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头是百年身
实在是难以想象，当年山大校长徐士瑚向新政权提交辞呈，是哪些考量支撑他做出了这一决定。
徐士瑚（一九0七至二00二）是山西五台县人，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一九三一年毕业后留学英、德，一九三六年归国受聘于山西大学英文系。抗战军兴后山大奉命解散，他多方奔走，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在陕西三原县主持山大复校。此后他长期实际主持校务。到北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五月山大奉令迁返太原，这位年仅四十二岁的校长功成身退，向太原市军管会主任递交辞呈。此后任北方交通大学编译馆英文组主任，一直工作到一九八八年安然退休。
从一九三九年复校，到一九四九年请辞，正好是这位校长人生中一段黄金年龄，任何人都不难想见他与山大之间的感情。按说，进入新社会了，多少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争当积极分子。他作为山大的有功之人，正如答复辞呈的公函中文绉绉地写的：“并垣解放，三晋高等教育事业，还赖先生宏谟擘划，发挥创造力。”而他，居然“以体弱脑衰恳辞”。尽管后文称“诚令人不胜怅惘之感”，但读下来总感觉字里行间有一种正中下怀的故作客气在。试想，批准公函距辞呈递交刚刚三天，这是何等的办事效率。若非早已安排停当，可得乎？
读史经常给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感，因为时不时地可以当一回事后诸葛亮。现在回过头看，徐士瑚先生无疑是一个罕见的大智之人。可是一九四三年他率学生回到克难坡（当时山西省政府所在地）时，阎锡山大骂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书呆子”（徐璞：《我的父亲徐士瑚教授》，载《文史月刊》二00四年第三期）。阎氏谢世于一九六0年，如果他再多活二十年以上，看到他这位小同乡后来的际遇，不知他又该如何评说。
徐氏自承，他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抉择，是受到了一位高人的指点。那是他中学同学，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三六年奔赴延安、一九四九年任铁道部第一副部长的武竞天。徐氏晚年回忆：“在与竞天的多次晤谈中，有两件事值得在此提及：第一，他严肃地告我：‘在新社会一定要慎言语，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范围内可以畅所欲言，一出此范围，则易招来政治麻烦；二要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这与我参加革命工作前决定的三少三不（少说话、少交游、少管闲事；不务名利、不谈政治、不写文章）的精神是相一致的，我就是根据自己的准则和竞天的告诫，平安度过了‘文革’前政治运动频繁的十七年的。”（徐士瑚：《九十自述（续）》，见《山西文史资料》一九九九年第五辑，185页）
一叶知秋。从徐士瑚先生个人的遭际，可以看到山大的气运。
山西大学是一九0二年创办的。初名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一起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三所公立大学。其历史可分为三个时代：创校伊始的中西合璧时期；洋人退出后，由山西省政府主导的时期；一九五四年以后，又进入一个新时期。
作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山大是由上海广学会总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创建的。启动经费是庚子山西教案赔款五十万两，分十年拨付。一九0一年李提摩太与山西巡抚订立合同，校名为“中西大学堂”，期满或期未满而款项用尽即交由晋省官绅经理。恰逢其时晋抚遵旨设立山西大学堂，于是双方议定将两学堂合并，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该款项为西斋专用；而山西大学堂原有部分为中学专斋。
