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江西调查忆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好多个“小团伙”。他们大多起自民间，又与政府有着种种联系。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又名“发展组”）了。我也勉强算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我曾经说过，写发展组的历史很难，更不用说写它的“全史”了，这是我所不取的。我已经斗胆写过一篇，外间的评价还算不错，但内里的问题，只有自己心知肚明。因此这些回忆可以说是一孔之见，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现在阴差阳错有了第二篇，也只好一边说着“告罪，告罪”，一边撂下笔来。
在一九八二年秋天，“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起了一次全组调查，地点是江西吉安。这在发展组，已经是第二次了（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人数较多。第一次全组调查是一九八一年夏，在安徽滁县。因为很多同学还没毕业，参加人数较少。那次调查的目标是包产到户改革及其成效，那是一次很成功的调查。多年以后，发展组获得了一个经济学大奖，原因就是它对“包产到户”改革的特殊贡献。
关于一九八二年江西调查的目标，据何维凌遗作，是为了找一个典型地区探索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从这种角度看，此次调查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调查的目标是探索包产到户“改革以后”的发展目标。就此而言，它却是成功的（所以后来有了改革“第二步”的说法）。
当然，我可能也说得不对。第一，人都可能有记忆错误。第二，我了解的情况不够多，人不免有地位限制，在发展组，我顶多是一个“客卿”罢了。应该说，很多事情并不知晓。
在调查的预备期间，我曾在小组会议上介绍了自己关于清代政府政策的文章。在调查开始以后，我又负责一个小组：历史组。人数很少，只有一两个人（后来还跑了一个，我们都是所谓“通信组员”;以后我还负责发展组的经济史科研任务，如“六五”重点课题等，副组长王小强领衔）。我去过的地方，有吉安、赣州、福州、南昌等。调查后期，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人们就“各奔东西”了。
我只拿出了很短的一篇文章，自己也不太满意。我在那里面写道：“江西经济从宋代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当时耕地达到五千余万亩，明清以来略有下降，至今只有四千二百余万亩。与中国多数省区不同的是，江西耕地经过航测等现代方法测量，与实数出入很小。因为山区的过度开发，曾造成对环境的一定破坏。所以要想继续在开辟土地上做文章，实在已无多大可能。长期以来在这些土地上，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施用肥料以培育地力，使用陂塘以进行灌溉，稻谷两季种植，一年可获三收，农业耕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也曾推广多种生产经营。例如，在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地区，经济以稻产为主，白食有余，可大量进入长江水运，销往各省。粮产以外，其他作物如麻、棉、蔗、芋、茶、油、蔬、果、药材等种植，竹、木等山林出产，棉麻纺织、染色、造纸、编席、制油（茶油、薄荷油、樟脑油）等手工业，以及家畜家禽的畜养等，在清代都曾获得程度不等的发展。但是，吉安各县有棉而质不佳，有麻不及袁州，有蔗不及闽、广，正如‘地饶竹箭金漆铜锡，然仅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费’所表明的，各种经济作物虽有所发展，但生产既分散，也未能形成什么新的优势。”（《江西农业历史述略》，打印稿）
这种情况当然不止于江西。随后，我参加了一个“黄淮海”的项目（白南生负责）也有类似的结论：
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在可以追溯到先秦的长时期历史中，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中心和经济的重心区域。汉代北方户口约占全国总数的90%，唐代约为三分之二，宋代下降为三分之一强，到清代十九世纪中叶，已不足30%。表明这一地区已丧失了经济的领先地位。经过长期的开发，华北耕地早已开垦殆尽，耕作技术也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提高，经济仍以粮作为主，除一部分地区棉作有所发展之外，大部分地区长期以来就处于经济的发展中阶段，而不能有所突破。
例如，位于黄河故道与今道之间的封丘、原武、阳武、延津诸县，是介于冀、鲁、豫几大棉区相间地带的一个地区。明清时期，“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是为中国小麦主要产区之一。封丘诸县亦“惟麻麦五谷，在在树艺”，为农业主要物产。其他出产则主要有棉花、棉布、蚕丝、红花、果木、油类等。其中棉花各县皆产，但除延津“多半种棉半种五谷”外，其他或“地受沙瘠，多不甚成”，或“所出无多，不足供本境之用”;麻则“其质不坚，仅可绚绳，出亦不多”;绸帖之类，“粗备一方之需，非能为精好可致远也”;仅有“一二梨枣，问远鬻江淮，佐赋外无奇可居”。故志书称：“习俗呰窳，即耕蚕工贾，力有未尽，况其他乎？周有虞衡、山泽，以尽物力，凡牛羊麋鹿貊犬，皆有所养，今百姓仅稍知种树”，“土产自五谷而外，无可称方物者”;“独以瘠土微便黍粟麦菽，竭力以供常税，竟无长物”。并不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开拓出新的有前景的优势生产（参见《封丘地区农史简况》，打印稿）。
该地以东，位于长江、淮河之间、横跨几省的“江淮地区”，也是一个粮食的主要产区：
例如安徽所产米谷，“遇大有秋，可支本地三年”，从明代起就能大量输往江南。然而却“无（《史记》所说）燕秦之枣梨，无吴越之蚕桑，无蜀汉之千树桔、渭川之千亩竹”，没有其他生产优势可言：“乃地之所产，人依为命，止一谷而已”。明清以来，有不少地方官员曾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局面，如乾隆年间署理巡抚准泰劝民树桑，巡抚潘思榘以“林木甚稀，蔬圃亦少”，令有司审察桑麻蔬蓏，凡可佐小民日食之用者，随宜种植，知州郑基于寿州教民种薯蓣，养山蚕，韩梦周于来安县劝养山蚕，其后，李兆洛于凤阳劝农并重耕桑，周凯于怀远劝民树桑植棉，但所有这些，都未能获致多大成效。
类似的现象发生在江苏北部。如淮安府属经营单一，“以家人日用所必需，一切取足于四方之商贾。虽有隙地，曾无桑麻，（《孟子》所说）五鸡二彘，阙焉不讲”;“饲蚕缫丝，利入十倍，郡人罕知之”;“麻苘、蓝靛，间亦有之，仅足供用，不能贸远”;棉花经山阳令金秉祚、知府赵酉劝谕种植，“而民莫应”，其后山阳令姚德彰、清河令万青选复设局教之，“迄未能行”（最近几十年间情况可能已有很大改变）;即有所成，亦“大都皆农事余业之所取也”，不能形成新的生产优势。可见它正是中国内地大多数地区在近数百年中所面对的历史性难题。
作者：高王凌
来源：《读书》2019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