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谁的喜剧“征服”了谁
内地喜剧开始“无厘头”，香港喜剧开始“讲道理”
艺恩智库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贺岁档43部定档影片中，喜剧占了约三分之一。猫眼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十名中，有5部是喜剧，2017年，头部喜剧片票房均值达到10亿元。
这些年来，大众对喜剧内容的需求一直有增无减。一些小成本喜剧成为票房黑马逆袭好莱坞特效大片的例子也有不少，但从整体来看，华语喜剧电影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多数票房并不理想。
不过，内地与香港影人近年来合作紧密，特别是在喜剧领域形成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这个过程里，两地影人如何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内地喜剧与香港喜剧，是谁的笑点“征服”了谁？
一种流行的文化产品之所以流行，往往与当地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虽然内地喜剧与香港喜剧在类型特征上是一致的，但不同地域的生活习惯、思想文化特征大相径庭，造成了两地喜剧“和而不同”的局面。
在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陈可辛看来，香港人具有乐观天真的精神气质，比较简单直接，因此香港喜剧的显著特征是快餐化。
香港贺岁喜剧就是一种以单纯的喜乐为基调的片子。内地不少贺岁片借鉴了其特点——表现传统节日的主题，故事情节虽有冲突，但最后一定是大团圆结局，演员众星云集。
“内地喜剧有很多笑料非常隐晦，香港片子很多笑料则很直白接地气。”香港影评人廖伟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相较而言，内地喜剧还是注重在抖笑料时形成某种讽刺，尤其喜欢用语言本身表达一种曲折的幽默，这在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中表现突出。
“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在北方认知度高，但一些语言上的幽默在南方并不能被完全理解。”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港台电影研究员赵卫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显示出，喜剧的地域文化差异，首先是由语言体现的。
在一次会议上，香港导演严浩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聊天时谈到，自己就完全没有看懂《疯狂的石头》中“我这个是宝马车BMW，别摸我”这句台词。
“某些带有历史元素的笑料香港人未必了解。香港人的一些玩笑方式对于内地人也可能会造成一种冒犯。”廖伟棠说。
香港喜剧具有鲜明的“无厘头”风格，内含一种消解严肃的趣味，喜欢自嘲。这与香港的草根文化性格密不可分。“香港喜剧很少说假话、大话、空话，容易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和代入感。”索亚斌说。
实际上，香港喜剧的快节奏、自嘲精神已经被内地喜剧吸收了，新生代的内地喜剧《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都是个中代表，已与“冯氏喜剧”有鲜明的区隔。
实际上，由于较早进入工业化和跨地域传播的阶段，早在两地影人合作之前，香港喜剧就已经开始影响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尤其是“80后”一代。这代人恰恰是目前内地喜剧的创作中坚，这造就了两地喜剧融合的基础。
在索亚斌看来，内地创作者已经比较充分地借鉴吸收了香港喜剧的既有经验。
比如陈思成导演的《唐人街探案》，人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成龙动作喜剧的影子，也可以看到用自嘲方式塑造的人物，人物性格特点也用夸张搞笑的方式加以呈现。
内地喜剧与香港喜剧融合碰撞后形成的新景观，在诸多人气喜剧中都有体现，比如《港囧》《煎饼侠》《夏洛特烦恼》《缝纫机乐队》《羞羞的铁拳》《美人鱼》《西游降魔篇》，等等。这与两地越来越活跃的创作合作有关。
演员张译参演了由陈可辛监制、吴君如导演的《妖铃铃》，从主创阵容上来看，来自香港的演员有吴君如、方中信、吴镇宇，来自内地的演员有沈腾、岳云鹏、张译、papi酱等，可以说是喜剧的“南北会师”。
不过，张译在合作中并没感觉到明显的地域文化差异，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觉得双方越来越靠拢了，越来越趋近两地都能接受的那个中间值，我认为这里面所蕴含的文化趋同是一件好事。”
张译解释说，过去内地喜剧电影比较追求“讲道理”，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情形正在发生变化，内地喜剧也开始“无厘头”，而香港喜剧也开始“讲道理”。
“和内地合作后，我们尽量去找每一个包袱的支撑点，不止是一笑而过而已。”陈可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体现了两地喜剧风格的碰撞与交融——两地合作的影片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喜剧电影的新构建，让内地和香港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喜剧元素产生了化学反应。
