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烈士到思想彗星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历史人物，也是世所公认的维新派主要代表。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过去常有史家认为谭嗣同的价值在梁启超之上，至少在戊戌维新时期可作如是看。梁启超后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然很大，但他是以传播、发挥康有为的思想为主，谭嗣同有其独创意义的思想。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都设专章探讨谭嗣同的启蒙思想或哲学思想而没有梁任公，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谭嗣同是一位颇具个性的维新思想家，他毅然以“流血变法”启迪后人，这是他留在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不朽篇章。如果没有谭嗣同在菜市口演出壮怀激烈牺牲的那一幕，戊戌变法简直就是一个作鸟兽散的结局，有了谭氏英勇献身的悲壮场面，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变革运动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开始。可见，谭嗣同是以自己的生命对变法精神做了全新的诠释，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谭嗣同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诞生于北京宣武城南，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他生命的起点是在北京，最后牺牲也是在北京，但人们对此并不太在意，而是按照传统的籍贯说法，称呼他为“谭浏阳”，实际上他一生的行迹在湖南为时甚短。他一生浪迹天涯，行踪不定，真正闪光的亮点却是他在时务学堂讲学的那一段（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
谈起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我们首先会想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本书分“改革实情”“废上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史”“殉难六烈士传”五篇，对戊戌变法的历史过程做了最初的历史总结。该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八九九年横滨《清议报》社的九卷本，一个是一九0七年以后出版的八卷本，《饮冰室合集》专集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因为后出，这也许是梁氏的定本。《戊戌政变记》可以说是叙说戊戌变法史的一个母本，以后对戊戌变法史的历史叙事都不脱此著的窠臼。
《戊戌政变记》中有两篇与谭嗣同密切相关：一篇是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一篇是《谭嗣同传》。梁启超是广东人，来湖南担任过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是教习，他俩存有同事、同志的密切之谊。梁启超对湖广的风俗民情知之甚深，感情弥笃，他在《湖南广东情形》一文中论及近代湖南新旧两派对立时有一段名言：“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指太平天国运动），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洋人之风已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130页）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旧两派极端对立，这应是他的切身体会。旧派以叶德辉、王先谦为代表，新派则以谭嗣同为急先锋，双方之矛盾势同水火。梁启超是维新派，他的看法当然是预设立场的。实际上，王先谦一八九六年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一八九七年一月时务学堂呈报立案时，王先谦还是领衔提倡者，说他是守旧派或是顽固保守派并不太公允，旧派并不乏新思想。如果细究所谓新旧两派的思想，其实都是以传统为底色。传统既可成为守旧的藩篱，也可演变、进化为维新的动力。谭嗣同的思想演变是传统思想向“维新”转化的一个实例。谭嗣同思想中讲求“仁学”、坚守“志节”，体现了传统思想在近代演进中鲜活的生命力。梁启超以新旧两派对立的观点评价康党与王先谦为代表的地方士绅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话语权的优势，将论敌置于负面的境地。梁启超的《湖南广东情形》对后来的湖南维新运动研究可以说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叙说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或者扩而言之整个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除了像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那样在史实上做扎实的功夫外，在观念上还需根据实证研究的新发现做出新的调整，其中可能下手的地方就是摆脱梁氏的叙事模式。
一九八五年业师林增平先生为李喜所撰写的《谭嗣同评传》作序时就表示：“给谭嗣同写传记和进行评论，已是起点很高的话题。”如果翻阅贾维后来撰写的《谭嗣同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二0一0年版），对谭嗣同研究已达到的高度和饱和程度就会有新的体认。研讨谭嗣同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研究的起点也许要追溯到梁启超的《谭嗣同传》。
