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海战中的卫生员

西沙海战中的卫生员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下面请读者朋友和我们聆听,1974年1月19日西沙海战中一个卫生员讲的真实故事吧……

我是赤脚医生

我是天津杨伍庄人,1969年参的军,当时上274猎潜艇的天津兵一共4个人,其中就有你采访过的主炮班长王俊明。

当兵时,我还有顾虑,家中父母认为我出远门,他们不放心。而我呢?当时在村里当“赤脚医生”(“文革”期间,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不脱产、不改农村户口、挣工分的乡村医生),我很热爱这份工作。无论白天黑夜下雨刮风,只要村里人上门找,我马上就去,睡下了也穿着衣服,一年四季都是如此。乡亲们也很喜欢我这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我也舍不得那淳朴的农民兄弟。在当“赤脚医生”的日子里,我运用那点很少的书本知识,结合各种土办法和民间验方用中草药还治好了不少人的小病小灾。不过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赤脚医生”的经历,会使我受益终生。直到现在我仍然在从事医生职业,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有顾虑,最终我还是与王俊明他们入伍参军来到南海舰队。我们榆林基地的这批兵,本来准备在罗葵农场集训3个月,后因中苏边界“珍宝岛事件”爆发,只训了一个月就分到各部队。天津入伍的有20几个分配到猎潜艇73大队。当时的73大队已经从榆林港搬到了亚龙湾。现在亚龙湾已发展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军港,我们才到时可不是这样。整个宽广的港湾,只有孤零零的两个小码头,靠里面是凸堤式的二号码头,距二号码头500米港口方向是“T”字形的一号码头。两处码头总长不到三百米。我们大队的在航舰艇就靠在二号码头。73大队部还住在施工部队留下的茅草房里。这里的水虽然比榆林的铁矿矿坑水好,但量少压力小,部队洗澡只能提着水桶到码头附近自己打的水井取水。勤务处的发电机功率也低,给码头供的电,勉强发亮,白炽灯成了“红外线”,电风扇也不转。

我和王俊明被分到274艇。当时艇长是山东枣庄的冯凤高,越战期间,曾到北越执行援越任务,他到大队任副政委时,李福祥接任艇长。王俊明人高马大,一上来就分到85毫米主炮班,我被分配到机电部门舱段班当舱段兵。舱段,是舰艇上一个必不可少的岗位,它平时主要负责为舰艇加载燃油和生活用淡水,负责管理维护全舰的损管器材,包括消防灭火器材、堵漏排水器材、救生舢板、艇艉机等,航行中负责检查排除尾轴舱的渗水;战时,除个别人员兼职对空防御的机枪手、保护指挥台的安全外,其他人员都参加全舰性损管分队,不管舰上什么部位中弹破损进水或起火,我们损管队必须冒着弹雨立即冲上去,使用各种器材迅速堵塞漏洞、排出涌入舱内的海水,或是扑灭燃烧的火焰,维持舰艇的安全和战斗性能。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舰艇上还没有海水淡化装置,所以每次出航就是水舱加满18吨淡水,全艇的六七十号人,不管怎么节约控制,也只够用一个星期,这就是04型猎潜艇自持力一个星期的来历。你可能已经听王俊明班长讲过,那时我们每天洗漱只发一茶缸水。因经常遇到超过一个星期不能回港补给的情况,为了保证饮食用水,我们常常用海水洗碗筷,炊事班用海水烧蒸气蒸馒头。这些事,在平常都是不显山露水,默默无闻的。但一旦出现情况就是急活儿,有时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重操旧业

