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云上”贵州
贵阳市北京路225号—这个看似居民楼的破旧建筑，正是贵州省大数据局的办公所在地。
苹果iCloud（中国）数据服务切换至云上贵州接近1年了，算上之前的项目谈判时间还要更久。但迄今为止，马宁宇从没让苹果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到访过他位于贵州省大数据局的办公室。
2018年年底之前，贵州省大数据局是云上贵州的主管单位。马宁宇是该局局长。从2016年开始，他就作为贵州省政府的代表，参与了苹果iCloud项目的谈判全过程。
大数据局办公的地方—贵阳市北京路225号—确实有点“羞于见人”：单从外观看，你会误以为它是个七八十年代的居民楼。这个楼建成于1963年，已经被鉴定为B级危房，所以办公室主任焦德禄最近在张罗搬迁的事情。
iCloud数据存放的机房，位于贵安新区。当地政府机构的办公环境，比省大数据局还要寒酸一点—公务员们在一片临时板房内已经工作了好几年。此处距离贵阳市区有1个小时的车程，有些家住市区的员工会在加班的夜晚选择住在就地修建的“公寓”里—也是板房。
这些景观是贵州的现实。2015年，贵州的贫困人口约有493万，是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由于地貌特征以山地和丘陵居多，城镇都得见缝插针地建设在群山之间的平缓地带，地理环境导致的状况是，当地很难发展工业。
现状的另一面，贵州是当下国内最有名的“大数据”之都。各大互联网公司、技术公司的机房都前后脚迁到这里。“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金融”字眼的招牌，在贵阳随处可见。每年5月，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创始人，会集体出席由贵州政府主办的“数博会”，发表他们对大数据—这个当下全球最前沿“技术”—的观点。2018年，《经济学人》才将它定义为一种新时代的石油。
两种现实并立，会有种魔幻感。
而在苹果选择与云上贵州合作iCloud（中国）的数据服务背后，这个中国西南欠发达省份的社会经济面貌，与苹果公司超过7000亿美元的市值、以及其产品服务的中产阶层之间，反差感同样强烈。后者在美国硅谷的新总部大楼占地70.8万平方米，比美国政府的五角大楼还要大，整栋建筑看起来像个宇宙飞船。
“这栋楼非常有价值。”块数据的一位商务经理对《第一财经》杂志说道。
他提到的楼，倒不是美国的苹果总部，而是贵阳市高新区内一幢被标注为“高科一号C栋”的写字楼。这场采访被安排在这座楼的25层—贵阳块数据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块数据”）的一间办公室。这家公司算是云上贵州在贵阳的分平台，负责将贵阳市的信息化系统“上云”和支撑当地大数据应用对政府数据的需求。相应地，云上贵州统筹全贵州省的政府数据。
高科一号C栋共有30层—租下8至10楼的，是一家“人工智能创新平台”，14楼是华为云软件开发中心；17楼的滕迈智医做的是与互联网医疗相关的创新业务。20楼是美国伯克利大数据创新研究中心，研究老龄化幼儿行为分析，24楼的易鲸捷是做数据库的……顶楼则属于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据说从事着一些内容保密的社会研究。
“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金融”字眼的招牌，在贵阳随处可见。
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大数据的垂直工厂。这位商务经理回忆说，2018年块数据筹办过一场人工智能大赛，当时花150万元给几十万张图片打标签，正是2楼的一家“数据加工生产车间”承担了主要的工作。
以贵州和贵安新区为核心，整个贵州目前还有几十幢租户格局与“高科一号C栋”相近的写字楼。由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数联铭品（BBD）为省大数据局开发的“大数据产业地图”系统显示，贵州省目前从事与大数据相关业务的企业达到8978家。
做到这个数字，贵州只用了5年—而这完全是由贵州政府自上而下一手推动的。