梁启超的《谭嗣同传》最初是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在《清议报》第四册。这篇文字可以说是塑造谭氏形象的一个经典文本。后来流传的谭氏生平事迹、个性偏好、烈士轶事都是出自这部小传。如谈到谭早年的生活、性情：“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如称赞谭嗣同在湖南传播新学所发挥的先锋作用：“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如回忆他俩结识的经过：“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日进。”如评价谭嗣同在湖南新政中的功劳：“于时君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如对八月初三晚，谭嗣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与袁世凯深夜作长时间对话，这段文字在《谭嗣同传》中写得最为传神、生动，它对袁世凯极具杀伤力。后来这个故事演变成袁世凯违背谭约，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现在有的历史学者经考证，认为袁世凯即使告密，时问也在慈禧与荣禄已做出政变决定之后，对政变决定并未起诱导的作用。最有意思的是，谭嗣同与梁启超临别时的交代：“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这算是遗托。还有谭嗣同不愿去日本大使馆躲避追捕说的那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被捕下狱后在狱壁中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大家熟知的谭嗣同遗诗。这些后来长久流传的有关谭氏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出自梁启超的手笔，梁氏着意创作一个变法烈士的英雄形象，以鼓励他的同志。
《谭嗣同传》纪实性强，文学虚构的成分也不少。在这篇传记的最后，梁启超强调谭嗣同怀抱大乘“悲智双修”的佛法与孔儒“合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合身以救众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佛儒两者的结合，造就了谭氏的烈士精神。“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可以说，这是对谭氏牺牲做了最初也是最贴切的解释。
梁启超一生写了不少人物的传记，如《李鸿章传》《康有为传》，虽然在当时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后来逐渐为人们淡化，甚至遗忘。只有《谭嗣同传》一直被奉为经典。其中的意义，就是他塑造了谭氏作为一个英雄烈士的鲜活形象。
从历史的角度去解析，梁启超所塑造的谭嗣同烈士形象，明显受制于三个因素：一是他本人作为维新派与保皇党人的双重身份。他将谭嗣同定位为维新志士和保皇党人，强调谭氏的献身精神，当然是寓含激励维新，推动新政，为光绪皇帝保驾护航之意。二是他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和追随者，有意称谭嗣同为康的“私淑弟子”。谭嗣同的《仁学》最初是在《清议报》上刊载，文前有梁启超的序，这篇序中特别强调谭嗣同是康有为的弟子，认为《仁学》是发挥康有为的思想主张。“《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三是维新派对袁世凯的忌恨与试图离间清廷与袁世凯的关系。他长篇讲述八月初三夜晚谭造访袁世凯的故事，即寓此意。梁启超的《谭嗣同传》所提供的材料可以说成为后来各种谭氏传记的原型。
“变法”“维新”古已有之。历史上我们熟知的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是一批具有传统背景而又倾向改革、对西学抱有热情态度的士人发起并领导的运动，它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变法”，它具有近代“维新”的意义。这个“维新”主要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现代化之路。“变法”“维新”的自我定位表现了运动的两面性：与传统相承继的一面和追求改革、维新的一面。在这场运动中担负领导角色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按照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来要求和塑造自己。他们对新输入的“西学”知识孜孜以求，但与对传统的功名的追求相比，在当时又处在次要的地位，这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模式和传统科举制度对他们的限制。
在革命话语中，戊戌变法一度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变法的失败被视为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证明。从当时的情形看，“维新”作为进步、改革士人的诉求引发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变法”并非改良，而是具有相当浓厚的激进色彩。改良是与革命并行的选择，在近代意义的革命尚未走上历史舞台之前，“维新”“变法”是历史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梯。维新遭遇的阻拦，唤起改革者更大的反抗，这就是后来革命的起源。从甲午战争结束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这是中国近代思想急速转变、极不稳定的时期，戊戌维新可谓这一历史大转型的开端。梁启超说：“谭浏阳志节、学行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性的世纪。谭嗣同的思想实际上成为革命派、革命党人继承的遗产，其因也在于此。