猎潜艇按编制应配军医或医助一名。我们艇原来有个军医蔡忠恕,河北衡水人,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后来又分配来一位二医大的浙江人王靖通。1969年大队筹建卫生队,先调蔡医生去当卫生队负责人。年底卫生队的病房建好了,当了卫生队长的蔡忠恕又把王医生调去了。这样一来,艇上就没有医生了。刚才我讲过,由于参军前我干过赤脚医生,有一定的医疗技术。上艇后,我又经常为同志们治个小病小伤哈的,蔡医生、王医生和艇上领导都知道我的情况,现在军医走了,有这么个空缺,领导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我。工作需要,我也愿意干,所以艇长跟我一谈,我就答应了。就这样,我又从舱段兵变成了274艇的卫生员。军医或医助都是干部,平时,医生生活和工作都在军官舱右舷的军官会议室里。说是会议室,其实也就是高不到两米、两米宽、两米进深的小空间,中间顶着门与船舷垂直固定着一张70厘米宽、一米半长的写字台,写字台两边各有一个镶着淡绿革面的硬沙发式座柜,座柜里放着行李。沙发靠背是活动的,上边用活页连接在舱壁上,下边装有吊钩。熄灯前可以坐在写字台两边办公、学习或挤上六七个人开会。睡觉时,拿出铺盖,把沙发靠背掀起,外边用固定的链条吊住,一个沙发座柜就成了两人的上下铺,会议室就成了四个人的卧室。靠艇首方向的是军医和文书用的,写字台另一边则是观通部门长和机要参谋用的。虽然在军官舱这是最拥挤的舱室,(其它三个面积差不多的小舱都住两人),但比起士兵舱的三层铺还是令人羡慕的。没有军医,别的舱室又没有卫生员的床位,我就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军官会议室。战时,会议室就是救护室,写字台就是手术台。我掌管的药品器具放在上层通道处的医药器材舱里,从军官舱登梯上到通道,迎面一个小门就是,也不费事。在猎潜艇上,军医、卫生员与机要参谋、文书、军需、给养员、炊事员、帆缆人员混编成舰务部门,由机要参谋兼管。所以,平时除了为同志们治病疗伤,我还经常去炊事班帮厨。

1970年1月,上级又让我到海军425医院进修了一段时间,主要是熟悉掌握海军舰艇人员常见病、热带病及战伤的初步护理。通过这次针对性很强的业务学习,我取得了医助的职称,半年后,我又回到274艇。通过进修学习,工作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了,同志们对我的服务也很满意,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承重担进入战区

1974年1月16日上午,基地决定我们274艇和271艇组成编队执行第77次巡逻西沙的任务。备战备航前,政委冯松柏作了简短的动员,要求我们带着敌情观念,认真做好战斗准备,克服困难,坚决完成任务。但按我自己的理解,似乎并不是要真去打仗,只是要把南越海军赶走而已。备战备航部署时,大队蔡忠恕医生特地来嘱咐我,多备一些战伤急救药品和器材,诸如药棉纱布绷带、三角巾急救包、生理盐水清创剂、阿司匹林抗生素、骨折固定夹板等等要尽量多带。并说他随指挥所上271艇,有处理不了的事可以跟他联系。我立即按他的指示列出单子,跑到基地卫生处领未了有关药品和器材,把小药房装的满满的。这时,上级通知,海南军区131师一个侦察排随我艇去西沙。等了几个小时,陆军的同志连人带帐篷等物资一下未了七卡车。本来我们早就做好了17时出航的准备,这下得重新安排人员住宿和装载。猎潜艇是作战舰艇,既不像货轮运输船那样有专用的货舱,也没有多余的舱室和床位。在风浪里超载这么多人和物资,航行230海里(从榆林到永兴185海里,从永兴到永乐45海里),而且有10几个小时是夜间航行,如何在不影响舰艇自身航行安全和舰员正常战斗活动的前提下,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是一个大问题。艇领导受领任务后,立即采取行动。首先要求各部门动员一部分舰员让出自己的床铺给陆军的同志,然后由周锡通副艇长和邸玉深副政委具体负责带领同志们抓紧装载陆军携带的战备物资上船,尽量往中甲板集中堆放,用帆布苫布严密包裹,用麻缆绳捆扎牢固,防止在风浪中灌水或移位。为此,出航时间推迟了两个多小时。出航时,罗梅盛副大队长为首的预备指挥所人员也上来了。本来编制60人的猎潜艇猛增到110多人。搭载的这些侦察兵,虽然陆上侦察格斗本事很高,却都是“旱鸭子”,平日里很少上船,虽然那天风浪并不大,可他们都吐得个稀哩哗啦,害得我一路上净照顾他们了。

