾号称是变法者，但是，实质上，都是些阿附权贵、谄谀取容的人。这些人一旦失势，也就如同失群的孤鸟一般。
变法所及的新政中，一些政策措施未享其利，弊端已经广泛流布。这样一来，变法在形势上已经趋弱。
变法之中的利好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变法之中的弊端众人倒是了如指掌。
变法形势的黯淡与新政之中的缺失，总督、巡抚心知肚明，政府全然掌握，监国摄政王也十分清楚。
那时的情况是，京师的朝中官员，三五人杂坐时，没有不搓着手叱骂新政府的。
其实，仔细观察，那些肆意谩骂新政府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参与操办新政的人。这些人，也没有一个不曾享过新政的利好：
那些从东洋游学归来的人，口口声声谩骂的，都是留学生；他们一边骂别的留学生不检点，一边自己四处钻营、寻求美差；就这样，他们还骂得悠然自若。
那些在清廷学部当差的人员，口口声声谩骂的，都是新学堂的制度章程；但是，这些制度章程，都是他们亲自拟定、签批、呈进并监督执行的；就这样，他们也可以骂得泰然自若。
那些在新设法部做事的人员，口口声声谩骂的，都是新制定的法律；但是，在具体办理案件时，他们却从无异议，对新制定的法律照本援引不断、仍然按照新制定法律的依章判决；就这样，他们仍可以骂得坦然自若。
当日，举国之人，大约都是如此这般，像蝉儿一样竭力鸣叫，像沸水一样喧腾翻滚，真所谓妖由人兴。这也是末世社会的一大怪象。
袁世凯去职时，幕僚代他草拟的谢恩奏疏中有这样的句子：
“属当宪政垂成之时，正值两宫升遐之日”
据说，袁世凯看完之后，惊惧异常，他马上拿起笔，将“宪政垂成”四个字涂抹掉。
经过再三斟酌，在涂抹掉的地方添了“庶政待理”。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但是，也可以从中得知，当日的预备立宪一事，大约也不是袁世凯真心实意的本初。想来，他也就是想要借助预备立宪来翻弄手段、搅乱朝政、影响时局罢了。
己被罢黜之后，为了预防再起后祸，袁世凯一定要与预备立宪一事全然撇清，唯恐有朝一日因为自己这般书写而让自己坐罪。
胡思敬的看法大体如上。
不过，细细想来，人事的确重要，但是，人事肯定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关于变法，即便是有独揽大权、行事专断、强悍有力人来主持，但是，也只是变得一时，无法持久。不说别的，王安石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所以，最根本的还是在体制……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