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晋国公室衰微，大权旁落六卿，即“六卿专权”。赵鞅以卿主政晋国，挟强大武装，率诸侯之兵，戌周十载，又铸“刑鼎”，颁布晋国法典……这一切兆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赵鞅（？—前475年），又名志父，谥号简，时人尊称其赵孟，史书里多称之赵简子、赵简主。实际上他并不姓赵，而是姓嬴。原来远古时期，姓氏一分为二，既有姓，又有氏。姓是大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徽示，氏是一个姓所分出的小氏族支系的标志。直到秦汉时，姓氏才合二为一。
赵鞅就属于嬴姓赵氏。嬴姓，源于颛顼高阳氏之孙皋陶，字庭坚（八恺之一），生于山西洪洞（一说曲阜），被舜赐以嬴姓。至皋陶的十世孙造父时，据《史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得知，嬴姓赵氏始于西周造父。
那为何没有嬴鞅一说？因为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氏”是用来别贵贱的，而国君最为尊贵，不需要用“氏”辨别。据顾炎武在《原姓》载：“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如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姓”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只有武士阶层才有“姓”。明治维新后，日本平民阶层才有“姓”。但日本的“皇室”却至今没有“姓”，因为其社会地位早已尊贵至极，毋须通过“姓”来反映。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赵鞅是一个怎样的人？
赵鞅出生在显赫的赵氏家族，其祖父就是赵氏孤儿--赵武。赵武曾掌控晋国朝政长达二十多年，其子景叔尽管没有执政，但却是上将军，在晋国政坛仍举足轻重。公元前525年，赵景叔去世，赵鞅继承其父上卿职位。
率诸侯之兵，会盟戌周
自晋文公起，晋国一直称霸诸侯，中间虽有挫折，但霸业仍持续百年之久。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王子朝发动叛乱。当时执掌晋国大权的是韩起，为平定周王室内乱，他随机竖起“尊王”大旗，派荀跞前往勤王，结果却大失所望，于是又派赵鞅前往协助。公元前517年夏，赵鞅与宋、鲁、卫、郑、曹、邾、滕、薛、小邾十国代表于晋国黄父（山西沁水翼城）会盟。赵鞅主持此次会盟大会，他在会上先是痛斥王子朝发动的叛乱，再提议各国应立即调集军队，提供粮草勤王，次年一定要将周王迎接回都城。参加会盟的各国都表示愿意听从调遣。次年，王子朝叛军不敌强大的盟军，撤出王畿。据《史记?赵世家》载：“晋顷公之九年 ，简子将合诸侯戌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这是赵鞅首次亮相盟会舞台，所表现出的果断与强硬，显示其已成长为一位有风范的大政治家。晋国能成功主导此次盟会，也反映出当时晋国的霸业仍存在。
不过，到了公元前482年的吴、晋在黄池（河南封丘南）的会盟却不一样了。当时的赵鞅早已步入暮年，而且吴国也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小国了。吴国原为晋国扶植的一个小国，目的是防御南方强大的楚国。但随着吴国实力的与日俱增，先是于公元前506年攻入楚国，公元前494年平定邻国越国，又北上与齐、鲁两国相继交手。此次盟会上，吴国铁定要与晋国争夺霸主之位。根据盟会制度规定：谁先歃血谁就是今后霸主。吴王夫差一到黄池，就要先歃血，立即遭到赵鞅的坚决反对，甚至下令军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不过到了最后，晋国还是让吴国来主盟。可见，此时晋国的实力难以维持霸业，但赵鞅在盟会上显示出了临危不乱的大政治家气势。
颁布成文法，废分封制
晋顷公九年(公元前517年)，赵鞅已是晋国执政。据《史记》记载：“（当时）赵简子在位。”
就在其执政不久，晋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就下令让晋国民众捐钱出力，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史称“公布成文法”。颁布成文法典，这在春秋时期以奴隶主贵族为主的社会里，无异于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要知道，当时的政治是“刑不可知，威不可测”，而成文法典则彻底否定这种状况。因此，遭到旧的奴隶主贵族的强烈发对。后来，在赵鞅“刑鼎”、子产“刑书”、邓析“竹刑”的基础上，李悝编著成《法经》，法家学说逐渐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强大理论武器。赵鞅尽管不算法家学说的代表，但他却是首个颁布成文法典的晋国执政，在推行“以法治国”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从此，晋顷公一病不起，于十四年夏六月卒，秋八月下葬。翌年“子定公午立”，即晋定公元年。
实际上，自晋献公起，晋国就开始有意识地取消亲近公族的一些特权。当时的晋献公就察觉到自己的堂兄弟们，尤其是曲沃桓叔、武公的子孙，严重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就提拔士蔿，准备剪除公族。
春秋时期的公族，是指各诸侯国国君以外的同姓近亲--国君的儿子中，除太子，都称公子，公子及其后人均为公族。晋献公是晋国“公室”的代表，而曲沃桓叔、武公的其他后人都是“公族”。
