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建筑的解放与复活
近年来，北京从过去对文物的重“保”轻“用”，开始转变为“以用促保”。
“2017年，西城区要启动浏阳会馆、谭鑫培故居等14处文物腾退，加快推进林则徐故居、沈家本故居等文物修缮工程，探索文物合理使用模式。到2020年力争完成47项直管公房类文物的腾退工作。”2016年12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召开两会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实施北京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文物腾退保护计划。
文物腾退保护工作的加速并不仅出现在西城区，将文物建筑从被占用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加以合理再利用，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要部分。
实际上，在2017年3月23日的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全力推进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已在六项年度重点文博工作中被列为第一项。
“这个杂院儿是文物”
“听说今年必须腾出去了。”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杨梅竹斜街25号的林华（化名）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小屋，“这个杂院儿是文物。”
院子就在杨梅竹斜街街口附近，是清代乾隆时期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梁诗正的旧居。清乾隆三年，皇帝赐梁诗正南城宅邸一座，经考为此处。
根据《西城区“十三五”期间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动计划》，该院2017年将完成腾退。林华和她的街坊们已经完成登记，等待腾退协议的签订。
这个坐北朝南、两路两进的院落，地基比路面矮一截，保持着明末清初的地平基准，因此是记录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实证之一。
“文物部门规定我们四梁八柱不能换，但屋里可以装修。”由于地基矮，院内建筑内部举架更高，因此有住户在房屋内部搭上架子支起楼板，将房屋改成二层。
院内的晾衣绳上挂着衣物，一些私搭平房占据了院落空间。其中有几座平房紧锁着门，贴上了封条。林华对本刊记者说，原有的43户人家经5年前的一次腾退，目前还剩30户。
梁诗正旧居的现状，是北京旧城内绝大多数名人故居、会馆建筑的缩影。本刊记者实地调研了南半截胡同7号的鲁迅故居（绍兴会绾）、北半截胡同41号的谭嗣同故居等地，均为大杂院。这些院落门口都有“重点防火院落”及某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识，但内部杂乱不堪。
和梁诗正旧居同处大栅栏地区的谭鑫培故居位于大外廊营胡同1号，建于清代，东半部分为两进院落，西半部分为南北房及二层小楼。谭鑫培在世时购置此院，如今，谭富英的女儿女婿仍住在东院的两间北房中。作为谭家后人，谭女士希望尽快腾退，将院落修缮建成京剧博物馆。
由于建筑老旧，谭鑫培故居一位住户家的屋顶经常漏雨，文物部门规定不能破坏房屋结构，该住户只能铺油毡，雨水会顺梁柱渗出。
这些杂院的危房比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已激增到50%，“对居民来说，大杂院生活条件不好，对于被占用的文物建筑本身来说，危险性也非常大，说着火就着火，说塌方就塌方。”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许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腾退加速中
此前，北京市西城区在2015年启动宣西北棚改项目时，将棚改区内涉及的杨椒山祠、沈家本故居等文物单位，结合人口疏解进行了优先腾退。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故居位于上斜街金井胡同1号，老宅门前贴上了封条，目前已完全实现腾退，本刊记者前去探访时，还未看到内部修缮的实施。
沈家本被誉为“法制现代化之父”，1900年被任命为刑部侍郎，1904年以“会通中西”为原则，主持清末“新政”期间的法律修订。院东的两层木质小楼“枕碧楼”，曾来往过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陈英士等人。
“其实那些街坊当初也盼着腾走，这些历史和他们过日子有啥关系？”附近的一位住户告诉本刊记者，对于住在文保院落的居民来说，不能随意动房屋结构，与其在老屋挺着不如赶紧住进楼房。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表示，沈家本故居是公产，搬迁问题更容易解决，他透露，西城区政府投入腾退居民的费用预计超过了1亿元。
西城区在沈家本故居的腾退上，成功实践了协议腾退的工作路径，实现了对300多位居民的完全腾退。据悉，西城区在今后的文物腾退中，将继续延续这一工作路径。
根据西城区编制和启动的《西城区“十三五”期间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动计划》，西城区将采取文物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原则，带动社会单位管理使用的文物腾退保护，先实现一批重大文物建筑的腾退亮相，力争对被认定文物的全部会馆和名人故居实施保护。
位于地安门东大街的清太医院旧址归属于东城区，目前除居民居住外，还有一中学占用西北角的院落，据东城区此前公布的消息，近5年内此处也要加快腾退。
院内居民张军对本刊记者说，有关腾退的事已说了多年，但目前还没有告诉居民具体政策和时限：“腾退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按照规定办事，把我们腾退的补偿说清就行。”
“老百姓现在较真，占用单位也较真，说文物腾退要依法，老百姓要经济补偿，占用单位说搬走我上哪儿去？现在没有一个规范的地方法规来说清这些，加速腾退难度还很大。”许伟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对本刊记者表示，现在市政府投入文物的维修资金一年10亿元，维修资金够，但唯独不够的就是搬迁住户补偿费用；“维修古建的钱不能用于搬迁，这需要各部门共同协作来解决。”
“千载难逢的机会”