赵卫防以《夏洛特烦恼》为例，主角虽然穿越成为了所谓的成功人士，但却失去了爱情和健康，“实际上也是一种解构的表现，香港经典喜剧中的‘无厘头’在其中得以延续深化，也让‘无厘头’与内地主流价值观更为吻合。”
与此同时，电影用整个故事而非破碎的桥段来达到喜剧效果，赵卫防说：“这样的喜剧建构方式也更符合内地的审美习惯。”
赵卫防认为，“港味美学”同当下内地喜剧结合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
在最近的两地合作影片诸如《捉妖记》《美人鱼》中，这种新的喜剧形式体现得较为明显。“比如突出主角身上善与恶的斗争，让人物显得丰满立体；通过严格的类型化操作，来营造喜剧效果；追求‘无厘头’的极致性，同时注重细节和桥段。”赵卫防说。
两地喜剧在融合中寻求风格上的“中间值”，与其说是谁“征服”了谁，不如说是创作上的对话。只是，内地的确在市场的层面“征服”了香港电影人。
上个世纪后半叶，香港电影曾经对整个华语电影世界的创作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其功绩不容抹杀。但是，在索亚斌看来，今后随着华语电影创作中心的转移以及市场的大融合，其影响会逐渐减弱。
电影业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促成其发展和变化的内生驱动力，是生产要素配置的不断优化，这在如今的华语电影世界也有所体现。
“当一个市场比另一个市场大那么多倍的时候，就会把所有人才吸引进去。好莱坞是这样吸引英国和澳洲人才的，内地也会这样吸引港台的人才。”陈可辛见证了华语电影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他自己也是香港导演“北上”的代表。
在“北上”过程中如何适应内地市场，是陈可辛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17年6月，金爵论坛发布的《201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电影市场的鲜明特点是体量大、规模大、潜力大。当然，风险也更大。
陈可辛发现，如今内地电影项目的上马，远不像当年香港电影那样“草率”，必须有大数据的分析、全面的市场考量。“内地这么多人，不会简单地‘用同一个鼻孔呼吸’。从发行到整个体系，都觉得这个戏能拍，然后我们才去拍。”陈可辛说。
这让陈可辛感觉“现在拍电影就像一个非常难的科学问题”。他认为，这也是时下的市场环境导致的，面对更大的风险，制作电影的过程不得不更为谨慎小心。
在陈可辛看来，内地市场能容纳更多的地域文化和电影风格，这是“市场大的好”，但各地域观众也的确有不同的兴趣点，寻找最大公约数很难，这是“市场大带来的坏”。
伴随全媒时代的到来，观众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电影创作者想要获得市场认可，必须想尽办法和当下的观众之间形成有效呼应。
索亚斌认为，对于香港电影，很多观众感到特别亲切，是因为带有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沧桑感与距离感。实际上，过去很多的香港喜剧是在快节奏的工业制作下产生的，以艺术标准的角度来看，显得相对粗糙。
有人将香港喜剧曾经造就的辉煌视作“不可逾越”的巅峰，这或许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看法。“我们过去的香港喜剧里面也有一些初心和热血，但是并不代表那个就是好。”陈可辛说。
陈可辛表示，电影创作要走向成熟，就要从感性迈入理性，“现在竞争更残酷，我们做东西必须用心。”
陈可辛认为，今天的电影人对待观众和电影的态度都更加认真，电影制作也更加精细。他说：“实际上今天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区别越来越小，许多合拍电影备受观众的认可，有力证明了两地喜剧合作真正走向了成熟阶段。”
“这些年来，内地观众的观影水平也在逐渐提升。”索亚斌说，没能和当下内地观众之间形成有效的呼应和互动，即使是过去有“品牌”的香港名导演，也不会得到票房认可。
作为资深电影人，陈可辛在早些年已凭《如果爱》等作品获得了业内外一致好评，但没有故步自封。“尽量去认识年轻人，去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只有认识他们才知道你要讲的是什么。”陈可辛说。
“如果不明白这个社会，是拍不了喜剧的。”在陈可辛看来，喜剧创作者更有必要关注当下社会生活。“喜剧永远不是一笑而过那么简单。喜剧里面包含了很多社会现实，很多时候是苦中作乐，拿现实里很荒谬的事情‘吐槽’。”
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粗制滥造、艺术效果平庸的国产喜剧被生产出来，但喜剧片制作成本低，并不意味着创作喜剧的门槛低。
“喜剧对于大众生活最大的意义在于，借助影视去讽刺或者针砭时弊。”廖伟棠说。
如今，内地和香港的喜剧创作者，都需要在读懂新观众的基础上，在笑点之外寻找到喜剧人文关怀的痛点。喜剧不仅要让观众捧腹，还要提供美好的视角，有正面积极的价值引导，传递坚韧、乐观、拼搏的精神力量，使观众走出影院之后可以更坚定地去面对并化解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以《大话西游》为例，赵卫防认为，它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笑料本身，而是用“无厘头”的方式映射了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可以从里面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人性的复杂化，以及现代人如何表现和处理情感。”
作者：易丹李潇潇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第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