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离故乡很远，而是它变得离我很远
今年30岁的凯里人毕赣，2016年凭借第一部电影《路边野餐》被公众知晓。电影中故事的发生地、位于贵州东南的小城凯里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就像所有中国四线小城那样，凯里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它的面貌。但毕赣电影中有另一个凯里：它是被速度遗忘的，失去了记忆的废墟。这里的人们是被速度遗忘的那群人，他们留恋过去，因此不断找寻和确定自我身份。街边的理发店，穿过公路的货车，唱着卡拉OK的追梦人，破旧的断墙残壁，漏雨的房子……这些植根于毕赣成长过程中的场景，在今年引发争议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继续被使用。借毕赣之眼，我们得以从一个小城窥探到贵州，这个位于中国西南的省份近年来的变迁—城市的发展是迅速的，而人的精神面貌是否同样能迅速地更改？失去了记忆的城市如何找回记忆？我们既然享受了现代化带来的便捷，是否就应该接受成长过程中记忆不断消失的代价？
现在要问我3年前的凯里什么样子，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变得太快了，因为变化、改建，因为太多新的东西。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它的建设是突然爆发性的。比如说在10年前、20年前，它给大家的印象是落后的。但突然一下子，你现在去贵州看，它比其他省份比如江西看起来还要现代很多。
所以我很多记忆已经没有了。虽然它的地貌没有被改变，但是所有生活的东西都被改变了。而那些改变的东西，比如高铁你喜不喜欢？也许有人会不喜欢，可是我喜欢。我以前读书的时候28个小时去太原还得转车，非常痛苦，遇到春运都快死了。但现在有高铁，9个小时舒舒服服的，每次来北京跟大家工作一下我又回去。
然后有更多的人流进来、来这里旅游，而这里的人呢，过得看起来比以前的生活要更好了一些，这些我们都是需要的。对我自己的电影创作而言，不能说因为追求艺术性而要求故乡保持某种面貌。我不希望那样，我只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活得好，那样的艺术不重要，那不是艺术。
对于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说，我只能把凯里的精神面貌保存到电影里面。现在电影里看到的凯里并不是真正的凯里，但是也许有凯里的某一部分特质在里面，其实，凯里和像凯里这样的四五线城市或三线城市它真的有历史吗？我是不认可这个说法的，我觉得没有。
是的，你说我的电影是在找历史和记忆。那是我自己的表达，而且非常个人化，是太微不足道的东西，这些东西50万凯里人口他们能知道吗？未必。他们看完电影就看完了，不重要。电影对他们来说不重要，电影只是对我个人重要。
小镇青年是我电影和我为人处事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标签，我不是贬义，当然我也没有在褒扬它，它就是我生命经验里非常重要的词汇，甚至黄觉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跟觉哥关系特别好？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小镇青年。在一个小地方，你有你世俗的一些逻辑，你还得尊重那些逻辑。比如我很早就会结婚，因为我朋友都结婚了，我不是一个异类，我跟他们一样。
现在我跟凯里这些朋友的关系很好，但尴尬的是，我越来越意识到我跟他们不同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比他们更早体会到了人生的虚无，因为我创作了，创作是会先接近这个的。我的尴尬就在于，不知道要不要跟他们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探讨我会觉得自己好为人师，但不探讨的话，当跟他们聊起这些，每次走到那个边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北京的年轻人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是虚无的，自己接下来要面对虚无，但凯里的年轻人不知道。而在凯里的我的朋友们，他们不需要作品来对话，我跟他们的对话就是喝酒，讲最近他要买什么车。比如为什么不想买宝马3系？因为有手动的手刹但还是想要电动的手刹。我们的交流非常现实。
但北京的年轻人也许跟我对话都是通过作品，所以是直面焦虑的那个部分。和许知远那期节目我很喜欢，是因为它让我意识到：真的有那么多人关心年轻人吗？我们连自己都不关心自己，我其实挺伤感这件事情的。我们老在关心这个大师那个大师，从来没想过我们自己是年轻人，从来没想过我们自己有更新鲜、更有生命力的东西。那些东西都不是什么发明创造，不是非要做到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应该有我们的表达。而我们的焦虑是什么？我们永远在回应上一辈的焦虑，在想上一辈的伤痕，上一辈的遭遇我们有吗？我们能表达吗？
不管北京、上海还是凯里，现在的城市都是均质的，都是没有差异的，有差异也很小。出门也是用手机付款，一样滴滴叫车。差异都是在更深刻的地方，要更喜欢这个城市、更热爱这个城市才会去看它。凯里也许我体会得到，但上海我体会不到。
像贵阳花果园这样的地方，我不喜欢去。那个地方我会觉得它太庞大混乱，甚至比北京还要乱，我都找不到路，北京至少我有导航，但在那个社区我用导航都找不到。有一次我去朋友在那里的家参加婚礼，全程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比长镜头还猛。
相比起来，我喜欢凯里更简单一点，因为我也没有这份能力去理解花果园这种庞大。不过我很高兴看到我的朋友住在那里很开心，家里面养一条狗，每天去上班。
我对落后这件事也有怀疑。什么是落后呢？要理解它我们首先得定义它。什么是先进呢？前几年，我姑妈给我奶奶买了一个拖把，一摁按钮水就会干，清理很方便，特别先进。但后来有一天我看一部港片，那是1990年代的片子，电影里就有那个拖把。我不知道我当时用这个拖把代表我是落后还是先进。
这让人非常矛盾。因为随着城市变化，一些现代化的东西都很好，我们都需要。比如，现在带小孩出去玩，我的首选是凯里的国贸，因为好停车。夏天偶尔会去山区、河边带他抓鱼抓螃蟹什么的，但冬天国贸暖和。那国贸是好还是不好？听起来一点都不艺术，听起来都太粗俗了。可是我真的感谢国贸，我看待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它是否艺术，而是我们需不需要，能不能让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生活得更便捷。
同时我也会想，如果那些地标变得更艺术化、更有美感，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城市一样？那我又会问自己是不是在苛求这个城市。
电影是另一回事。国贸这样的高楼设计不好就不值得进入我的电影。这就是我面对艺术的时候突然会变得固执起来，带有很强的偏见。作为拍电影的导演来说，我很讨厌它，不是说我一定要拍那些田园风光，或者我老喜欢拍那种被遗弃掉的建筑，因为老的东西丑归丑吧，它有时间，被时间洗刷过了就没有那个感觉了。我并不是非要拍废墟，只是你让我想到凯里，记忆弹出来的都是一些废墟，它真正是什么样子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好像它有这样的结构，但已经被摧毁掉了。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客观的记忆，也有一些主观的美学喜好吧。
之前拍《路边野餐》的时候，我是一个没有乡愁的人。第一部电影以家乡作为起点也是因为方便，不要钱。现在拍戏经常在外面—虽然主要生活在凯里—也老去国外跑，慢慢地，乡愁的感觉会浓烈起来。
我觉得乡愁在我们这代人已经不是距离了，不是空间上面的感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感觉。现在乡愁是什么？不是我离家很远我想念那个家，是你觉得想不起来你以前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那才是乡愁。乡愁本身变成了一个遗忘的过程：你知道你现在正在忘记着凯里。不是你离它很远，而是它变得离你很远。
来源：《第一财经》2019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