梁启超晚年作《清代学术概论》，仍不惜篇幅评述谭氏的思想，谭嗣同短暂的一生只活了三十三个春秋，故梁启超称他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从他留下的《仁学》遗稿看，他有意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至少是系统清理自己的思想来源。但这一工作因其猝逝，还没达到瓜熟蒂落的成熟地步就中止了。所以，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谭嗣同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
如将谭嗣同与其他同时期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如康有为、梁启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谭氏至少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他出身权贵之家，属于上层仕宦子弟，这与出身中、下层的康、梁等人有很大差异。谭嗣同周游四方，广结各界朋友，见多识广，谙熟政治内情，这些与他的出身有相当关系。二是一八九五年以前，谭嗣同的生活区域、交游圈子几乎都在内地。美国学者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中将中国近代改革人物的产生分为沿海与内地两种类型。显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属于沿海型的改革思想家，他们出生在珠江三角洲，生活在东南沿海，比较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而谭嗣同属于内地型的改革思想家，由于接触外界的信息相对有限，他的思想动力和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传统。那么，从谭嗣同留下的思想文献看，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哪些传统思想资源构成他的革新思想来源呢？
一是与湖湘学派相承接的“道德实用理性”。谭嗣同受湖湘学派的古典学者张载、王夫之影响甚大，梁启超称他：“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张灏在《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的思想分析》一书中曾详细地论证了这一点。张载的道德精神、宇宙意识，王夫之的“实学”“学以致用”以及近代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构成谭氏的传统思想背景。二是墨学的“任侠”和“格致”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谭嗣同十九岁时开始研读《墨子》，他在《仁学·自叙》中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谭嗣同性情豪放、广游四方、喜结义士所表现的正是墨家的“任侠”精神。墨家讲究名学（逻辑），喜讲“格致”，是先秦诸子中最接近科学方法的一家。谭嗣同意识到墨学之“格致”与西学有相通之处，故特别有意发掘。三是大乘佛教的宗教精神。谭嗣同尝游南京，从杨仁山学佛一年（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佛教对谭嗣同的思想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生死无常、世道淡远的感叹，谭嗣同早年多遭家变，这对他寻求佛教慰藉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佛教给他的更大影响可能是“大无畏”思想。他曾在致欧阳中鹄的信中说：“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施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上欧阳中鹄·十一》，《谭嗣同集》，中华书局一九九八年版，469页）谭嗣同赞赏佛教的“大无畏”精神，视之为“仁”的境界。他最终选择“杀身成仁”、为变法献身，与其身所蕴含的宗教精神有关。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极力表现谭氏救众生的献身精神，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强调其“打破偶像”与“冲决网罗”的一面。他说：“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莫若端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网罗’正其义也。”“其《仁学》所‘冲决网罗者’，全书皆是也，不可悉举”，对谭氏诋骂名教做了积极推介。梁启超写作此著正是新文化运动凯歌行进之时，梁启超对谭氏的评价显然是与时俱进，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相呼应。
《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写于一八九六年下半年至一八九七年上半年。全文约五万字，写成后，未出版，在一部分维新志士中流传，保有其稿者有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宋恕、章太炎亦接读过此书。谭嗣同在就义前将这部文稿交给梁启超保存，此文一八九九年始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发表。同年出版单行本，在思想界引起震撼，今文经学家皮锡瑞一九0一年得见书后惊为“骇俗之文”。
《仁学》的思想来源，诚如谭嗣同自己交代：“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这实际说明《仁学》的思想主要有三大来源：印度的佛教思想，西方的基督教、自然科学和社会学，中国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宋明理学，其思想来源可以说十分混杂。
