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的南京记忆

大航海时代的南京记忆

有西方学者考证,郑和的船只曾经到过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北美洲

1970年的一天,南京幕府山麓,数座六朝古墓正在发掘之中。突然,在编号为“M7”的古墓中,考古专家发现了一个沾满泥污的奇特杯子,擦拭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竟是一个做工精湛、有着典型古希腊风格的玻璃杯。

在墓中,还发现了一个同样有着异域风情的陪葬品,那是一枚嵌金刚石的金指环。

出土墓志显示,长眠在这里的死者,来自东晋两大豪门巨族“王谢家族”中的王氏家族。

对于那些奇怪的陪葬品,专家推定,在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南京的贵族们就已能够使用、把玩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玻璃杯、鹦鹉螺杯、金指环、萨珊王朝银币等异域奇珍。

这些珍宝,正是通过当时就已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东晋的首都建康(南京)的。

对外航线始于东吴

史料记载,从东吴早期开始,在南京建都的王朝就通过广袤的海洋,开辟对外航线,广泛发展与沿线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林邑、扶南、倭国、高句丽、百济、波斯、大秦、狼牙修、丹丹等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的国家,都有使节、商贾往来建康的记载。梁元帝萧绎所画的《职贡图》虽然已经残缺,但依然留下了12位外国使臣朝贡时的形象,他们分别来自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等国。

而从六朝初期开始萌芽的航海传奇,至明朝发展到高潮。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开国,以应天为南京,以汴梁为北京,后又以南京作为帝国的首都——京师。

明太祖朱元璋改变了元代的武力征伐、对外扩张的政策,希望与海外各国友好相处,他将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等国列为“世代不征之国”,“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海外各国纷纷派出使团,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南京,“四夷宾服,万国来朝”。

当时的南京还设立了会同馆、乌蛮驿、龙江驿、江东驿等接待国外使臣、商人的专门场所。

大航海的决策中心和起点城市

1402年,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夺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后登基,是为永乐大帝。这位雄才大略不亚于父亲的君王,对于航海也有着狂热的迷恋。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自己信赖的内官太监郑和为正使,内官王景弘为副使,率领27800人,乘坐62艘宝船,组成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船队,远航西洋。

这支早已载入史册的、无可比拟的船队,于永乐三年六月自南京龙江港起航,从苏州刘家港出海,到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等地后返航。


此后,一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又六次率领船队下西洋,其航迹延伸到4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西亚和非洲东海岸。还有西方学者考证,郑和的船只曾经到过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北美洲。

虽然史料中对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目的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在西方大航海时代(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还没到来的15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划时代的,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郑和下西洋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郑和航海活动结束几十年后,才有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西方航海家,驾驶着几条小船,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上驶过。无怪乎,梁启超在评论郑和下西洋时,称这一壮举乃“有始来最光焰之时代”,同时也发出“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的喟叹。

在郑和七下西洋,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南京始终是这一伟大航海活动的决策中心和起点城市。“海丝”也给古都南京留下了太多不可磨灭的史迹,至今尚存。

2016年10月,南京市政府公布《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办法》,提出要加强对南京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和利用,并明确表示,南京的“海丝”遗迹,至少包括龙江船厂遗址、浡泥国王墓、郑和墓、洪保墓四处。这四处史迹,都与郑和下西洋直接相关。

龙江船厂遗址

龙江船厂遗址,即宝船厂遗址公园,位于南京鼓楼区漓江路57号,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宝船”,是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主力船只,也是郑和、王景弘等船队领导人乘坐的船。有学者认为,宝船的真实含义应该是“郑和下西洋取宝之船”。

史料记载,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中号宝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也就是说,大号宝船长约138米,宽约56米,相当于现在的中型军舰。

南京宝船厂是明代建造宝船的地方,也是有明一代海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据史料记载,明永乐三年,宝船厂正式在南京城西长江边中保村一带设立,专门生产宝船。在宝船厂附近,还有为之服务的分厂,如细木作厂、艌作厂、铁作厂、船篷作厂、索作厂等。明宣德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停止,宝船厂渐渐被废弃。

据清代《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宝船厂遗址,东西宽130丈,南北长354丈。新中国成立后,原址依然保留七个类似船坞的水塘,学名叫做“作塘”。七个作塘都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50米,是当年建造宝船时的“工作台”。

从1953年开始,这里陆续发现船体构件、舵杆、绞关木、油灰等和航海、造船有关的文物。1957年,在宝船厂的六作塘中,曾出土过一根长11.03米的舵杆,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4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南京博物馆考古队对宝船厂遗址的“六作塘”进行考古挖掘,出土舵杆、船板、造船工具、生活用具等文物千余件。

考古发掘结束后,以当时尚存的第四、五、六作塘为中心,建成大型遗址公园——宝船厂遗址公园。公园景观以郑和航海为主题,收藏有一批遗址上出土的航海文物,另外,还复原了大型的郑和宝船,建有郑和《航海图》碑廊等景点。

在南京去世的南洋国王

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去往海外各国的航线后,有不少外国国王,也跟随着郑和的船队前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三位国王不幸在中国病逝,临终前均留下遗言,死后葬在中国。

他们分别是明永乐六年(1408)在南京去世的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葬于南京;明永乐十五年(1417)在山东德州去世的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刺,葬于德州;明永乐十八年(1420)在福建去世的古麻剌朗国王斡剌义亦敦奔,葬于福建茶园山。

