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四十年代的“双重瓶颈”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八月间，孙犁接连在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冀中人民英勇抗战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尤其是五月十五日和八月三十一日在《解放日报》分别发表的《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和《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二》，优美动人的故事，清新自然的风格，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此，也奠定了孙犁著名作家的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孙犁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冀中。孙犁的归来，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回到冀中的孙犁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写出更多更有分量的作品，成为冀中文坛的翘楚。相反，他的精神受到伤害，创作遇到危机，出现了精神和创作的“双重瓶颈”，也可以说是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自拔的泥沼。这段痛苦的经历使得孙犁几乎失去了创作的信心，甚至产生了改行的念头。
关于这段经历，孙犁很少在文章中提及，在以后的回忆中，也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但是，他在给好友田间、康濯的信中，却做了充分的流露。
尽管孙犁自始至终经历了抗战，但他并不是在前线战斗的一名战士，而是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从事文字工作的一名“文士”。他并没有亲临前线经历敌我双方的拼死搏杀，因此，他的作品虽然反映的是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但重点并不是写战争，而是写战争中的人性。就如让他享誉文坛的《荷花淀》，其浓墨重彩的地方也是白洋淀妇女们精神的乐观、心灵的美好，当写到抗日军民与日寇的遭遇战，也不过寥寥数笔：“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现在看起来，这些描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其中有不少虚构的成分。手榴弹不会轻易把一只大船击沉，而且，战斗也不会如此简单地结束。
但是，读者，尤其是饱经战争之苦的冀中军民，是希望孙犁描写抗日战争的，人们期待他写出更多的如《荷花淀》《芦花荡》一般的作品，特别是充满战火硝烟和血海深仇的长篇力作。
最初，孙犁本人也颇有信心，踌躇满志。一九四六年初，在和亲人短暂团聚之后，孙犁就到了蠡县的刘村搜集素材，体验生活。他的老朋友梁斌当时任蠡县县委宣传部长，为孙犁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此期间，他根据以前的积累，整理出了小说《钟》和《碑》。这两篇小说，与《荷花淀》《芦花荡》相比，笔法更为纯熟，情节更为曲折。尤其是《钟》，既娓娓道来，又环环紧扣，反映了孙犁对描写人性之美的驾轻就熟。但是，一旦写到战争场面，孙犁的文笔就变得枯涩单调甚至捉襟见肘。如涉及日寇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孙犁也只是写道：“从夏天到秋天，林村的人民，是在风里雨里、毒气和枪弹里过的。”当日伪军开始杀戮村民，故事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孙犁也只是写道：“全场的老百姓都不能忍耐，大秋第一个站起来，从背后掏出了火热的枪。在他后面紧跟着站起来的，是一队青年游击组。”“一场混乱的、激烈的战争，敌人狼狈退去了。”
孙犁自己也非常清楚自身的弱点，他认为，真正有资格写作并能写好的，是那些一直在冀中坚持斗争且爱好文艺的抗日干部。“这里许多干部对文艺非常爱好，他们几年间出生入死，体验丰富，但都以为自己不会写而使文艺田地荒废，事实上只有他们才能写好的，有希望的是他们，肖白说是我，错到天边去了。”[《孙犁文集》（补订版）第九卷，14页。下引此书，只标卷数、页码]
在信中，孙犁还提到，为了不使冀中人民和自己的老朋友失望，他“正在努力深入生活和努力写作”，力争拿出好的作品来。
现实却很快让孙犁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积累远远不够。在蠡县期间，孙犁切切实实体会到了生活积累的欠缺。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他在致康濯的信中说：“且一深入村庄，则感到以前所知，直皮毛也不如，既往所谓长篇设计，实以不符现实体格，故所成都为短篇，原村庄纪事及白洋淀未能续写。”（九卷，15页）
另外，孙犁对现实的感受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正如他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致康濯信中所说：“对于创作上的苦恼，大家相同。所不同者，你所苦恼的是形式，而我所苦恼的是感情。”（九卷，26页）重回冀中，孙犁似乎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了，情随事迁，物是人非，孙犁的创作热情已经大大降低了。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战斗经历，他的创作热情，尚不足以完成具有相当分量的文学作品，这是对孙犁创作的最大约束，也可以说孙犁遇到了创作上的“瓶颈”，这也直接影响了孙犁的精神状态。
