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见证者
太乱了。心理服务的帐篷像是从裂开的地缝里长出来的，出现在绵阳、成都等地震灾区。穿得像越野战士一样的心理咨询师们坐在那儿，旁边堆着与往常一样的宣传资料—如果你有心理问题，请打我们电话预约。
“那会儿老百姓着急找人找吃找喝，手机没电，甚至手机都找不着了，谁跟你预约什么咨询，不是瞎扯嘛。”回忆起10年前汶川地震后各种心理咨询团队纷纷涌入灾区的情景，马弘双臂折叠着压在咖啡桌上，眼皮往上一翻。
“有那种流动的来了就发表格，把人家睡着觉的灾民给摇醒了，然后填表。”马弘说很多灾民和志愿者管这些人叫“杀手队”。还曾有两名受灾儿童因慰问团开的“空头支票”差点自杀。“说将来带你们去香港发展呀，都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呀。”但说完就走了，未被兑现的承诺再次剥夺了他们的希望感，这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大忌。
当时身为国家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队长的马弘，看不上这种不专业的心理服务。这位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六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现年61岁。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她成为中国第一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队的队员，此后又参与了洛阳大火、大连5·7空难、SARS爆发以及天津爆炸等几乎所有国内大型灾难的心理危机干预。
到达地震灾区的第二天，马弘就开始召集志愿者，捐款买书买花买凳子，还有体育老师带着小足球，被吸引过来的小朋友在帐篷前围起了圈。台阶下的家长也因孩子变得活跃而显出开心。儿科医生趁着跟孩子玩儿的机会，一个个聊天做了筛查评估。
“就跟他们玩，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有书读，有画画，这个就是干预。”马弘对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此前，当有小朋友讪讪地说出没有短裤后，马弘意识到这种生活用品缺乏给他们带来的窘迫。她马上向外界发出需求信息，第二天，整整一卡车的T恤、内衣、牙具等，就直接送到了当地的临时指挥部。
“没出3天，所有的心理咨询队伍都改得跟我们差不多了，到处小朋友都在看书，在玩儿，在踢球，生活开始恢复了，就觉得挺好了。”马弘感慨，“中国人学习能力真的特别好。”
尽管存在太多不正规、不专业的现象，但在马弘看来，汶川地震后大批心理咨询团队能够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仍然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毕竟，在地震之初，是否要将灾后心理干预的国家队派往现场，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72小时再不去，小心这些人将来得创伤应激障碍。”马弘当时对卫计委领导说，而彼时他们正忙着派出常规医疗队。
“心理救援也有黄金72小时吗？”领导问。
“当然有了，第一时间救援总是最好的。”其实，马弘也不知道自己的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但好在她很快就被同意组队去灾区了。
参与完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的心理危机干预后，马弘成了队伍的组织管理者，按她的说法，是因为自己人脉好，每次无论卫计委、儿基会还是联合国要求组队出任务时，都会找她。接到任务，马弘就开始自己组织队伍，找的都是自己认识的精神卫生领域经验丰富的医师。马弘说，“那时候组队真的不怎么正规。”
在马弘看来，相比汶川地震中的集体行动，2003年的SARS是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在大众意识中的一次全面唤醒。
她还记得，当时宣称SARS会导致焦虑的报道到处都是。“本来只是说人遇到灾难，会产生焦虑、忧郁”，但文章一多，就好像SARS必定导致焦虑。“那会儿大家还不太掌握这个。”但令马弘欣慰的是，这让媒体的视线迅速对准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
疫情的特殊时期，除了常人对患病的恐惧与焦虑，被一套穿戴严密的防护服割裂的医患关系，也致使双方各自忧虑—患者无助，医者无奈，因为他们无法交流，进去打完针就走，这是规矩。
马弘代表医护群体给所有患者写了一封信，“我们和您一样，都是第一次遇上这种疾病……平时，我们会用微笑缓解您的不安，今天，厚厚的口罩挡住了我们微笑的面容……”
她特意选了粉色的纸张和信封，但当时北京市负责精神卫生的领导却不肯用。急脾气的马弘跟领导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气得一屁股坐折了椅子，把椎间盘给墩碎了，上了手术台。但好在后来通过中国护理协会，这封信还是向所有医院发出去了。
事情过去十几年了，马弘仍然认为当时发出的那封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信息才能打消疑虑，所以这封信的传递像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撒下的希望的种子。患者在无望中获取希望，知道自己是被关注的;医护人员传达出自己的关切，基于职业规范下的负担被放下，轻松上阵。
这种极强的换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精神科磨练了若干年之后，马弘才学会的。
1980年代入行之初，马弘就见识了一系列因国民经济不发达而造就的抑郁症患者，“老太太家里丢了一只鸡，就神经症发作了，抽得不行，一大家子赶着马车把她弄来。”马弘脊背宽厚，双手戳在讲台上，在北大医学部的研究生课堂上讲起当时的不以为意。“一个副所长跟我说，你以为一只鸡就是一只鸡，那丢的是他们家的银行，塌天的灾难。”
“这也算事儿”的嘀咕从马弘心里逐渐隐去，到后来她甚至会站到对方立场，帮其说话。然而，共情是没问题了，将患者与自我在情感上隔离开，却成了马弘的七寸之地。1994年去克拉玛依进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时，马弘就掉入了“替代性创伤”的陷阱。
那时马弘已是从业11年的高年资主治医师。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大火，288名学生和37名老师、家长及工作人员死亡，132人受伤。
休克、晕厥和要自杀的遇难者家属被一个接一个地送进油田总医院的急诊室，都是心因性反应（即急性应激反应）。坚持了两周，药没了，医生也扛不住了，院内工会主席经石油部向卫生部请求派出心理专家。
指令传达到3000公里外的北京，六院30多名医生报了名。马弘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当初的自己也跟2008年挤着去地震灾区的心理咨询师心态一样，想要经历，想要大显身手。时任党委副书记的吕秋云最终在写满名字的大白纸中挑选了“热情高、愿意做事”的马弘，到当地进行“心理帮助”。
作者：巴芮金焰尹夕远
来源：《人物》2018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