《仁学》讨论的核心概念是仁、以太。孔子把“仁”当作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和伦理原则，谭嗣同既把“仁”视为世界的本体和本原，又把“仁”当作维新变法的政治伦理观念来理解。“以太”原是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流行于西方自然科学界的物理学名词，指的是一种弥漫宇宙，无所不在，作为光、热、电、磁传播媒介的一种没有重量、弹性极大的物质，后来因为得不到物理学的证明而被否定。谭嗣同借用“以太”这一西方物理学概念，与传统的“仁”相结合，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唯心”把心看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活动的主宰与创造力量，看成万物之源；“唯识”是佛教术语，梵文意指一切精神现象或人的内在的心识。“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之象为平等”，“通”之义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四义。“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在谭看来，人力做不到者，心力当能所及，强调主观的战斗性和主观意志的能动性。
《仁学》的思想体系是从孔子的“仁”出发，经过“以太”这个载体，最后归结于人的“心力”，其思想流程为“仁一以太一心力”。学术界对谭嗣同的仁学体系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谭氏的这个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也有人认为其包含唯物主义的成分。冯友兰评价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时说：“谭嗣同有哲学的天才，但他的仁学是一个在创作中尚未完成的体系。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初期，有一个互相了解、互相渗透的过程，谭嗣同的仁学是当时这个过程的产物。他企图用中西两种文化互相说明，他所用的方法是‘格义’。当时的人们对于西方文化这个庞然大物的认识各有不同，犹如笑话中所说的瞎子摸象，各有猜测。谭嗣同企图把西方文化的全貌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加以说明，这就是‘格义’。格义不免有生搬硬套的地方，这在谭嗣同的仁学中也在所不免，可以说他的仁学是在创作中尚未完成的体系。”（《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148页）
谭嗣同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冲决网罗”。他以其刚刚接受的自由平等观念为武器，“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大胆批判了旧的纲常礼教、名教和君主专制，抨击旧的三纲，其中对“君为臣纲”批判尤烈，否定君权的民主思想可谓呼之欲出。“冲决网罗”思想是谭氏思想中最大胆、最激进的一部分。梁启超称之为“打破偶像”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批判并不是科学的，将中国之落后、社会之黑暗归结为“心劫”，并“以心挽劫”，用慈悲心肠感动帝王，以促其实现自上而下的变革，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冲决网罗”所构造的“仁一通一平等”思想确有其积极意义，它反映了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对中国的政治革新显然具有推动作用。诚如论者所言：“谭嗣同思想驳杂不纯，言行以激进著称，而问有消极意志。因此，对他的评论，至今还颇有歧异。”（林增平：《谭嗣同评传·序言》，河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5页）理解、把握谭嗣同的思想确非易事。
从梁启超前后对谭嗣同的评论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梁对谭的精神阐释主要着重两个方面：早期他主要是阐发谭氏的合生取义，拯救众生的献身精神，救世博爱的宗教精神，大仁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博大胸怀。这是一个烈士形象。晚年他则主要弘扬谭氏“冲决网罗”、批判纲常名教、排斥尊古观念的一面，这是一个思想先驱者的形象，梁氏之所谓“思想彗星”。这当然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相当关联。从烈士精神到思想彗星，这是梁启超评价谭嗣同走过的轨迹。梁启超对谭氏精神的阐扬成为后来人们理解、把握、评价谭氏的基调。后来虽然有关谭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大体都不离梁任公指陈的轨道。
本书荟萃了西方著名汉学家杜希德、姜士彬、伊沛霞、葛涤风、陈美丽、霍姆格伦等先生研究中国中古时期高门大族和统治精英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门阀士族作为中古时期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对其本质究竟如何认识？是贵族政治，皇权政治，抑或官僚政治的变态？西方学者综合利用传统文献和新出资料，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从社会流动、大族人名、地方基础、政治权力、姻亲关系、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尤其对于门阀士族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权力构成进行讨论，各中己说，交互辩难，展开极为有益的探索和争论，构成中古士族研究百年学术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书既是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古士族问题的总结和反思，也期望借此推动中古士族社会和中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作者：欧阳哲生
来源：《读书》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