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渴而又天真的人类学家，拿着录音笔奔向田野
《康熙来了》结束的时候，制作人詹仁雄在脸书上给这个12年的综艺节目写了一篇“讣闻”，里面说，“我们不但在记录明星，也在记录着历史，因为这个貌似娱乐的小节目，或许更像一个时代的田野调查。”
我突然想到念研究生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位山东同学，每次我端着饭盒在电脑前看刚更新的“康熙”时，她总会表现出一整套包括“呃……你竟然看这种东西”在内的不屑反应。
在我们那个以文学理论和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看“康熙”似乎也算不上特别粗俗的娱乐，但那个同学的态度，或许就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一直以来，对包括娱乐业、明星、八卦在内的大众文化的态度。
我记得那时除了“康熙”和天涯八卦，我还很热衷去看当时已经不太有人看的门户娱乐频道。在风格粗糙和单一到发指的标题和行文里，我似乎是在图片和直接引语里做一种类似于“人性拼图”的游戏。我会通过每次看到的新文献，修正或者确认我对某个演员或者明星的判断。在碎片的拼凑里，有时也难免会遇到一点关于人性的真相。
这个恶趣味小游戏让我着迷，因为我对人和故事感兴趣。那时，我还没有做记者，我没有非常正当和频繁的理由去认识陌生人，去攫取新故事。而图书馆里那些关于过去的故事，已经让我有一点审美上的疲劳。我想和正在发生的故事发生一点关联。
在每天follow娱乐八卦的行径背后，我隐隐觉得明星是一类很有趣的生物。生物具有多样性，而明星具有某方面的不可替代性—除了一些极端境况和巨大变故中的新闻当事人，你很难在当代再找出一群像明星一样常年生活在巨大刺激、高强度名利场和高浓度戏剧化生活中的人类了。
只要对人感兴趣，对欲望感兴趣，你很难不对他们发生兴趣。后来，我做了记者，以结识陌生人和挖掘故事作为主业。在做记者一些年后，我也开始做一些娱乐人物报道。我发现，那个宿舍女同学鄙夷和不可置信的眼神，其实到现在，还是经常会遇到。
我们的稿件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明星和偶像作为报道对象。我的一些朋友，有时会戏谑地在微信里问我，“最近忙吗？又在写明星八卦啊？“或者是“你们怎么老发明星的稿子？”
报道明星，似乎总是在题材的重大性和合法性上有亏。那明星究竟是什么？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说，“明星是一种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生物，在某些方面，他们类似于神话里的英雄或者奥林匹斯山的神……明星是一种混合人格，我们无法从他身上分辨出哪一个是真实的人，哪一个是明星制塑造出的人，哪一个又是观众想象出来的人。”
莫兰建议从人类学和当代“神话”的角度去理解明星。而持“社会建构论”的英国电影学者理查德·戴尔则建议从社会学和批判理论的角度去研究明星，“明星并不是某个真实的男人或女人，ta是一组符号形象或者文本，是一种由电影和大众传媒等媒体一起参与塑造的‘被建构的个体’，充满了历史的、美学的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意涵。”
我想这两个角度，加上人类自始至终对“故事”的渴求，已经构成了报道明星、书写明星故事的合法性。
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为现代社会嵌入“理性”和“科学”这两块运作基石后，明星和偶像成为现代社会里，唯一合法且依旧在大规模重复进行的“巫术”“骗术”和“神话”，并引发某种信仰或宗教。
更诱惑的是，在当代中国，能够被关注和掘进的领域大体是在收窄和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一棵植物能够独活，没有一个板块不折射整个“场”/时代的气味、颜色、温度和镜像。
当你面对这所剩无几的培养皿或者发生器时，目睹其中正在进行的诸多关于欲望、控制、幻梦、名利、肉体、美学、宗教、消费的剧烈化学反应，你很难不像一个饥渴而又天真的人类学家那样，拿着录音笔奔向那块田野。
作者：安小庆
来源：《人物》201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