我们这两条艇于1月17日上午到达永兴岛。下午西沙武装部敲锣打鼓地送来一个民兵排,首长指示他们也上我艇。15点我艇跟271一起从永兴岛启航,奔赴永乐群岛。航行中,冯松柏政委宣布了敌人又占我两个岛屿、驱赶我渔民的情况,要求大家认真检拭武器装备,确实做好打仗的准备,誓死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时间各部门各战位的战斗决心书纷纷从喇叭里播出,战斗气氛骤然升级。到达永乐群岛后,我们把骚扰我渔民的敌舰赶回珊瑚岛,编队到晋卿岛抛锚。我和机要参谋蹇敦桃赶紧去帮厨,人太多了,炊事班两个人忙不过来。艇上的小锅灶,做一次不够一百四十人吃的,连着做了两次,才让所有人员吃上饭。吃饱饭,就忙着卸载换乘,送陆军和民兵上晋卿岛。岛上无淡水,几十号人上去喝什么?政委和艇长商量后叫我们把艇上的淡水分给他们一部分,把他们带的能装水的容器都装满。当时灯火管制很严,一点外露灯光也没有,黑夜里从艇上往渔民的小舢板卸载送人风险极大,周副艇长亲自组织指挥,忙活到凌晨三点,总算安全顺利地把他们送上了岛。刚想喘口气,又接到海指要我艇前往巡逻监视敌舰的命令。得,今晚我们休息不成了。

真打起来,海战没二线

19日早晨六点突然铃声大作,我一边高喊:“战斗警报!”一边抓起衣裳穿起鞋子奔向战位。我的战位在右舷无线电室后边去军官舱的通道门口,也就是我放置医药器材的舱室所在的通道外边,从军官舱爬上梯子就到。到达战位后我马上按一级战斗部署备便药品器械、向指挥员报告,然后迅速穿好服装,原地待命。9点多钟,敌4、5号舰派人登琛航岛和广金岛失败,正在回收人员和器材。人们高度警惕地在战位上已经坚持了三个多小时了,还没吃早餐,警报还没解除。指挥员命令各战位人员不准离岗,在保持战斗状态的情况下,在岗上用餐。我看炊事员吕月成和余学祥两个人忙不过来,经领导批准后就去帮着送饭。这时看到敌舰收回人员后远离了我们。李福祥艇长和冯政委不断招呼大家:提高警惕,注意敌舰的炮。10点多敌舰编队又朝我们驶来,艇长、政委几乎同时高喊:“各战位注意!跟踪瞄准敌舰!不要走火!”10点22分,南越军舰向我们开炮了,我们的大小炮也立即予以痛击,炮声响成一片。敌人打来的炮弹很密,用弹雨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炮弹在艇周围炸起了各种颜色的水柱,强烈的爆炸声岂止震耳欲聋,已是只见人张口,不闻话语声,有很多同志被震得双耳流血,造成终身听力障碍。那个场面我终生都忘不了。艇长发出“瞄准敌舰的炮狠狠打!”的命令,喇叭里传出政委鼓动的声音“同志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把敌人的炮火压下去,争取胜利!快“……”突然无声了。听到指挥台有人喊:“卫生员!”我立即冲向舰桥,只见几个人抬着冯松柏政委从指挥台下来了。他的左前额骨被弹片打掉一块,脑浆都没有了,鲜红的血液还在流淌,已经没法救了。我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和几个同志把他抬到政委室的床上,用军被盖起来。紧跟着,周锡通副艇长也中弹倒下了。我和吕月成把他从指挥台抬下来放到政委室门口的通道上包扎。他是被敌人一发小口径炮弹击穿胸腔牺牲的。艇上是有装甲指挥室的,因为视野太窄,指挥员都不进那里面去。在露天的指挥台上又没有钢盔,伤亡的概率就高。其实不仅指挥台,其他人员也没有配钢盔。在前甲板给主炮运弹的水雷兵孟宪文和在后甲板为副炮运弹的化学员李军泉,就因没有钢盔头部负了伤。战后我们全部配发了钢盔,这也是鲜血换来的教训。