士蔿接受任务后，采取离间、分化策略，成功地使群公子将富子排挤了出去。之后，士蔿又鼓动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自此，晋国公族势力对公室已构不成威胁。为了斩草除根，士蔿修筑聚邑（山西省绛县东南十里之车厢城），将群公子迁进去，其实是拘捕，士蔿在筑城的时候，就将聚邑当成牢狱来修建的。公元前669年冬，晋献公出兵包围聚邑，一举歼灭群公子。晋国自此无公族，西周以来一直奉行的分封制与血统贵族把持政权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为晋国的军事、经济与政治改革扫清道路，赵鞅“铸刑鼎”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
其实，对于晋献公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晋国的未来却未必。他灭公族原是想保护公室不受威胁，谁知最后公室却彻底被架空了。
立赵氏宗邑，营建晋阳
在赵鞅之前，赵氏宗邑发生国数次迁移。如赵夙为赵氏宗主时，封于耿，此时赵氏宗邑在耿这个地方。赵武复兴赵氏后，宗邑在温地。到赵鞅时期，他将赵氏宗邑立在晋阳(山西太原南古城营)。
原来，当年晋顷公因为赵鞅入周平王室之乱勤王有功，又为了防羊舌氏杨食我之子孙勾结秦国侵犯，就赐封赵鞅于靠近秦国边境的赵邑，允许他在蒲坂筑城。晋阳城于顷公十三年秋八月开工，周天子令晋国主持建筑汝水城。据《左传译文·昭公二十九年》载：“晋顷公十三年“冬，晋国的赵鞅、荀寅领兵在汝水边(今河南郾城)筑城。”
晋阳，位于今晋中盆地北端，西临汾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赵鞅将这里确立为赵氏新的宗邑后，前后派谋臣董安于、尹铎前往治理。
董安于经营晋阳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这里储备了充足的武器兵械。据《战国策》载：“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室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墙之，其高至丈余。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据《晋阳古城勘察记》载，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市南的古城营村，发现了春秋晚期董安于所筑的晋阳古城遗址。当时所存的晋阳城南城墙残长626米，宽30米；西城墙残长2700米，其中有900米高出地面约７米。从连接现存于地上和地下的城垣遗迹来看，此城的南北长度估计可达4500米左右。经过二千五百年的风风雨雨，仍能保存如此“完整”，可见当年的晋阳城绝对是大邑。
之后，赵鞅又派尹铎代替董安于经营晋阳。尹铎临行前请示赵鞅：是要将晋阳当做提供赋税的城，还是当做保护的屏障？赵鞅十分肯定地回答：“要建成保护的屏障。”尹铎随即裁减各户的税额。赵鞅还对儿子们说：“晋国如果有了祸难，你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不要嫌晋阳路远，一定要到那里避难。”
可见，赵鞅营建晋阳城，充分体现了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和具有远见的卓识。在之后的六卿斗争里，晋阳城真的起到了保障赵氏一族的巨大作用。
六卿大兼并，八年战争
晋阳城建成之日，晋室公族与六大卿族之间矛盾彻底爆发，六大卿族间大兼并战也自此开始。
公元前497年，赵鞅原本打算将安置于邯郸的五百户家奴迁到晋阳，邯郸大夫赵午从中阻挠，赵鞅怒斩赵午。赵午的儿子赵稷、涉宾在邯郸发动叛乱。赵午的舅舅荀寅（中行氏），联合自己的姻亲士吉射（范氏），想借机打压赵氏。
一开始，赵鞅就被逼退至晋阳。但随着局势的发展，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窝里斗”无疑于开启了六卿大争斗的大门。晋国很快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赵氏、韩氏、魏氏、智氏、晋公室组成的阵营，另一方是范氏、中行氏、邯郸赵氏与各诸侯国的支持者组成的阵营。
自此双方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争。战争开始时，范氏和中行氏略占优势。
赵鞅为保卫赵氏宗庙、团结宗族一致对外，对族人和家臣施压，让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首先对付那些早已被驱逐的敌对宗族，防止他们返回晋国；其次让族人和家臣以己身或儿子作为人质；再次，让族人和家臣发誓不能培育私家势力，一旦发现必严惩。没多久，赵氏宗族空前团结。
公元前493年，双方在铁丘（河南濮阳西）决战。战斗前，赵鞅为激励将士斗志，向参战将士承诺：如果战胜，犒赏上大夫一县，下大夫一郡，士十万亩田地，庶人、工、商可做官，奴隶可得到自由。这一招果然凑效，战斗开始后，“赵家军”个个奋不顾身往前冲杀，大败敌军，史称“铁丘之战”。
此战后，范氏和中行氏再也无力与赵氏对抗了。
公元前490年，赵鞅率军攻占柏人（河北隆尧西），士吉射、荀寅亡命齐国，晋国开始了赵、韩、魏、智四卿专政时期。
赵鞅成为晋国的实际控制者，赵氏也得到了大片“领土”。
随后，智氏的智伯不听赵鞅“劝阻”，疯狂掠夺各卿领土，但是年迈的赵鞅没有精力“讨伐”智氏，于是他开始考虑挑选有能力“接班人”，让他带领赵氏征讨智氏。
赵鞅为了考验几个儿子的能力，让他们到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寻找宝符，并承诺谁最先找到必重赏。
很快，回来的除了赵毋恤之外，其他儿子都说没找到。而赵毋恤对赵鞅说：从常山居高临下可以看见代国，因此宝符就是代国。赵毋恤成了赵氏领导者，即赵襄子。他兴兵灭代，反灭智伯，为“三家分晋”奠定基础。
对于如何评价赵鞅，可以这么说，他为赵氏铺平了由家入国的政治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