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也算经济账
中国古代的帝王又称“天子”，他们手握生杀大权，一喜一怒间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自周朝以来，中国史料记载的皇帝就有800余位，他们当中有的开疆拓土、励精图治，成就一番繁荣盛世；有的耽于享乐、骄奢淫逸，死后留下万世骂名；有的前半生戎马倥偬、功高志远，后半生却声色犬马，挥金如土……同为皇帝，为什么他们的作为如此不同呢？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皇帝的个性等等方面分析其中原因，但其实，这里也有经济学因素在起作用。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人喜欢借钱消费，认为借钱消费能够提前享受到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个人需求，虽然以后要交上一笔不小的利息，但是这就相当于支付了一部分使用费，还是值得的。而有人则喜欢量入为出，他们认为，借钱消费是一种浪费，只要再等上一些时日，自己就有能力直接购买，可以省下不少钱，还不用总费心惦记，何必要借钱呢？
这两种消费观反映了人们经济行为中对时间的不同偏好。有人愿意短时就能得到，宁愿以后多付出；有人宁愿付出更多时间等待，也不愿多花费金钱，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偏好”。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用它来分析不同制度下的个人行为。
有意思的是，这种对时间的不同偏好，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身上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有着“及时行乐”想法的帝王目光会比较短浅，而有规划设计的帝王则更加深谋远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帝王们拥有不同的时间偏好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预判有所差异。
理想决定成就
人们对未来的预判首先取决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果一个人的理想是当一个乡长，他就不需要太过长远的计划，只要当上乡长就可以及时行乐了。而一个以封王拜相为理想的人，知道自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目标，因此他便需要一个长远而完整的计划，同时抑制自己当前的欲望。
历史上的起义领袖与开国之君，大多都是志存高远的“有志者”，西汉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志向高远”的英雄人物。由于刘邦从小就有着“问鼎天下”的野心，因此在他前期起义抗秦、后期楚汉争霸的道路上，才能真正做到“能屈能伸”、“知人善任”。当他意识到敌人的比自己强大时，他能伏首称臣，韬光养晦；当他意识到自己部下的才能高于自己时，他能人尽其才、用人不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可以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为支撑，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而那些不拥有远大志向、只顾当前行乐的人，即使生而为帝王，最终也只能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更有甚者，还有可能背负骂名，遗臭万年。明熹宗朱由校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昏君。这位皇帝最大的理想或许是“成为继鲁班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木匠”。因此他的寝宫里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木料，他本人更是不辞辛劳，废寝忘食地打造各色家具。而处理国家大事、面见百官群臣这等耽误时间的“小事”，他就全权交给大太监魏忠贤来操办，明朝宦官专权在朱由校在位期间达到了顶峰。
在这位“木匠皇帝”在位的七年中，后金看到明朝内部的腐朽，开始蠢蠢欲动，明边境形势开始紧张起来。而由于皇帝不事朝政，朝堂之上的堂派之争愈发猖獗，言官借谏言之机，随意弹劾政敌，朝廷内部可谓一片乌烟瘴气。而驻守边境的忠臣良将，如王化贞、熊廷弼等，只因一次战败，便被言官弹劾而死，百姓莫不为其鸣冤。
可以说，正是因为明熹宗没有远大的兴国之志，才使得当时小人当道、民不聊生。由此可见，志向是否高远，对于一个人未来的成就大小，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
岁月是把杀猪刀
那么是不是所有志向高远的皇帝后来都成为了一代明君呢？事实并非如此。有很多皇帝的前半生，或是励精图治，或是能征善战，后半生却沉溺酒色，挥霍无度，最终落得毁誉参半甚至荒淫无道之名。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时间偏好开始有所转变。
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在其少年之时也是胸怀大志，能力超群。他20岁时便被封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0万大军南下攻打富裕强盛的陈朝，其麾下士兵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他在任杨州总管期间，还学习江南方言，娶江南女子为妻，与江南学子交好，聚拢江南的人心，打破了南北政治与文化的多重隔阂，当时“天下皆称广以为贤”。在江南任职10年之后，北方匈奴来犯，他又重领军命，北上指挥大军击退匈奴的进犯。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统一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文才武略无不精通的英才，在登基之后却并未如人们所想，开创隋文帝大治后的又一盛世，反而是开始了自己杀人无数、挥霍无度的暴君生涯。
他征集二百多万人修建东都洛阳，在各地搜罗奇珍异兽装饰园林。在发布这一任务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圣旨便传达下来，全国又征集了一百多万人开始开凿通济渠。而在这次下旨后的第九天，杨广再次下令，命人制造大型龙舟及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种船舶数万艘。
若说青年时的杨广有数不尽的理想规划，那么中年登基时的他，经历了争战杀伐，看到了死亡无数，知道了世事无常，因此开始感到及时行乐才是“正道”。他南巡时所坐龙舟高13米有余，长约60米，上下共有四层，中间两层120个房间皆用黄金玉壁装饰。而他的家眷后宫、外宾等乘坐之船约有数千艘，禁军及物资船队亦有数千艘。与他一比，后世一顿饭要吃百道菜的明清帝王，其实算是节俭的了。
与隋炀帝类似，唐玄宗李隆基年轻时也功绩卓越，创造了“开元盛世”，将唐朝统治推向了顶峰，但是其后期却开始沉溺美色、重用奸臣，安史之乱竟然也出现在他在位期间。
可以理解，人在年轻之时，尚有一生时间可以建功立业，吃苦流汗是为了以后获得更好的享受，自然可以深谋远虑，忍一时之渴望；然而当年龄渐长之后，已经有了一定成绩的帝王，就会开始倾向于享受生活——费尽心力获得的权势地位如果未能及时行乐，不是很可惜吗？正像法国大革命前醉生梦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说的：“我们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生不逢时，偏好受制
除了志向与年龄这两个限制以外，所处的环境也会对皇帝的时间偏好产生影响。有些皇帝生不逢时，或生于末世，亡国已成定局；或大权旁落，身单力孤只能做个傀儡。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死尚不由命，何谈自己的理想与偏好呢？
汉献帝刘协就是这样一位悲剧性质的帝王。他的一生命途多舛，刚刚出生，母亲就为何皇后毒杀，后来被董太后收养长大。东汉末年的宫廷变乱之后。刘协被权臣董卓立为皇帝。
刘协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个很有能力帝王。有一年，首都长安地区遭遇大旱，谷价飞涨，在长安城中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刘协命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煮粥救济百姓，但是却仍有大批饥民饿死。刘协调查到侯汶中饱私囊，于是罚侯汶杖责五十，之后放粮的官吏再也不敢徇私，而长安城中的饥民也终于得到了救济。
如果生在和平年代，刘协一定会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明君。然而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之后，刘协只能过起且过，忍让吞声的日子。他对自己的皇后说“我亦不知命在何处”，实际上正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所悲叹。
蜀国后主刘禅的“此间乐，不思蜀”，或许也是由当时的情势所导致的。在刘备托孤之时，诸葛亮曾评价少年刘禅有着超出想象的聪明。这样一个聪明的的孩子，怎么就长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呢？相信这与诸葛亮极高的威望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有很大关系。后来刘禅投降，保全了数十万百姓的姓命，而“乐不思蜀”的形象，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不得已的委曲求全。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能够“计长远”的领导人，才能真正带领国家走上兴盛之路。如今的领导者，没有了终生世袭的可能，大多只能执政四到五年，因此从时间偏好的角度来想，他们更愿意“看眼前”，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中做出一点成绩，给自己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反而忽略了“计长远”的重要性。如何使有任期制的领导人有长远的“时间偏好”，能着眼于长远规划，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