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的美国”
美国史学的跨国转向作为一股新潮流，如今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纳，某种程度上也日益将一度被边缘化的美国对外关系史重新推到史学界的前沿。然而如何跳出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换一个角度重新撰写历史？跨国浪潮袭来，美国历史学家纷纷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发现了理解本国历史的线索，这类由跨国转向带来的“世界中的美国”（USin the world）框架下的新的美国历史研究作品，改变了以往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叙事。这股浪潮不局限于六十年代以来一度陷于僵化局面的外交史领域，而是涉及美国历史写作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而言，这类作品不仅挖掘出了历史的相互关联性，同时，也意外地给我们带来了重新发现和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棱镜。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前些年出版的《万国之林：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一书，将全球史视角下美国历史新叙事的讨论推向一轮新的高潮。本德试图跳出美国例外论的框架，挖掘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联性，在全球史的框架中重塑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他坦言，在写作之初并未刻意针对美国例外论。然而，美国公共生活之中无所不在的例外思想，逐渐使他意识到这种思想的不足之处。“这种思想遮蔽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使我们忘记了美国不过是万国之林中的一棵树，世界万民之中的一个民族而已。”在本德看来，公民观念、国民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都是近代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定产物，与美国例外论叙事紧密结合，可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大卫·拉姆齐（DavidRamsay）的《美国革命史》。本德强调：“即便美国的国族构建异常成功，美国历史的叙事也不能延续例外论的模式;美国历史只有置入全球史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被充分理解，它的发展历程绝无半点与众不同之处。”
《万国之林》的讨论分为六个章节，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延续到进步主义时代，横贯美国历史数个重大主题。在本德看来，从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初，美国历史就深嵌于全球史的脉络之中。以往对殖民时代的叙事总是围绕“五月花号”与英格兰移民在新大陆的经历，却忽略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如何带动了北美种植园经济，并养成了殖民地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它同样忽略了十四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当时世界的技术、人员、贸易的异常发达的往来和互动，如何使欧洲人感到羞惭、懊恼，迫使他们远离家乡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大航海之旅，并最终重新书写了美洲的历史。本德甚至提及了中国在大航海时代被忽略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郑和下西洋功勋赫赫，然而到一四三三年，明朝的内政和财政局面发生变化，中国远航活动的减少给欧洲的航海带来了机遇。不仅如此，明朝社会在东亚经济贸易网络中的轴心地位，以及其国内社会对白银供应的需求，也使美洲的开发变得有利可图;而充满讽刺的是，明朝对白银的过度倚重，造成了国内的经济不稳定，也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本德对美国革命的诠释同样令人耳目一新。本德认为美国革命不仅是关于独立战争与国内领导权的二元之争，它更是英法“七年战争”全球布局里一幕无足轻重的局部战役。“七年战争”中失利的法国一心想要与崛起中的英国争个高下，而美国革命不过是英法帝国在全球争夺霸权的局部延续，若放在当时欧洲的战略局势中考量，北美殖民地远非英法之争的主战场，既不重要也不“例外”。将美国革命视为“七年战争”的延续，也使本德更为关注那些夹在英法之争边缘的、一直被忽略的美国革命的参与者。例如，密西西比河东岸及田纳西河谷周围居住的印第安人部落与英军一起浴血奋战，然而在巴黎的和平会议上，英国人彻底抛弃了这些曾经的朋友，而且将原本属于印第安人部落的五大湖区域一并割让给了殖民地人。这些势单力孤的印第安人惊惧万状、哑口无言（本德的原文用的是“thunderslruck”，仿佛被响雷劈中一般），只得接受了这一事实，沉默着迁出了自己祖祖辈辈所栖居的土地。本德指出，此实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悲剧的一幕”。
当然，本德并没有在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同时将它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一刀两断，而是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本身纳入更广阔的全球历史的进程之中。在他看来，受到一八四八年世界风尚的影响，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内战时期可被视为美国“国族构建的时代”，而将一八四八年全球性的民族主义纽带与美国紧密连接的，恰是一些辗转于欧美世界的跨国个体。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在被迫流亡国外时，听从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的建议，前往费城，学习美国的经济制度。他最终以杰克逊总统钦命美国外交官的身份重归故里，将在美国思考成熟的国民经济思想光大于德国，并深刻影响了俾斯麦时期德国的经济政策。通过这些细致的案例，本德成功地揭示了美国历史的每一段历程都是与世界各国的历史紧密勾连、相互影响的。
巴黎咖啡厅里的海明威、“迷茫一代的引路人”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Stein）和曾经来过中国的非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这些人物和他们在巴黎的生活场景深深吸引了当时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的丹尼尔·罗杰斯（DanielRodgers）的女弟子布鲁克·布劳尔（BrookerBlower）。布劳尔借由这段在巴黎做档案研究的经历而撰写的《在巴黎成为美国人》（BecomingAmericans in Paris：Transatlan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WorldWa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一书，试图借助美国人在巴黎的经历，呈现二三十年代被传统历史叙事所遗忘的巴黎的美国次文化，借此探索这一时期美国在变动的世界秩序中面对世界时的姿态。
这一时期，美国诗人写过这样的句子：“纽约把人变为侏儒，巴黎则让人重新恢复人性的色彩。”尽管美国的物质文明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开始领跑世界，但当时的美国人依旧将巴黎视为文化、智慧和灵感的源泉。这里面有一段尘封的历史。如果说巴黎曾是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这些美国精英的活动场所，那么这一时期大量的人员流动和往来，已经改变了美国人对巴黎的认识。巴黎有美国医院，有美国购物中心，有美国学校，二三十年代的巴黎俨然已成为“美国人的游乐场”（theAmericans’Playground），而巴黎人，不过是映衬美国剧情发展的路人甲和路人乙罢了。
作者：邢承吉
来源：《读书》2019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