2013年，中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成立。因地处贵阳和安顺之间的丘陵地带，贵安对外宣称“气候凉爽、地质结构稳定、电价也便宜”，最适合建数据中心。
“业界共识是，2013年是大数据元年。”贵州省大数据局副局长景亚萍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她列举的信息包括“澳大利亚2013年发布公共数据、新加坡2013年提出数据地平线概念、英国2013年发布国家数据战略”，以及“美国实际上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提大数据了”。
事实上，再早两年，贵州政府已经看到原先长期占全省GDP最大头的发电、采矿等资源型产业“往下走”的趋势。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和富士康，从2013年冬天开始陆续在贵安设立数据中心。贵安的“机房经济”开局顺利，给当时正在思考产业结构调整的省政府一个重要启发。
2014年3月，时任贵州省长陈敏尔带队，在北京办了一次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名曰“推介会”，实际是一次宣言—宣告贵州从此要开始“发展大数据”了。
陈敏尔在入贵之前是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北京的推介会上，他还把马云请去站台。一个月后，阿里巴巴就组织了一个“百人团队”入黔，免费帮助政府完成省一级的政务数据云平台—“云上贵州”的系统搭建。
那次推介会回来之后，贵州组建了“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陈敏尔担任组长。多位副省长、各厅局一把手、市州一把手都被拉进这个小组，规模接近50人。陈敏尔为小组还设计了另一套特定职务称谓—他自己是“总云长”，小组成员们则是当地、所在部门的“云长”。这套称谓背后的用意很明确：“一把手”们要对政府数据“上云”的进度负直接责任。
在这个临时小组之下，有一个11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也叫“大数据办”），负责将小组会议形成的决策，落实成政策文件对外传达并监督后续的执行。而这个办公室正是日后组建的贵州省大数据局的前身。
政府就像是一家选择了大数据风口的创业公司—由省长带领的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相当于它的董事会，马宁宇为主任的大数据办是公司的执行管理层。
“当时贵州从省领导开始，大家都在学习和研究大数据。有去拜访人家的，也有请人家过来交流的，阿里巴巴、腾讯、华为都交流过，有时候还和学者用晚上谈策略……”在景亚萍看来，身为政府官员虽然不需要特别懂具体的技术，但他们首先自我要求有“大数据思维”，比如要认识到“数据是一种资源”。所以第一步就要建立数据中心，把数据聚合起来—先调动本省的政务数据，其次瞄准企业数据。
于2014年11月组建的地方国企—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云上贵州公司），也是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它最初的任务是为政府建设一个数据中心，搬迁和统一管理省内所有的政务数据，这套系统被直接命名为“云上贵州”。后来几年，云上贵州公司扮演的角色，是一台不断帮助政府吞吐整合各种大数据资源的“超级服务器”。
政务数据算是距离政府手边最近的能被调动的数据资源，但依旧涉及到“蛋糕重分”的问题。BBD贵州业务负责人董博曾跟着政府，参加过很多次这种要数据的会议—市长带头开会，各个部门的人都到场，市长挨个问“你们能交出哪些数据来”“不交数据交帽子”。
过去几年，针对企业数据，招商是贵州省市区三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开始，因为对“大数据产业”究竟囊括什么，他们界定得并不清晰，所以这些招商团队就把只要跟数据相关的公司全都拜访一遍。
“我们主要负责执行层面的招商。”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潘泷波差不多每周都要出差，他对《第一财经》杂志介绍说，与大公司总部谈战略级合作通常是由省政府出面，而后就由市区一级负责跟进，和公司高管层沟通更具体的项目，继续谈。