“占用文物腾退的难点，在于它不应仅仅是文物部门的任务，应该是多方参与，综合管理，如何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参与进来，如何统筹协调，引导多部门综合施政，全面带动文物腾退。”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对本刊记者说，“在这方面，应该多正视问题，正视困难，不回避，不退缩。”
2010年，部队机关将长期占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高玄殿归还故宫博物院管理，2015年进行修缮，拟于2017年修缮竣工后逐步对外开放。相比于沈家本故居这类产权单一、用作居住的文物保护单位来说，这类被办公机关占用的文物保护单位，腾退工作更加困难。
“在文物腾退中，以腾退王府建筑为优先，腾退体现都城规划的坛庙建筑为重点，腾退重大安全隐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紧盯不放的焦点。”舒小峰说。
许伟曾任主管文物工作的西城区副区长，在任期间，提出文物保护的“三解工程”。
解放，即文物腾退，将文物建筑从被占用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解危，对于尚难实现“解放”的文物建筑，先解除建筑本身的危险；解读，对文物建筑进行统计、研究，解读其价值，从而确定优先腾退和重点腾退的对象。
2017年4月7日，北京市西城区召开第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会，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安排延续了“三解”思路：重点对存在安全隐患、历史文化价值突出、社会关注度高的47项直管公房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腾退保护，基本实现三级文物保护单位解危排险、有效保护、合理使用。
许伟认为，通州副中心建设、北京市属行政机构从中心城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为文物建筑的腾退和再利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前，孔繁峙针对王府的腾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针对故宫宫墙内占用单位的腾退问题，均在政协提案中建议：北京应借此机遇，利用北京市搬迁腾退出来的办公用房置换文物占用单位，统筹解决占用单位的搬迁问题。
在许伟看来，“这种想法现在已经不是坐而论道了”，他希望得到中央和北京市首肯后，尽快统计需要优先腾退的重大文物有多少处，能够留在旧城的中央机关、部队机关、科研单位有多少，从而进行提前的统筹规划。
“如果能实现，这将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大突破。”许伟说。
让文物“活起来”
“修缮上，具备条件的，有一个修一个，不但注重文物的修缮，还要注重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协调。”舒小峰说。
位于东城区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的陈独秀旧居正在修缮，据悉，竣工后将与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作进行保护利用，开辟基本展陈。除此之外，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还将在这里为居民开辟休闲文化活动场所。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北京时曾指出：“要传承城市历史文脉，下定决心舍得投入，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该修则修，该用则用，该建则建。”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成为古都建设发展中合理的保护利用，以用促保，让文物活起来。”北京市文物局新闻发言人于平说。近年来，北京从过去对文物的重“保”轻“用”，开始转变为“以用促保”。
位于西四大街砖塔胡同的万松老人塔，始建于元代，是北京作为文化古城的早期标志之一，也是北京城区现存唯一一座密檐式砖塔，为金元间佛教大师万松行秀禅师之墓塔。
万松行秀深受金章宗器重，也曾被政治家耶律楚材奉为老师，而这一历经七百余年风雨的砖塔亦见证了北京的历史。然而，在1950年后，塔院曾被电器商铺、妇女用品商店、药店和饭馆占用。
2008年，西城区彻底将塔院腾退，2010年初启动维修，并于同年完工。
这些历史如今用展板展示在塔院东北角的展示厅内，南侧与西北角的房屋，则是专门售卖有关北京文化书籍的正阳书局。塔院门口有块刻着“砖读空间”的小碑。
“砖读空间”由西城区文化委、北京出版集团、正阳书局等多个单位共同组成管委会，2014年委托正阳书局运营管理，是立足于传播北京文化的非营利性公共阅读空间。这种合理引入新功能盘活已腾退文物的做法，得到了不少市民的认可。
国家文物局于2016年10月18日公布了《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文物利用的基本原则，“坚持合理适度”“必须以确保文物安全为前提”“文物利用必须控制在文物资源可承载的范围内，避免过度开发”。要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注重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秉持科学精神。”
许伟认为，完成腾退和修缮的文物在利用方面，要充分研究好文物本身的历史功能，可沿用原有历史功能的继续沿用。
例如，位于什刹海东岸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火德真君庙沿用宗教场所功能，在文物部门、中国道教协会、西城区政府的共同投入下，于2002年腾退修缮，2008年修竣后作为道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
而一些不再可能沿用原有历史功能的，则作为历史纪念物使用。有专家建议，谭鑫培故居在腾退整修后，可以请谭家后人居住，并作为京剧纪念馆的公益讲解员，政府给予一定补助；沈家本故居则可以建成法制纪念馆，展示中国近代法制的发展历程。
许伟认为，在文物再利用中，尤其要注意展现其历史价值和传播导向：“2008年恭王府全面开放，现在大多数导游还在讲解里强调这是和珅住所，夹杂着很多演义成分，但对于恭亲王奕訢在中国历史上什么地位、什么作用都不讲，传播上就‘歪’了。”
许伟认为，文物保护是政府的责任，文物利用是社会需要，而研究是展开一切工作的基础，最终弘扬历史文化是目的：“这个关系搞清楚，文物再利用过程里历史文化的传播才不会出差错。”
作者：刘佳璇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