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
日本社会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高度经济发展、九十年代以后的老龄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出现了“极限村落”，即面临消失危险的村落和更多的“过疏化”村落。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界“村落终结论”盛行，杞人忧天的情绪蔓延。日本农村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李晶于二00九和二0一0年两度赴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进行调查，使他对日本村落社会有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稻作农业是日本的传统农业，也是日本农业的支柱，日本农业的90%以上都是稻作农业，且稻作农业历史悠久，由此而产生的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基。以稻作传统看村落社会变迁，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李晶说，我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日本村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看清日本社会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同时也希望从日本的“田野”中挖掘出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来，为进一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累计在日本的田野点工作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李晶完成了主要讨论日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问题的《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以下简称《稻作传统》）一书。
在日本，从明治以来，作为集落社会构成单位的村，分成自然村和行政村两种形态，自然村为中近世建立的村落共同体，行政村为明治以后作为完备的地方自治体的行政单位。在这两种村落中，联结村落人们的纽带正是村落祭祀。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一村一社的政策，强化了神社在村中的地位。实际上，村落共同体意识常常以具有相互独立身份的家的共同体意识为出发点。因此，在认为家是日本社会的基石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家也是日本宗教的基石。日本人对作为家的一员有甚强的认同。
不过，如何看待“村落共同体”，学者的意见莫衷一是，争论很多。在此背景下，李晶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澄清了一些人对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模糊认识。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以后，其东北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地震和海啸还有余悸的人，纷纷离开了世代生活的故乡，没有离开的人中有的人至今还住在政府提供的简易房里。日本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恢复灾区的风貌，但是至今还没达到灾民们所预期的效果，有些灾民开始“抱团取暖”，通过互助方式解决灾民生活中的困顿，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共同体社会”时代。所谓“共同体社会”时代就是村落的各种社会组织健全、发挥作用的时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晶研究“村落共同体”问题的现实意义。
李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日本村落社会，目的不是想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价值趋向或者倡导什么主张，而是希望像格尔兹提倡的那样解释“地方知识”，并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借鉴的东西。《稻作传统》关注的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日本经济发展不景气、日本即将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大背景下，日本农业、农村、农民如何调适、维系村落的问题。日本社会中，既有前现代的，也有现代的，甚至还有后现代社会的特质，前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着当今的日本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日本农村社会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村落共同体”。李晶通过分析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演变，透视村落变迁过程，揭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村落维系的内在动因。他指出，如今的日本村落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也非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村落共同体”以其特有的形式延续着。“村落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延续，既有传统文化的作用，也有村落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努力。日本农村，并没有因为“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和国家在农村社会的隐身而出现社会失衡。这让我想到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提出的村落社会的“平衡”理论。中日农村社会共同点之一，就是平衡性。日本政府给农村社会提供的是“政府服务”和政策导向，管理则依靠村落中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既对国家负责，也对村民负责，这客观上既维护了“国家的权威”，又维护了村民的利益，还维护了“村落共同体”。日本的村落之所以能在社会的不断变化中维持其自身的发展，主要原因就是：村民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并没有丧失；村落中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健全；村落的传统文化没有遭到破坏。这一结论发人深思，特别是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认为，《稻作传统》一书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关注村落共同体这一传统资源的现代意义，详细梳理了日本村落研究的成果，归纳了日本村落研究的理论，并提出对于传统理论修正的视角，即村落研究的“共同体”视角，阐述了“稻作传统与社会持续”这一主题在日本乡村研究中的意义。在日本有不少对村落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以及现代村落变迁的结果。他们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日本村落变化是必然的，却往往无视村落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李晶详细考察了村落的社会组织的运作情况，参加了社会组织搞的一些活动，发现传统稻作农业赖以生存的“讲”“结”等社会组织虽然已经失去了实用功能，但是其他社会组织，如町内会、水利管理组合、消防团、青年组、葬礼组、檀家集团等传统社会组织在村落事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很好地把握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日本村落研究的圈层理论。在日本，“家”与“村”的产生与稻作农业有关，稻作农业对地力、水利设施、共有山林的维护必须靠大家，“村”是跨越家庭的互助共同体。书中对于婚姻圈、集体祭祀圈、生产与生活圈、情感交流圈等熟人社会的圈子做了很好的表述，描述了稻作传统对“家”与“村”变迁的影响作用，如“共同体社会”中的“家”与“村”，概述了“家”和家族形成的过程、明治政府制定的家族制度、日本人的家族意识、日本“家”继承的传统、马场村的家继承现状、日本东北地区亲戚的分类、日本“村落”的历史等。