合并后的山西大学堂以晋抚岑春煊为节制，李提摩太为西学专斋节制、总理。李提摩太聘请英国人敦崇礼为西斋总教习。西斋于一九0二年六月开学，先开预科；一九0六年以后又陆续开设法律、矿学、格致、工程四个专门科。一九一0年十一月，双方合同尚未期满，李提摩太鉴于现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扎根，不可能再有形势逆转，提前将管理权移交地方政府。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中西两斋名目取消，改称山西大学校。一九一八年，被列入国立，在当时七所国立大学中，被称为“国立第三大学”。
二00二年，山西大学迎来了它的百岁大庆。为迎接这一庆典，山大成立了一个校史研究室，由时任副校长的行龙亲自负责，推出了一系列有关校史的出版物，包括《山西大学百年纪事》（中华书局二00二年版）、《山西大学百年校史》（中华书局二00二年版）等。篇幅分别达一百六十万字、六十万字。也许是考虑到这些鸿篇巨制不便于阅读，行龙陆续撰写了二十篇文章，到百年校庆前结集成一本《山大往事》。时过十余年，又续写五篇，增加百余幅图片，并附录若干原始文献，推出了一个增订版（商务印书馆二0一七年版）。
这些文章都是单独成篇的，作者有意想通过这些文章反映出山大的沧桑，一本史书，却又采用了散文的笔调。附录中还包括一个山西大学大事记（一九0一至一九五三），因而这本《山大往事》完全可以看作一本另类的山大校史。
一般来说，这种校史对于切身关己的人会比较有吸引力。笔者与山大素乏渊源，对学术史、教育史也只关心与本专业（历史地理学）相关的一点点，所以对山大百年校庆的这一干出版物当时都没有太在意。去年深秋，偶然看到这本《山大往事》的增订本，一眼瞥见著者行龙的名字，由于跟他相识已二十余年，交谊在师友间，也就打开来瞄了一眼——不打紧，只因为打开后又多看了那几眼，终于也就欲罢不能，花了半年多时间断断续续地居然把它给读完了。
读完之后，非常地难受。总感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首先一点特别难受的是，山大创办时地方官的态度。说起来我们也算是一个右文稽古的国家，说到对教育、文化的重视，每个时代的话语都特别地动听，以至于到前些年汇聚成一个最强音：再穷不能叉叉叉、再苦不能叉叉叉。很感人。可是，口惠者往往实不至。口越惠，实越不至。口惠与实惠似乎总在玩一种零和游戏。编织这些话语的人辛辛苦苦地都把工夫花在遣词造句上去了，到了要动真格的时候，只剩下一句：没钱。
按说李提摩太一个外国人，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不远万里来到山西，宁愿贴上庚子赔款五十万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先烈用性命换来的银子；放着白花花的这些银子不要，同时还要赔上无限辛苦，想在此地办一所大学——这个人有毛病么？此议已经由李鸿章赞同，并委托李提摩太全权负责。然而，当教会代表前往太原商讨具体事宜时，晋抚却对此表示异议，理由居然是山西“民穷财尽”。
行龙对此的解读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痛苦尤烈的过程”，以致“任何一种新事物在中国的出现，几乎都要经过一番敌对一观望一审视一接受的过程”（25页）。这自然是一个高屋建瓴的观察。有西方当事人的话可以为证：“现在最好是卷起我们的背包回欧洲去，只要我们不去用这笔钱在这里建什么大学，他们是愿意把钱给我们的。”（31页）可以说明这中间似乎并不是钱的问题。然而我以小人之心来揣度，总感觉这一态度越发可以证明当地官绅并没有把教育之事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君不见一九0一年朝廷一声令下：“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六九），晋抚迅即将太原旧有的晋阳、令德两书院撤销，合并成山西大学堂。中间还要修葺校舍，居然赶在次年四月初一就开办。所以然者何？这是上级命令，属于政绩工程。
得亏李提摩太坚持。他情愿采取一些柔性措施，包括主动提出将原拟单独开办的学校并入已开办的山西大学堂，让山西官绅士子相信“可无牵涉传教之嫌”“断无主权旁落之嫌”（31页），但坚持并入后这一部分保持相对独立，学堂课程、延聘教习、考选学生由他主持。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制度保证，才使得山西大学在创办不久，就“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33页）。尽管这一评价出自西斋化学教员新常富笔下，可能未免有宣传之嫌，但从附录中立于一九一一年的《山西大学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可以看到，三十六人中有十五位外籍教师，包括道学博士文学翰林一位、格致举人文学翰林一位、格致举人法律进士一位、格致博士五位、文学博士一位、格致进士一位、格致举人一位。这样一个阵营，就算放到文凭空前普及的现在都足以引人注目，不难想见在当时的亚洲有多少所大学堪与比肩。