生活积累的不足使孙犁感到空虚和无奈，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孙犁在给田间的信中提到：“从去年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信中还提到在创作上遇到的“瓶颈”：“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九卷，60页）孙犁希望拓展自己的生活范围，增加生活积累。他说：“如果说创作的苦闷，那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不深入农村部队，我想就休谈创作，而借八年小小虚名写空头文章，自己不愿别人也不允。——干脆不写！”在五月二十日致康濯的信中，对自己的创作也很不满意，除了归因疏懒多事之外，还认为自己“创作气魄的短小”，即使自己擅长的短篇小说，也没有明显的起色和进步。这使孙犁倍感痛苦。
孙犁是一位严肃的作家，对于创作一向抱着认真的态度。在冀中区、晋察冀边区以及在延安时期，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孙犁写了不少散文、通讯和小说。虽然许多都是真实的故事，但也有不少虚构和拔高的成分，对此，孙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希望被人们当成一种工具，不断重复过去，自欺欺人。
与此同时，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冀中八年抗战写作运动，涌现了一批新的人才。孙犁既感到兴奋，也面临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他担心因为自己生活积累的不够而落伍。“王庆文之出现，增加冀中文艺运动无限信心。”“但在张家口，有成就者闻系俞林同志。我在《晋察冀日报》上，读了他一篇《旅伴》，庆（倾）慕之至。写得自然和谐洋溢着冀中味道。”（九卷，16—17页）
在缺乏创作信心的情势下，孙犁甚至想到了改行：“就要做别的工作去，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又没有决心。这就是以往苦恼的情况。”（九卷，6页）这个念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孙犁在致田问的信中就提到：“从前方来，我也想藉此机会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并有意相机改行，学政治工作；来后，深感具体生活斗争经验见闻很差，单有写作环境，亦难产生好作。”（九卷，3页）在致康濯的信中，孙犁以邓康和梁斌为例，再次流露了改行的念头（九卷，16页）尽管孙犁生性淡泊，但同伴们的新生活状态对孙犁也具有很大的诱惑。创作中遇到的“瓶颈”使他念念不忘暂时告别文坛。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依然在流露这种情绪：“我到深县，不是做副宣传部长，就是做副教育科长，虽系副职，照顾‘创作’，但我倒是想学做一些文章以外的实际工作，藉以锻炼自己一些能力。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九卷，29页）这一念头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看到自己当年的同伴、战友如方纪、郭小川、梁斌、陈肇等都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而且干得风生水起，孙犁也有些动心。在一个时期内，孙犁并不甘心也不情愿以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而是想到离开，尝试一种新的生活，体验一种新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孙犁不过三十三岁，但健康状况却很不理想。他在致田间的信中说：“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九卷，6页）
正当为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而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九四六年春，孙犁的父亲突然去世了，这让孙犁感到双重的痛苦。
孙犁是父母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是父母的希望所在。他的父亲对他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他。更为重要的，是孙犁在投身抗日战争期间，是父亲支撑着全家老小的生活，因此，孙犁的母亲称他为“大松心”。父亲的突然去世，使孙犁倍感哀痛，同时也感到了家庭负担的沉重。失去父亲的痛苦使得孙犁无心从事创作和修改自己的作品。他曾经用心写成的《钟》，现在看起来，堪称孙犁的代表作，但他当初并没有信心，先是删除了一部分，但又有些合不得，于是只好将删除的部分一并寄给康濯，请其代为定夺。在七月四日的信中说：“你知道，从家里发生了这个变故，我伤感更甚，身体近来也不好。”“家里也要照顾。明天我就得去看看他们，在这样热的天，要走一百四十里。”（九卷，19、20页）
父亲的病故不仅使家庭失去了支柱，随之到来的土改也使得孙犁的家庭陷入了困境：“经过八年战争，随后是土地改革，家中又无劳动力，生活已经非常困难。”“有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还带上大女儿，到一个农村去住几天，叫她跟着孩子们到地里去拣花生，或是跟着房东大娘纺线。”“这种生活，实际上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持续了有二三年的时间。”（三卷，392页）这些，都给孙犁的创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孙犁遇到的另一个苦恼则是成名之累和工作之繁忙。