2016年前后，时任贵州常务副省长的秦如培每个季度都会跟阿里巴巴的高层见面。为了游说腾讯在贵安建数据中心，包括陈敏尔在内，贵州副省级以上干部直接参加与腾讯的沟通会面也多达数十次。而潘泷波的KPI中，包括全球500强、国内500强和行业100强公司，每年在高新区的投资到位资金分别有多少。
云上贵州公司运转不到1年，2015年，贵阳市的市委书记陈刚在“顶层设计”上又加了一环—成立贵州省大数据交易所，探索数据交易标准和经济模型。
陈刚也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他赴任贵阳之前，在北京分管国内互联网企业聚集最多的中关村产业园。在陈刚的设想里，大数据交易所是贵州大数据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贵安那边形成企业数据中心集群，“云上贵州”系统平台聚集政府数据，通过政府招商不断引入到当地的各类大数据技术公司负责数据生产，而交易环节由交易所承担。交易的本质，是让数据更充分地流通，进一步盘活数据价值。
2018年2月28日，苹果宣布在中国内地的存储服务运营商，从中国电信换成了“云上贵州”。从此，iCloud服务费的收取方被改为云上艾珀（贵州）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上艾珀”）。后者是云上贵州的全资子公司，一家国企。
“我们和苹果公司在贵安新区以及内蒙古的乌兰察市建立两个数据中心，用于iCloud服务，云上贵州公司作为服务运营的主体来承担对iCloud服务（中国内地）的运营和管理。”云上贵州公司总经理张雷对《第一财经》杂志介绍说。张雷也曾是大数据办“11人创始团队”的一员，更早之前，他是贵州省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的处长。
这是云上贵州和苹果公司将近两年的谈判结果。从2016年延续到2017年12月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张雷的印象是，整个过程“很艰难，非常艰难”。
“马局长（马宁宇）和苹果谈了几十次。面谈不一定都是飞去美国，经常是只要知道人家来国内，不管在哪里，我们就得赶紧去谈。还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在开电视电话会调方案。”景亚萍说。
2016年6月，国家刚刚针对《信息网络安全法》出台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的时候，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也在梳理着一份“招商名单”。他们认为“征求意见”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包括苹果在内的有数据业务的公司将来都需要一个本地的合作伙伴。
一支“苹果谈判小分队”很快被组建。队长是贵州常务副省长秦如培，时任大数据办主任的马宁宇和现任云上艾珀总经理冯磊都曾是谈判小分队成员。
“征求意见稿”刚出台不到两个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就与苹果公司CEO库克在贵阳完成了双方的第一次会面。那是一段库克访华期间未对外公开的行程。
“涉及到双方在合作模式、政策法规、财务结算、网络、安全、云存储、数据中心、服务运营等多个方面。”冯磊对《第一财经》杂志说。由于苹果不希望太多人了解谈判过程，实际只有少数人全程参与了谈判。冯磊是其中之一。
1975年出生的冯磊是上海人，有十多年的外企工作经验。2014年他以中软高管的身份第一次来到贵州，当时他的团队和阿里云合作完成了云上贵州的系统搭建项目。项目结束后，他留在了贵州。2017年12月被任命为云上艾珀总经理。
《第一财经》杂志独家获悉，云上贵州并不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找到苹果谈数据中心合作的公司。它的竞争者还包括三大运营商，以及有云计算业务的本土互联网巨头。这些竞争者都比云上贵州有技术优势，比如中国电信早在2014年就为苹果iCloud提供过云存储服务。而云上贵州连自己的服务器都是从浪潮和华为采购的，云计算架构来自阿里巴巴，机房用的是三大运营商的。
