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福芸笔下的太虚法师
谢福芸（DorotheaHosie，1885-1959）是著名汉学家、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Edward Soothill，1861-1935）之女，她出生于浙江宁波，后跟随去温州传教的父母在那里长大。谢福芸七岁时回英国读书，毕业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后嫁给英国驻华外交官谢立山爵士（SirAlexander Hosie，1853-1925）。谢福芸一生与中国结下了各种不解之缘：她曾于一九二六年出任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她所撰写的四部有关中国人物风情的书籍，在英美世界引起过极大的反响。
一九二九年，谢福芸出版了她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中国淑女》（Portrait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描写了她一九二六年跟随以威灵顿勋爵（LordWellingdon）为首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代表团访华时在南京、杭州、汉口、天津等地的见闻和感想。书中有一章记载了太虚法师在英国访问时的轶事，是非常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
谢福芸所记述的是太虚法师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一月访英的情景。谢福芸写道：
就在几个月前，我突然被请去给武昌南普陀寺方丈太虚法师做了半天的向导，他是佛教界最忠诚、最智慧的倡导者之一。他此次欧洲之行的目的是给我们的宗教领袖讲解佛教的美德。可惜他在英国只能待一周，而我们的宗教领袖通常日程都排得很满。而对于东方的神职人员来说，这是不对的。他们应该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那些真诚的求道者主动找上门来聆听教诲。
此处“武昌南普陀寺方丈太虚法师”是错误的，不仅南普陀寺不在武昌，她将“南普陀”两次都拼错成了“NanTu Pu”。一九二二年春太虚创立武昌佛学院，一九二七年四月开始接任会泉法师任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谢福芸显然是将这两件事混在了一起。从字里行间来看，谢福芸对自己有幸给太虚法师做了半天的向导感到非常荣幸。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是罪人，都有原罪，唯有靠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得救。因此，基督教需要主动将神的好消息（福音）传给大家。而佛教常常强调“随缘”，这就是谢福芸所谓的“他们应该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那些真诚的求道者主动找上门来聆听教诲”。佛教徒这种“随缘”的被动“传教”方式，让谢福芸反思了英国的神职人员整天疲于奔命主动出击的方式，她认为这原本不应当是这些“精神”领袖的本职。此外，根据《太虚大师年谱》，太虚法师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从巴黎抵达伦敦，至他十一月六日离开伦敦到达比京（布鲁塞尔），前后共计十五天，超过了两周的时间，并非谢福芸所说的一周。
谢福芸听说伦敦市长要在其官邸举办一次宗教会议，她设法让太虚法师前往参加：
市长大人做会议主持，发言者包括鲍德温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卫理公会主席。太虚法师本来至少能见到他们。但是他来晚了，一开始是来得太早，于是就离开了，后来是我打电话求他，他才又再次回来。他在中国秘书的陪同下悄无声息地返回了现场。他的秘书讲英语，穿着完美的晨礼服和条纹裤。太虚法师的形象则令人愉悦，他身着橘色缎面袈裟，洁净脱俗，魅力四射。在一群身着深色衣服的英国人的反衬下，他就像一块经过雕琢的琥珀一样醒目突出。他低眉顺眼，剃光的头上戴了一顶贝雷帽，脖子上挂了一串木制念珠。他静悄悄地进门，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为显示宽容大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和尚，他还握了握我这个外国人、一个女人的手。
由于是突然通知参加的一个高层宗教会议，谢福芸显然没有与太虚法师协商好时间。不过谢福芸还是盛赞了太虚得体的穿戴和举止，她还特别强调，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作为和尚的太虚居然还握了一位外国女士的手！谢福芸继续讲述太虚法师在宗教会议上的举止言谈：
我们周围的人都站立着，在唱赞美诗。“他们唱的是什么？”他小声问道。我们听到的是《你是生命之泉》。“他们在唱耶稣像水一样，纯洁解渴，”我低声回答，“这是个比方，寓言。”他点点头。水在每个宗教里都是寓言。他转着念珠。拥有天使般纯洁心灵的约翰·卫斯理一定更愿意在这个会议上见到太虚这位佛教徒——这个集会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把全世界当作自己教区的牧师而举办的。
以基督新教为主要信仰的英国，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殖民地，他们的宗教领袖在与其他宗教领袖的对话方面，也积累了诸多的经验。此次太虚参加的宗教会议是为纪念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1703-1791）而举办的。卫斯理对谢福芸而言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他是英国循道公会（TheMethodist Church，亦称“卫理宗”）的创始人，而谢福芸的父亲苏慧廉正是这一差会的传教士。因此她感叹，这位循道公会的先驱如果能跟太虚见面的话，可能会产生更丰富的思想。因为太虚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安排，因此他在此期间有些坐立不安。谢福芸继续写道：
当观众鼓掌时，太虚法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意思是他理解大家情绪的激动，尽管语言有时可能起不到同样的作用。不过，他此时显得很焦虑，因为他不想下一场活动再迟到，所以他尽量不让人觉察地不时看一看腕上的手表，足足有十次之多。像进来一样，他又悄悄地离开了大厅，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我不知道，如果能在英国待足够长的时间，这位南普陀寺的方丈太虚法师是否需要像我们一样，借助时光机或是其他设备来确保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他。
由于太虚不懂英文，而在参加宗教会议的时候，不可能一直有人为他做口头的翻译，因此他感到有些不便，尽管谢福芸认为太虚有一定的智慧，能够理解其中的一些环节。更主要的是因为太虚接下来还有演讲，由于怕再次迟到，因此他感到心神不定。
接下来谢福芸描写了太虚法师在伦敦的演讲，从她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太虚法师在欧洲的演讲方式：
下一场活动，太虚法师自己是发言人。他讲话带有浓重的华中地区口音，所以在座的听众很少有人能听懂他的讲话。身披橘色袈裟的他站在黑板前面，风度高雅。每五分钟，他会高雅地退下，让站在阅读灯后的翻译读出译文，这时太虚法师眼睛朝下，俨然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绅士。但当他说起佛陀，说起蒙受启迪的良心，说起至纯，他会扬起白皙的圆脸，脸上写着真诚而勇敢，他的目光穿越这间单调刻板的伦敦阶梯教室，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的双手富于感染力地自由挥舞，像花儿一样开放又合拢，姿态优美。
作者：李雪涛
来源：《读书》2019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