孙犁回到冀中之后，地方上非常重视，这使孙犁不得不经常抛头露面，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孙犁性格内向，不擅应酬，因此很不适应，颇以为苦。这种情绪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致康濯的信中流露得非常明显：“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忽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扰得很。”（九卷，20页）与此同时，孙犁又担任了繁重的编辑和社会工作，他不仅接手了副刊《平原》，创刊了《平原杂志》，同时兼任冀中八年写作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在当地第八中学担任一个班的国文课。正如他在同一封信中所说：“倘以八年来任何时期工作相比，我现在的工作之多，力量的集中，方面之广——都达到了最高峰。”由于编辑工作人手紧张（大多是孙犁一人），孙犁形容是“我一个人又要下蛋，又要孵鸡”。这些，也大大影响了孙犁的创作。
除了自身创作力的匮乏、身体的衰弱，孙犁还受到了精神上的创伤。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第一次披露了被泼冷水的事情：“我好像发现了自己的政论才能，不断在报纸上、杂志评论栏上写个评论文章，洋洋得意（寄你几个看看），但欢喜的时候并不长，不久一个同志就指出，我的政论是一弓调调三联句，句句紧。这很打击了我的兴头。”（九卷，20页）文章本无定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和风格，本不应该受到无端的指责，因此，孙犁的自尊心大受打击。
小说《碑》在《冀中导报》发表之后，很快就受到了署名白桦的批评。这篇小说，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队战士先是在半夜来到赵庄，赵老金帮助这些战士渡过了滹沱河。后来，他们被敌人包围，陷入绝境，大多数都牺牲了。在双方交火时，百姓们都去观战，危急关头，老金他们拼死救上了两名战士。之后，赵老金每天都去河边，希望把战士们的尸首打捞上来。在小说的结尾，孙犁是这样写的：“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这篇小说，通篇笼罩着悲壮的气氛，所表现的是抗日战士的英勇和冀中人民的不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始终在传递一种“正能量”。但是，白桦却认为小说中的老百姓对于抗日战士缺乏同情，在战士们陷入绝境时“感到一种绝望的悲哀”是一种小资情绪，到村外观战是缺乏同情心，没有同仇敌忾。还认为孙犁描写这场战斗的笔调过于“冷静”。对此，孙犁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致康濯的信中辩解，认为白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一群战士迫于绝路，又不能救助，低下头来，感到悲哀，并不是小资情绪。”孙犁反问道：“要怎样描写？拍手叫好？还是大声号哭？”孙犁最后说：“这个批评我觉得不够实事求是。”尽管孙犁在信中故作达观，但这种批评给孙犁心灵上带来的伤痛却远远不能平复。
本就行事谨慎的孙犁在创作上变得更加小心，创作的积极性大受影响，他深知文字生涯所隐含的风险。一九八0年，孙犁在同《文艺报》记者的谈话中曾经提到：“我写东西，是谨小慎微的，我的胆子不是那么大。我写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五卷，570页）正是出于“怕犯错误”的顾虑，在一九四六年受到批评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孙犁只写了两篇小说，一是根据《第一个洞》重新修改的《“藏”》，一是《冰床上的叮咛》（在发表时改题为《嘱咐》），而且，这两篇小说在当时都没有发表。孙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写了一些密切配合当时形势的散文、诗歌、鼓词、杂文等，《纪念党的诞生》《民兵参加平汉线》《蒋介石臭史》《翻身十二唱》《向英雄的民兵们致敬》《比武从军》等。这些作品，虽然具有时代特色，但就其艺术性而言，则与孙犁的文学创作不可同日而语，作家本人对此也不太看重，有的连样刊样报也没有留存下来。
尽管遇到了少有的精神和创作的“双重瓶颈”，孙犁依然不甘心自己的创作从此沉沦下去。康濯是孙犁的文章知己，在信中往往对孙犁多加鼓励，希望他有“重要作品”问世，同时，康濯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开导、激励孙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之后，孙犁终于振作起来，写了《张秋阁》《“帅府”巡礼》《织席记》《采蒲台的苇》《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等优秀作品。在感谢老友好意的同时，孙犁也给自己确定了努力的目标：“我总要在这一生里写那么单薄的一本小说出来才好。”（九卷，30页）这段痛苦的经历也可以看作孙犁在进入下一个创作高峰时的前期准备，人生中不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例子，创作也同样如此。
〔《孙犁文集》（补订版），孙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
作者：刘璁
来源：《读书》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