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中国式“全球化”
欧亚大陆和濒临地中海的北部非洲，自古以来构成了一个“世界岛”！轴心时代的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孕育于兹，繁荣于兹。二十世纪初叶，英国学者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认为，相对于世界岛而言，美洲大陆、英伦三岛、澳大利亚、日本列岛，只属于被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隔绝的边缘地带。
——其实，这个世界岛是被丝绸之路连接着的。
至少在古罗马时代，地中海周边的海陆通道都是畅达的。西欧亚大陆乃至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比如，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五百年，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从今天的伏尔加河、第聂伯河中下游出发，重塑了西欧、南欧、北欧、西亚、南亚的民族分布。又比如，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从地中海横扫西亚、中亚和南亚，把希腊文明带到了巴克特里亚（兴都库什山）。总之，西欧亚大陆及北非地区，由于种族、宗教、文化、战争和经济的联系，交流密切。只有更加遥远的极东地区——中国，因为高山（喜马拉雅山山脉）和大漠的阻隔，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发展出独特的华夏文明。所以，对于西部世界而言，真正具有“他者”异质的东方，不在尼罗河，不在高加索，而是在天山以东地区，在中国。
把中国文明与西欧亚及地中海世界链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早在张骞之前，走通东西方通道的，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管子》多次谈到“禺氏之玉”（王国维认为“禺氏”就是“月氏”），也许就是这条路上的“走私品”。但是，为什么到了张骞之后，丝绸之路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呢？这与丝路此端的汉唐帝国国力强盛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玉石之路上的商品往来，具有私人贩运性质，而且贩运的主体很可能是西戎民族。秦穆公称霸西戎，对于东西贸易的开拓，有一定促进作用。秦朝及汉朝初年，匈奴几乎垄断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自然也垄断了丝路贸易。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凭借几代人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积累起来的国力，果断采取反击匈奴的政策，因此才有张骞的出使。
张骞来到大月氏新定居地（今日之阿富汗），引起他注意的是蜀地的竹制品和纺织品，当地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从印度来的，带着军事外交目的出使的张骞，不经意问就发现了经过四川、云南到缅甸而至印度的商贸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携带了更多的物品，分送出使诸国，虽然这不算官方贸易，却促进了西域诸部族和邦国来华。这些外邦来使，与其说是向风慕义，不如说是为了经贸往来。
继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昭宣时代和东汉王朝，致力于建立西域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西域都护，从而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唐朝设立安西四镇以及伊西北庭都护府，对葱岭东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唐朝的丝绸之路，比之于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国力强盛，是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值得提出的是，葱岭以西的道路建设，早在汉代官方开通丝绸之路交通之前，古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就有相当的水平。
罗马和波斯，都很重视道路的修建与维护。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首都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两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合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到达。波斯皇帝夸口说，他在苏撒宫中能吃上地中海的鲜鱼，似乎比杨贵妃在长安吃上四川的新鲜荔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帝国东部，自巴比伦横跨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市而到达大夏（即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北部地区）、印度。显然，波斯帝国的道路，把中亚、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串联了起来。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在从大夏到埃及的广大东方地盘上建立了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名的新城七十余座（经考古证实的不下四十座），从地中海滨向东蔓延到阿富汗、印度边境。在西汉张骞打通西域而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后，中亚原有道路网中的主要干线便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从长安横贯中亚、西亚到欧洲，构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文献资料记载，陆上丝绸之路担当东西贸易的商人主要是塞种人，即大月氏人、匈奴人，中古时期则以粟特人为主流。《北齐书·和士开传》说这位北齐宠臣是西域胡商之后。前些年出土的虞弘墓、安伽墓、康业墓等，都是在华粟特胡商或者其后裔。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还有部分犹太人。不是说，华人没有参与丝路贸易的。《法显传》上提到，他从斯里兰卡返回中国的途中，就是因为中国商人（同时也是法显的檀越）对他的保护，才免于同船婆罗门商人的戕害。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也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国外经商的严格管控，华人参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不是用部族或家族方式，而是以单兵游勇的方式。阿拉伯人文献记载，公元九世纪的广州，外商有数万人之多。
关于边境胡商前来贸易的情况，《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有一条对于北魏“四夷馆”前来贩货客商的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这里的“商胡客贩，日奔塞下”已经把来华贸易的热络情景表现无遗。外商来了之后，“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据记载，这些侨居商人，即所谓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
隋唐一统，特别是唐太宗平东突厥、平高昌，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唐太宗对来自昭武九姓的使者（他们关心的大约正是贸易）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新唐书·西域传下》）。唐人文献和小说笔记里，商胡或胡商，是出现频率甚高的词语。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于贸易物品的规格和价格管理，井井有条，就是为适应边境贸易的外商而定，当地居民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需求。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互市监”，安禄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做互市牙郎，就是管这项工作的。他们通“六蕃语”，与外商谈生意有优势。边贸开市，“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白孔六帖·互市》）。边境节度使热衷于边贸，因为这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这笔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计算在边军经费开支中的。《新唐书·西域传下》说：“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税倍。”
宋代，西北地区掌握在西夏政权手里，海上贸易因而兴盛。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东西方贸易也空前高涨，马可·波罗一家就是从这条路上来华的。《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的记载，最为突出的描述集中在经济、商业、道路走向和地形上，反映了作者作为商人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不仅提到金银、宝石、珍珠、盐、稻米、谷物、大黄、姜、糖、香料，令他关注的还有瓷器、纺织品和丝绸。他诧异地说，“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当金银一样充军饷。国内的交通运输、关津道路、驿站以及物价的管理，以及蛮子（原南宋地区）居民的工艺和经商才能，宏大而美丽的城市与港口，有着舟楫之利的广阔的水域系统，都令马可·波罗赞叹不已。