十年生聚，山大总算回到了山西人手里。随即民国肇建，万象维新，按说它该蒸蒸日上才是。可是它的实际走向，说来就不只是难受而已了。
本来在抗战军兴以前，山大还是度过了二十多年升平岁月，有过一段堪称奢华的时光。例如一九一九年承办第七届华北运动会，前后十二天，简直像个狂欢节。其间曾特邀英法美三国公使和张伯苓等三位教育家前来参观，以致晋省各界“无不引为全省异数光荣”，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亲赴车站迎接，设宴款待。趁此机会，阎长官还特别安排在山大礼堂举办一场“各省联合辩论会”，各省学生推出四人组成代表队，优胜者奖励山西名人徐继畲的文集（92页）。可以说，现代——至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们会玩的，他们都玩过。只是他们玩的规格更高，更郑重其事、富丽堂皇一些。
可惜好景不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枪响，八月山大就奉令转移，法学院迁平遥，理工学院迁临汾，文学院迁运城。到十一月，竟奉省府之令而解散。
山大人真是一把好劲道。尽管随后的日子他们像唐僧往西天取经似的，一难接着一难，但他们真是能折腾，经得起折腾。奉令解散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争取复校。徐士瑚更是多次面见阎锡山，建议合并院系，迁陕西续办。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山大在陕西三原县城重燃薪火。在那里办了两年，三青团势力介入，掀动风潮，导致无法正常上课，一九四一年又迁校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在那里待了才几个月，斑疹伤寒开始流行，一九四三年又迁克难坡。基本上两年换一个地方。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春山大回到太原侯家巷，一时间呈现出中兴的气象。然而未几内战硝烟又起。一九四八年七月，阎锡山派飞机将山大师生送到北平，因找不到校合，八月曾进驻中南海。傅作义将张家口伪德王府拨为山大临时校合；九月师生赶赴张家口，发现完全不敷使用，十月底又折返北平。在北平分借多处校合，居然也能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解放，五月迁回太原。
这种流徙播迁的日子，行龙谓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18页）。我只能说，这是他们山大人自己的解读吧，反正我是看得一愣一愣的。
而相较于山大那十余年蹉跎岁月，更让我看了一愣的是一份课表。
一九四七年初，山大编印了一份《国立山西大学一览》。行龙在书中单列一篇加以介绍，并将其中课程设置的部分影印出来作为附录。作为在高校任教也算有点年头的老师，看了这份资料，真是不知说什么才好。
很多人喜欢谈论教育、学术的“民国范”，充满了憧憬。也有人泼冷水，说那时风雨如晦，水平、成就其实有限。我想说，水平、成就是一回事，“范”是另一回事。有些事情，“范”其实无大所谓，有水平就行，比如做学问。而有些事情，水平固然也很重要，但相对而言，“范”更不可缺。我个人理解，教育其实属于后一类。
我特别关注的是历史系。在山大一九四七年的课程设置里，除了常见的中外通史以及各种断代史、专门史、国别史、地区史课程，“大一”要必修国文，还必修很多看起来与历史学不相干的课。如哲学概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普通心理学、伦理学、理则学（逻辑学）。此外，选修课里又有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传记学、古文字学、社会心理学等。其中，与地理相关的课程尤多。在“大一”时要学中国地理、中国沿革地理、普通地质学，到“大二”又要学世界地理。选修课里还有制图学、地史学。
也许有人觉得这些课程对于历史系的本科生来说，浅的太浅，深的太深。前者如国文，读到本科了，应该早就过关了。后者如地质学、地史学、制图学，基本上超出了史学研究所需。而我基于个人的切身经验，不禁为这份课表深深地叹服。如此地大气、立意高远，现如今看不到了。
我经常感觉，我们现在的教育，一直在欠账。有用的不教，一天到晚不知教些什么东西。结果搞得本科高中化，硕士本科化，博士硕士化。如果是对专业有点追求的老师，教本科要还中学的账，带硕士要还本科的账，带博士要还硕士的账。