第三，把社会结构的研究与乡村文化仪式作为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开展研究。作者详细考察了稻作传统中的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山神崇拜和道祖神崇拜，以及稻作传统中包括插秧舞和“神乐”在内的民间艺术、传统节庆活动，如“正月仪式”、盂兰盆节、新年会等。作者指出，马场村的“正月仪式”，包括“私”的正月仪式和“公”的正月仪式。“私”的正月仪式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间传统，“公”的正月仪式是日本现代国家出现以后建构的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因此，村民在过“正月”的时候，会同时受到民间传统和国家传统的双重文化洗礼。他同时还详细地考察了日本村民的葬礼仪式。日本村民的葬礼仪式办得都很隆重，是村落中的重要活动，参加他人的葬礼是村民不可回避的事情。村民的各种文化仪式在维系村落“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神道是日本的宗教，从神道的发展轨迹上看，可以分为古神道、民俗神道、教派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所谓国家神道是明治维新以后创造出来的具有国家意识的“神道”。国家神道包括神道行政，是国家主导的“神道”。国家神道教义的核心是“天皇现人神思想”和“万世一系思想”，它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一直左右着日本国民的生活和意识，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在日本，“神社本厅”这个曾经的日本政府管理神社的机构，现在虽然在身份上是社团法人，不是政府机构，但其管理神社的方法和“国家神道”如出一辙，它对村民的神道信仰影响不可低估。正是“神社本厅”的作用，使村民的“民俗神道”活动，不断被嵌入“国家神道”意识，致使村民在神道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民俗神道”和“国家神道”的双重教化。
第四，把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置于国家、地方与社会互动框架下展开讨论。书中强调生计模式、农协、村落精英、村落发展与村落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如乡村稻作文化传统的特点以及稻作农业以外的生计模式。李晶调查的马场村地处山区，适合种稻的农地有限，过去，村民除了种稻还有不少人烧过木炭、养过蚕、种过荞麦，也有兼职其他工作的。事实上，在日本农村仅靠农业生产很难满足村民的消费要求，所以日本农村的“农民”多数是兼职的，基本都有其他职业，专业农户很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维系村落存续，要靠村民的自觉。如书中对于村民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情况也做了调查，指出：现役“农民”多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不少人以前曾在外面工作过，至少小学毕业；六十五岁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一些，一般都有在外工作的经历，其中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为数不少，这些人被作者称为“返乡务农者”，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在外工作的经历，一般都是村落各种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在村落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城市人，厌倦了城市生活，来村落租地种菜、养鸡，他们虽然没有真正融入村民的生活中，但是由于他们的到来，给老龄化的村落带来了生气，成了村落延续的助力者。此外，政府荫庇下的日本农协在村民生活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日本，农业虽然不是优先发展的产业，但却是日本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日本政府的主要农业政策的实施不光靠政府部门本身，还主要靠民间组织。在日本农村社会中，最大的民间组织是农协。农协既是农户的代言人，也是国家政策的实施部门，具有双重身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稻作传统》中特别强调“村落自治”中的国家在场问题。町内会和秋保综合支所在村落事务中都发挥着作用，町内会代表民问，秋保综合支所代表国家，町内会在政府的政策的指导下实施村落自治。町内会既是村民依靠的、自己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信赖的、可以传递政府声音的社会组织，町内会并没有游离于体制之外，它是村民和国家都依靠的组织。日本的地方自治是国家主导下的地方自治，一直存在于国家村落社会中，国家意识一直影响着村民。
最后，作者特别强调乡村再建中精英所发挥的作用。作者用中国传统的“绅士”来加以比喻。日本之所以能容纳“乡绅”，原因在于日本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解构了“城乡二元结构”“国家一社会二元结构”。日本乡村管理靠的是政府引领下的村民自治，村落真正的管理者是村民，政府只提供政策和资金，与村民合谋管理，对村民平等相待，为此村民建设家乡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乡绅”也有了用武之地。
综合而言，作为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很重要。李晶的研究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接触村民，体味他们的真实生活，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捕捉“家”与“村”延续的文化机制，得出了稻作传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日本“家”与“村”的原动力之一的结论。这一结论正确地反映了日本稻作村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日本稻作村落的本质。虽然作为一名中国人类学者，对日本社会进行民族志研究，本身就具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和自身立场问题，但从李晶对于研究对象的处理来看，非常符合学科规范。这为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田野经验，也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社会提供了翔实的“地方知识”。
（《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官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李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作者：麻国庆
来源：《读书》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