麻那惹加那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国王,也是葬在南京的唯一一位外国国王。

浡泥,即如今文莱国的前身。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船队到达浡泥后,明朝和浡泥开始了友好交往。

永乐六年(1408),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领由王后、王子、大臣组成的一百五十多人的庞大使团,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八月,麻那惹加那乃等人到达南京,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热烈欢迎和款待。朱棣在奉天殿接见了使团,并将国王带来的礼品陈列在文华殿展览,多次宴请使团。

可是,麻那惹加那乃突然患病,朱棣遂命御医治疗,天天派人探视。十月,麻那惹加那乃在会同馆(相当于国宾馆)去世。朱棣十分悲痛,“辍朝三日”,赐谥号“恭顺”。

麻那惹加那乃去世前,有“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朱棣以王礼将他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乌龟山南麓,设置守坟户,命令礼部每年定期祭祀。

史书中对浡泥国王墓有较明确的记载。武侠作家金庸在看了相关史料后,将浡泥国王墓写进了其作品《碧血剑》的开篇。《碧血剑》发表于1956年,但当时在南京,浡泥国王墓已湮没了数百年,并没有人明确知道它的存在。1958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全市文物普查中,才重新发现这座外国国王墓。

浡泥国王墓坐北朝南,前临池塘,按照中国风水学的观点,这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整个墓地原来由墓冢、祭堂、神道石刻三部分组成,神道呈弧型,与明孝陵有点像,和其他神道笔直的明功臣墓完全不一样。神道两侧还保存着武将、石虎、石羊、石马夫、石马、石柱础、神道碑等石刻。

浡泥国王墓的最大特征,在于四个石人的脸部,均为高鼻梁、拱嘴唇,胡须呈“八”字形翘起,和南京其他明代墓葬的神道石人完全不一样,明显不是中原人长相。

专家推测,这是石工们根据浡泥国所在南洋地区人种的面部特点雕琢的,让这些“外国石人”永远守卫这位在南京去世的南洋国王。

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

宣德六年,郑和率领船队开展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航程。两年后,船队顺利完成了远航,踏上归程,此时已是宣德八年四月,途中,62岁的郑和积劳成疾,不幸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队回国,明宣宗下诏,将郑和赐葬南京“牛首山南麓”。

关于郑和葬地的具体位置,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郑和葬于印尼爪哇三宝垄;一说牛首山郑和墓是衣冠冢;一说郑和遗体就安葬在牛首山。

清代《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牛首山“有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卒于古里,赐葬山麓”;南京清末学者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载:“牛首山郑太监坟,即郑和埋骨处。”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牛首山郑和墓为郑和衣冠冢。

根据多年来的田野调查,以及对郑和后裔的走访,特别是2015年“咸阳世家”墓志碑的发现等,可以证明:郑和墓的确位于牛首山南麓,也就是江宁区谷里周昉村东。

上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周昉村一带走访了村民,确认当地一处村民所称的“马回回墓”就是郑和墓,此墓不远处还有一个“郑家村”,村中郑氏自称为郑和墓“坟亲家”,世代看守墓地。

1981年,文物部门再次调查郑和墓,发现此墓墓园宏伟,坟圹呈马蹄形,土质墓包呈长方形。

1984年,有关部门重修郑和墓,选用青质石料砌成墓园及墓盖石。重修后的郑和墓有多处设计,包含隐喻:墓园有28级台阶,象征郑和航海28年;台阶中有四处平台,象征他访问将近40个国家;每个平台有七级台阶,象征他七次下西洋。

郑和墓现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洪保墓的寿藏铭

2011年12月,江苏省公布了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古墓葬”类里,有一处位于江宁祖堂山的明代太监墓——洪保墓。

洪保墓是2010年6月发现的,仅仅发现了一年半后,就荣升为“省保”,可见此墓的价值非同一般。其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墓主身份特殊,是郑和下西洋中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是因为墓中出土的文物,对于研究郑和下西洋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2010年6月26日,南京市社会福利院在江宁祖堂山南麓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闻讯后,迅速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此墓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中,专家发现,这是一座大型砖室墓,出土文物不多,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

万幸的是,考古专家在封门墙上部,发现了“寿藏铭”。所谓“寿藏铭”,就是死者生前就托人做好的墓志,上面记录了死者的姓名、身份和生平。通过对寿藏铭文字(共741字)的释读,可以确认,此墓的墓主是明代初年的都知监太监洪保。

洪保,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生于洪武三年(1370年),名字为明成祖朱棣所赐。洪保历任内承运库副使、都知监右少监、都知监太监等职务。从永乐元年(1403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三十年时间内,洪保一次出使西域,七次出使西洋。

洪保被认为是郑和下西洋的极其重要的人物,也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大航海家。洪保寿藏铭中的文字,还证实了郑和船队有“五千料宝船”存在,大号宝船排水量可能超过3000吨,修正了此前学术界对于郑和宝船体量的争论。

实际上,除了上述四处主要的“海丝”史迹,南京还有一些与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关的史迹,如静海寺、天妃宫碑、杨庆墓等。大量丰富的“海丝”文化遗存,凸显着南京在中外交通史上,尤其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变迁中曾经拥有的独特地位。

作者:于峰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