我曾多次沉痛感慨，带了二十多年研究生，常觉得自己是个中学语文老师。要碰到一些语言文字功底特别好的学生，才让我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现在有不少同学，读到了硕士、博士，不会写句子。给他一个想法，不能合理有效地表达；给他一篇文章，概括不出中心思想。平常给学生改文章，光提意见完全没用，一定要亲自动手。而且，仅仅改几句也没有用。改了第一句，不会第二句；改了这一段，不会下一段。差不多每回都要从头至尾将每个字全部替换掉，仅仅留下署名，才算完事。
前几天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位显然带学生不多的学者对师生联名发表文章的现象愤愤不平，说这是导师占学生的便宜，属于歪风邪气。我忍不住反问，导师有必要占这个便宜吗？有没有想过文章本来就是导师的，从想法到材料到语言，只不过某种不便言说的因缘，而不得不缀上学生的名字？很多人说导师招研究生是为导师打工，怎么我看到很多文科导师招学生其实是导师为学生打工？当时在座的几位苦主均频频点头，表示心有戚戚然。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我觉得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语文教育实在糟糕。中学不知教的什么东西，到了大学就把语文放到九霄云外。偏偏还缺乏逻辑、高数之类的思维训练。这样读书，能把文章写好才怪。
所以，看到山大历史系一九四七年的课程体系里要必修国文、理则学，我就不禁击节称赞，深感这正是我们现在普遍缺乏的。至于其中那么多历史学领域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以及自然科学课程，行龙淡淡地感慨了一句：“这些相邻学科的开设对学生掌握系统历史学基本理论方法，以及拓宽知识面大有裨益，惜现今这些课程在历史系的课程体系中已不多见。”（143页）他既然欲言又止，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只申说一句：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常识。一个人读历史系，如果目的只在一张文凭就算了，要是想求知、想做点跟历史学有关的事情，这些东西即使学校不开课程，自己也要慢慢地去补课的。学校教育本质上与自学并没有不同，只是可以让人在学习过程中少走点弯路。
还有一点，让人看了感慨万千，便是那个年代的师生关系。
《山大往事》中有一篇“先生努力教，学生努力学”，从一九四七年元旦庆典上教师代表的一通讲话切入，讲述当时山大的校风校纪。那位教授结束讲话时说：“我只说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我个人和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应该从今天起，先生努力教，学生努力学！”（149页）行龙由此有感于当时师生的敬业精神，而我则从中非常羡慕那时的师生关系。那真叫一个融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教授们因反饥饿而集体请假的风潮中，教授们因官方口头有所允诺即准备销假，学生们却担心官府说话不算数，出来声援教授会，请维持不达目的不销假之原案。此后的风潮竟演变至教授们劝告学生复课，而且教授们的请假宣言中也表示：“至各级学生作业，虽在请假期间，犹愿随时辅导，俾免荒废。”（158页）这种殷殷的师生情谊，未出十年，竟荡然无存了。
当然，之后的情形，《山大往事》并没有叙及。该书从山大前身三立、晋阳、令德堂书院写起，写到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为止。为什么如此，作者没有明说。我虽然参不透作者的真实意图，即感觉这样的处理确实高明。在一九五三年的院系调整中，山大被分瓜切片，以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原山西大学建制被正式撤销。之后的山大与之前的山大当然割不断血肉联系，但之后的一些往事，既然往得还不够往，恐怕还是留待将来再说为妙。
行龙在增订版后记中写道：“从专业角度出发，山西大学的百年历史，在我看来就是一部缩写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本人深以为然。这部缩写版的历史就细节而言虽然不及数十万字、数百万字的巨著那般高清，但总体上无疑更便于显现其间的精神和气质所在。
〔《山大往事》（增订版），行龙著，商务印书馆二0一七年版〕
作者：张伟然
来源：《读书》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