猎潜艇在海上这样近距离的与敌对战,救护没有安全的地方,或者说海战无二线。一是空间狭窄,人员密度高;二是上层建筑大都是铝合金板围起的,敌人一发穿甲弹很容易穿透几层隔墙。有一发穿甲爆破弹从左舷后方打来,击毁了固定在栏杆上的铝合金防毒面具箱,正撞向左前方敌4号舰射击的85炮防盾前沿,钻入锚机后边的小油漆柜爆炸了,炸飞了舱盖,炸倒了两舷的栏杆,主炮方向标尺手段礼勤被震得两耳流血,孟宪文头部负伤,满脸都是血。我和枪炮长王德永架着他到军官舱通道右舱门外包扎。本以为有上层建筑挡着左舷敌人的炮弹,不会有事,哪知一发穿甲弹从左舷前方贴着甲板打过来,穿透译电室两侧隔墙,打爆了放在通道里的一袋大米,击毁了为冷冻机充氟利昂的钢瓶,穿过右舷封板出去了。隔墙破损的碎片,划破了王德永的脚踝骨处,筋骨都露出来了;孟宪文的一条小腿则被碎片打伤骨折。司务长买菜的自行车也被崩到干部舱梯口。我还算幸运,没有负伤,还可以继续为他们包扎护理。

战斗打起来都想尽快把敌人的炮火压住,靠人工供弹供不上,没有伤员的时候,我就去帮助搬运37炮弹。后弹药库前边纵列两座单管37炮,弹药库在甲板下边,要有人从下面把整箱弹送上来,上面的人接着,然后拆箱压入弹夹,递给炮位上的压弹手,压弹手压入弹槽,才能进炮膛击发。37炮每个弹夹5发弹,我就左右跑着帮忙接炮弹。突然敌人一发炮弹击中了艇艉左舷的烟幕筒,顿时冒出了呛人的烟雾。由于我不懂这项工作,所以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把这个烟幕筒推到海里。化学员过来拔出底托上的销子,抓住把手,掀起底托就踹下去了。

往事反思

我今年60多岁了,也经历了不少的事,但我始终不能忘怀的就是1974年1月19日上午那几个钟头生与死的历练。上了战场,子弹炮弹不长眼睛,谁不怕死?但作为一个军人,捍卫祖国海洋权益是我们的职责,关键时候就要不顾生死,冲上去,备不准死神会投降的,我自己就是例子!

李军医讲得很动情。记者想此时此刻他的思绪一定回到西沙自卫反击作战的战场,回到了那些为了国捐躯的战友身旁……

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尤其是看到我的小战友们驾驶着现代化的几千吨的驱逐舰、护卫舰,巡防南沙、亚丁湾护航时,我真是打心眼儿里羡慕他们。装备是更新了,但作为一个海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是不能丢的。

扯远了,回到战场吧。虽然我们这几条小舰小艇战伤也很重,但我们还是杷南越海军打得溃不成军,还把它的10号舰击沉了。

20日,我们274艇载着冯松柏政委,周锡通副艇长,271艇舱段兵曾端阳,389舰水雷班长王成芳,389舰扫雷电工兵姜广友5位烈士的遗体,从永兴岛返回榆林。路上,我们都尽可能地把烈士的遗容整理好。看着昨天还生龙活虎的战友转眼之间就阴阳两隔了,我们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我们艇到达榆林基地时,首长和同志们列队迎接我们,5位烈士的遗体,被装入5具新制成的棺材中,由5辆解放卡车拉着,葬在欧家园的烈士陵园里了。

战后我被评为三等功,1976年9月底,我又到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临床医学学习3年。我是工农兵大学生(“文革”期间不经考试推荐入学),学习很吃力,但我咬牙坚持下来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我到425医院又干了5年,后因家庭困难转业回了天津。现在我退休了,还兼职大夫发挥余热,对比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很知足!

原南海舰队榆林基地73猎潜大队667艇艇长张俊殿、274艇主炮班班长王俊明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致谢!

《兵器知识》杂志社全体编辑、记者及广大读者向为国捐躯的海军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还念!

 作者:李焕刚 林儒生
       来源:《兵器知识》2015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