事后，贵州政府自己总结，拿下这张大单是综合原因：贵州省作为国家第一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治地位，对于一家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自然存在，比如它可以更容易获得在中国运营互联网业务所需要的牌照。但更重要的还是贵州政府政策嗅觉灵敏、出手更早、筹备也更充分。当其他竞争者提供的还只是一个框架思路时，云上贵州是“所有竞争者中唯一一个拿着执行方案去谈判的”。
由冯磊这样的公司高管、马宁宇这样代表当地政府意见的人士组成的谈判组阵容起了关键作用。自2013年以来的积累，使贵州团队具备了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数十次的谈判内容，不仅包括前期攻关，还有具体操作细则、工作机制，乃至合作模式和利益分配形式。
这一明星项目的合作周期虽然不到20年，对贵州而言有多重价值。除了品牌效应，还有它的产业集群效应。
以前苹果将它在全球的用户收费都放在爱尔兰完成结算，爱尔兰利用这种模式，一步步从大公司的结算中心这个角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贵州政府正是看到这个案例，认为iCloud中国用户的收费放在贵州完成结算这件事，未来将有助于当地发展金融业。
做数据中心的集群，这只是贵州做大数据的顶层设计里的第一步；它给自己规划的第二步是成为“应用中心”—不断开发出各种数据应用场景；再远，贵州想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也可以说，这也是它发展大数据的最终目标。
无论能否变成金融中心，贵州都需要苹果这样的能驱动一个产业的大公司。按照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潘泷波的说法，小公司只能带来一个项目或一个技术，而大公司带来的是“生态”。
在苹果之后，又经过一年多艰难的谈判，云上贵州先后在2018年6月及10月，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现在它们是我们在苹果iCloud项目上的供应商，我们会采购一些网络资源服务。”张雷说。
BBD帮助政府统计到的那近万家大数据公司，“入黔”淘金的目的性大致相似—要么是冲着为政府开发云计算平台和应用的订单来的，要么看重的是当地对大数据公司的财税补贴和租金优惠，要么它们看重的就是在这里容易拿到数据—贵州自2014年上线“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推动当地政府数据“聚通用”（即聚集、共享和应用），并接受社会企业的数据使用申请。
以货车帮为例。它类似于货运市场的滴滴，把全国700万辆卡车和500万个需要运输货物的企业和个人用户联系起来，为他们提供货源匹配等服务。作为公路物流互联网信息平台，它每天发布超过500万条货源信息，平台日交易额超过100亿元。
2015年，货车帮在成都、北京等地尝试公关都没有拿到金融牌照后，创始团队就跑到贵阳，参加了当年由贵州省大数据局组织的“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最后，货车帮获得决赛第二名，并拿到了一张金融牌照—有了牌照，货车帮就可以向平台上的货车司机发行用于高速公路通行的ETC卡，这张卡不仅可以刷过路费，还可以记录货车行经哪里、车牌号多少以及称重如何。
景亚萍说，他们当年是面对面坐下来问这些手握商业模式的公司究竟需要什么政府扶持的，得到的答案是，对方最需要的不是钱。
“违章数据，就是司机的驾驶行为；货车司机的北斗位置数据；货车司机有没有被法院执行、有没有失信的数据。至少这三个数据我觉得对我们非常有帮助。”货车帮CEO罗鹏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货车司机动辄配送价值数万元的货品，从一个省出发送货去另一个省是常有的事。“如果不解决（司机的）诚信模型，这个平台实际上没办法（运转）。”
落地贵阳后，货车帮申请到了当地的公安、工商部门数据—用它们的数据跑通一个司机诚信模型，既用它管理司机，也通过它再形成金融模型，以决定是否向某位货车司机发放贷款，以及可以发放多少—因为ETC是种充值卡，货车帮实际上手握数十亿元的预存资金。
数联铭品（BBD）也是寻着数据或订单的味道来到贵州的。
在进入贵州后，BBD先后中标了精准扶贫、大数据产业地图、国资监管等与政府治理有关的平台开发项目。