十六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五百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的东来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
元朝以后，西域地区出现了哈密、别失八里、柳城、于阗、火州以及吐鲁番等割据政权。帖木儿汗国（一三七0至一五0七）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一二九九至一九二二）统治了西亚，特别是一四五三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因此，十五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破除丝绸之路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船所向，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一四九八年进入印度洋以前，东方商品运往欧洲和非洲北部的通道有波斯湾和红海两条。波斯湾一线是自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至巴士拉，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在此提取赢利丰厚的商品，经西亚陆路运往叙利亚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今属西班牙）人，前来这些港口购买提货。
取道红海的货物则多来自马六甲，经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国古书上的古里），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进入红海，在图尔或苏伊士卸货，并由陆路运往开罗。到达开罗的货品一部分前行至亚历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商人趸去；另一部分则由北非的撒拉逊商人，从亚历山大运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内地城市。
从中可见，传统丝绸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兰教徒手里，在西端，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则主要被意大利人垄断。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各国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明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中国内地商品通过澳门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有数据表明，万历八年至十八年（一五八0至一五九0），自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每年三千多担，值银二十四万两，崇祯八年（一六三五）达到六千担，值银二十四万两。经由马尼拉运至美洲的中国商品则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中的主要货物来源。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无疑为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中国主要外销商品，有瓷器、茶叶、布匹等。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积累了大量白银。明清时代，中国的货币改由白银计量，这是重大原因。这就存在一个巨大风险，明清时期国内金融政策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中白银的进口盈缩。东南地区甚至因为生产能够赚取“外汇”（白银）的经济作物，而出现了粮食短缺，需要从北方或者外国进口的情况。
可是，随着墨西哥地区白银开采量的减少，为了平衡中外贸易，欧洲——主要是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这些鸦片多数是英国在南亚或者东南亚殖民地生产的，运销中国十分方便，从而使中西贸易变成了毒品换取商品的畸形结构，乃至导致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历史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
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的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可是，这一次，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势不可免。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是我们观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表。
截至十九世纪中叶，“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十五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海上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从直接交往的地区而言，十二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十三、十四世纪，由于蒙古人的帝国造就了欧亚大陆直接交通的便利条件，使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
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明清时期，从十五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叶，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亦可称为启蒙时期，但这两种称呼都是欧洲中心的）。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是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一个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十五世纪末期以来，以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通欧洲一印度洋航路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为代表的许多航海活动，促进了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海外殖民势力扩张活动的加速发展。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也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只是俄国人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但成果甚微。十六至十八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耶稣会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成为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从思想文化交流的层面而言，汉唐时代，影响中国的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明初，传人中国的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早期（一五00至一八00），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人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相反，汉唐时期佛教入华，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也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徂东。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则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世界。
十九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样不曾如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出了中世纪；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一带一路”，源远流长。其背后的动能，也许是帝王们夹杂着野心和虚荣的政治抱负，也许有商贾们怀揣着发财梦想的各种算计，也许还有僧侣们追求真理、传播信念的宗教热情，以及众多热血男儿不辱使命、不畏艰险的报国精神。这就是近代以前的中国式“全球化”。金戈铁马，血雨腥风；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贾客乡情；丝路花雨，木铎声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后，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由此而编织在一起。
（《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张国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作者：张国刚
来源：《读书》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