精准扶贫通过打通17个部门的数据，判断一个家庭是不是贫困户，或者是不是冒充了贫困户。比如公安的数据可以显示你有没有购买汽车、工商数据显示你有没有注册公司、卫计委数据知道你是否患病和自己付了多少钱、国土厅知道你的住房情况包括建筑面积……
国资监管项目相当于是BBD将贵州国资委的OA系统和企业的外部数据包括舆情结合起来，打通内外部数据，在发生诸如“下属企业社保发放延时”或者“排放污染太大造成负面报道”等状况时发布预警。
这些项目从技术上说都不难，难在数据的开放度。
“我们最开始向各个部门协调数据时，各部门只敢先给几百条的小样数据，不敢都拿出来，他们要看到你能产生什么实际应用，而且得这些数据给到你之后，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违规，他才敢给你。”董博说。
在贵州做成扶贫、国资监管等项目后，BBD就拿着这些模型去游说了其他地方政府。根据董博提供的数据，贵州每年约有20亿元经费会投入在这些帮助提升政府数字化水平以及数字治理水平的项目上，其他GDP水平更高的省份在这方面的投入只多不少。接受采访的时候，BBD的客户名单上已新增了昆明、山西、乌鲁木齐等地方政府。
现阶段，贵州最主要的精力仍放在如何去吸引那些代表“总部经济”的大公司分部。
潘泷波最近在密切接触腾讯一款明星手游的运营团队，后者已基本同意在贵阳高新区设立一个电竞孵化平台，办公地点也暂定在高科一号的一栋写字楼，与云上贵州公司总部相邻。这项合作已经在“走流程”阶段，如果一切顺利，它将是腾讯在贵州落地的第一个真正具有营利价值的项目。
不过，谈到大公司的招商，潘泷波依然压力重重。“大公司如果没有这个布局，你是引不来的，因为它不可能让哪一个项目分散它的精力。”他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在2016年，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意识到自己过去长期犯了一个错误—严谨来说，所谓的“大数据产业”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的链条很短，如同互联网是一种底层技术，大数据其实也是个底层技术或资源，所以每个公司都可以做自己的“大数据化”。
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随后把“产业”二字从它的名字里拿掉了，变成“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
但这个认知错误已经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整个贵州尽管出现了上万家所谓大数据公司，规模却都很小，它们要么只是想在公司名字上赶个时髦、要么就是幻想分食政府订单或者补贴红利。加上业务模式单一，它们更是被戏称为“B2G公司”，其中G指的是政府。科技部公布的2017年全国“独角兽”企业榜单中，所在地为贵州的只有货车帮一家。
2017年2月，大数据办进一步升级为全国首个省属的大数据发展管理局。马宁宇任局长。
2018年以来，和当年全力推动各地政府数据“上云”一样，贵州的下一个目标是尽快完成省内1.3万家企业的“大数据化”。这个项目被称为“万企融合”。贵州工业基础薄弱，这1.3万家企业差不多就是全省企业的总数。它们先是被做了一次“融合指数”评估，以考量它们在既有业务中应用大数据的水平。
2018年，纳入贵州省大数据局监测调度的亿元以上大数据领域重大项目230个。其中：贵阳51个、遵义39个、贵安23个，共占贵州省的比重为49.13%；三地累计完成投资共245.33亿元，占贵州省的比重为56.85%。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17年5月的数博会期间，阿里巴巴拿到贵州市值最高公司—茅台集团的“大数据应用”订单，为后者提供从云计算到智能制造的全链条改造。大数据局领导开发了一个信息平台，帮助更多急需实现数据化改造的传统企业，和渴望订单的技术公司之间完成对接。
对于那些处于孵化期的技术创业公司来说，这一万多家企业，理论上可以够它们做上好多年。但谁也说不准，过去几年持续有效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对于不断深入的大数据化进程未来还能保持多大的控制力。
货车帮CEO罗鹏将贵州的大数据形容为一个“场”，每个进来的人、公司都会不自觉地给自己贴上大数据的标签，或者努力让自己的业务跟大数据搭上关系。
找对路径的当地公司可能从这种“融合”中获得一次跃升，但也可能只是一场无谓的冒险，浪费了做更重要的事的时机。
贵州当地最大的开发商中天城投，在2018年3月发布上市公司公告，宣布把公司旗下的地产业务全部出售，所获得的200亿元资金用来收购华夏人寿—它要以此全面进入金融业，一个眼下颇受政府支持的产业。贵州2014年提出“引金入黔”，贵阳观山湖区还兴建了一座贵州金融城，其中一栋楼名叫“互联网金融特区大厦”，中天金融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团队在其中办公。选择转型的中天，还注册成立了互联网金融、保险、证券、私募等一批子公司，但它对华夏人寿的投资却夭折了。在公司业务“空窗”9个月后，中天又不得不毁约把地产业务重新买回来，接着做老本行。它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因为一直拿不到牌照，在做完一单政府项目后，也再没有下文。
与此同时，政府顶层设计早期所搭建起的那批机构，从架构到职能设定，也面临迭代转型。贵州大数据交易所在成立后的3年内一直面临没有足够数据量可供交易的尴尬。原来的交易佣金模式被证明“无法进行”。
“很多领导和媒体都会问你们的交易大屏在哪？我要看一下今天的交易量，我要看一下你今天的交易指数，我告诉他没有，根本没有，现在的数据交易怎么可能达成高频交易。”大数据交易所商务经理唐琛说。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政府不能出售数据，二是BAT这些大公司出于安全考虑和维护品牌，对数据交易的态度也相当谨慎。而市面上一些理论上可交易的数据，其实相当碎片化，甚至存储在不联网的机房里。
于是，这家交易所正在转向增值服务模式—通过加入数据加工、价格谈判的咨询服务，帮助客户采购数据。有代表性的客户案例，是2017年交易所组建项目团队帮助中信银行寻找了接近60个数据供应方，但是做完这一单，交易所整整花了半年时间。
“贵州做大数据已经到了一个深水区，”景亚萍说，“深水区意味着会遇到了很多需要从顶层上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面临回答‘这些数据怎么用’的问题。融合应用里面将遇到很多需要解决的情况，大家之前都还没有遇到过。数据融合会产生什么样的爆发式的效果，我们现在也在探索。”
从贵州一省的角度，它已明显感受到，围绕数据安全、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所出现的很多新问题，接下来甚至需要国家顶层出面规划、制定国家级的政策路线。这个阶段，贵州的策略是修订自身围绕大数据试验的顶层设计，确保对一切“可控”。
2018年第四季度，云上贵州公司完成架构调整。这家成立刚满4年的企业，目前已先后对外投资建立了21家子公司。这一次母公司完成“集团化”转型的过程中，原先管理政府数据的云上贵州子公司、运营苹果项目的云上艾珀，以及早期与中软、北斗、浪潮等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被划入政府事业、企业事业、IDC（即数据中心）业务和资本运作等4个全新的事业部。
至此，云上贵州的使命已经迭代了三个版本。最初它只专注于运营贵州省的政务数据；后来以全资子公司云上艾珀为主体，又另外承接了苹果iCloud（中国）数据存储服务的营运—用张雷的话来总结—这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如今，云上贵州希望对接更多的技术大公司，以合资子公司的模式，积累自己的大数据底层技术研发能力，以开放更多数据应用。
技术人才的瓶颈，是贵州发展大数据这条路上早已被预见到的挑战。一家最近收到云上贵州邀请合作的技术公司的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贵州方面对双方成立合资公司是有一个前提的：技术公司一方必须把它的核心技术人才放在这家地处贵州的合资公司。这是一条刚刚被补充完善的条款。
相比之下财务倒不是最需要担心的。“但我可以讲的一句话是，我们（云上艾珀）肯定是盈利的，而且规模还不错。”冯磊说。集团公司之下，云上艾珀的团队规模目前在四五十人左右，云上贵州子公司不到一百人，人力成本上并无压力，它所运营的数据中心很多也是租用运营商的网络服务器，也是一种较轻的模式。当然，对于这家公司而言，盈利本来也不是它的首要任务。
来源：《第一财经》2019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