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里的“ 千年暗战 ”?

武侯祠里的“千年暗战”

这个纪念诸葛亮的祠宇,大门牌匾上为何写着“汉昭烈庙”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的这首诗,给成都武侯祠免费做了上千年的“广告”。

坐落在成都市南门的武侯祠,是纪念中国古代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宇。然而,大门牌匾上为何写着“汉昭烈庙”呢?其实,这是成都百姓和官府“千年暗战”后的一个奇妙结果。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魏蜀吴三足鼎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虽然只有百余年,却是英雄辈出、革故鼎新的大时代。其间留下的大量历史遗迹,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大人文风貌,而武侯祠正好承载了国人对三国历史的最好追忆。

位于成都市南门的武侯祠,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

刘备陵寝始建于公元223年,诸葛亮专祠建于唐以前,初与祭祀刘备的昭烈庙相邻,明朝初年蜀王朱椿将武侯祠并入“汉昭烈庙”,形成了蜀汉君臣合庙。后毁于战火。现存祠庙的主体建筑是1672年清朝康熙年间原址重建的。

武侯祠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分大门、二门、汉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五重建筑,严格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

大门匾额为“汉昭烈庙”。大门内矗立着六通石碑,两侧各有一碑廊,东侧的唐碑,是公元809年,由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匠鲁建刻字的“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因文章、书法、刻技俱精被称为“三绝碑”。

二门之后是刘备殿,正中有刘备贴金塑像。有意思的是,左侧陪祀的不是刘备的儿子、蜀汉后主刘禅,而是孙子刘谌。据说,这是因为刘禅昏庸无能,不能守基业,他的像在宋、明两代几次被毁,后来就没有再塑。

两侧偏殿,东有关羽父子和周仓塑像。西有张飞祖孙三代塑像。两侧东、西廊房分别塑有蜀汉文臣、武将坐像各十四尊。东侧文臣廊坊以庞统为首,西侧武将廊房以赵云领衔。

刘备殿后。才是诸葛亮的“武侯祠”。为了体现君臣关系,特地设置了一段下行的台阶。

诸葛亮殿高悬“名垂宇宙”匾额,为清朝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亲王所书。两侧为清人赵藩撰书颇负盛名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正殿中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人称“诸葛鼓”。大殿顶梁由乌木制成。上书诸葛亮写给儿子诸葛瞻《诫子书》中“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以,诸葛亮殿也叫“静远堂”。

诸葛亮殿西侧是刘备墓,史称“惠陵”,由诸葛亮亲选宝地。葬刘备于此。

“刘备墓中有没有刘备?”这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

主要的争论归纳有三:第一种说法持肯定态度,来源于蜀汉观阁令史陈寿的《三国志》上记载:“八月,葬惠陵”。第二种说法认为刘备墓在四川彭山的莲花坝。第三种说法的代表是郭沫若,他认为,刘备死于炎热的农历四月,从白帝城到成都需要三十多天的时间,且交通不便,山路又崎岖难行,所以刘备应该是就地下葬,葬于奉节,成都的惠陵只是刘备的“衣冠冢”。

迄今为止,刘备所葬何处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武侯祠的字画、对联甚多,现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隆中对》最引人注目。还有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刻石。不过,对刻石的真伪历来都存有争议,有一种说法是明代士人白麟借岳飞之名所书。

历代统治者想方设法突出代表皇权的“汉昭烈庙”,但成都的百姓偏偏就要称它“武侯祠”,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一千多年。

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死后,由于蜀汉人民对他的热爱,蜀汉国治下的许多地方便纷纷上书,请求为诸葛亮修建祠庙,但当时朝廷认为:“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就是说。如果顺应百姓心愿给诸葛亮建庙,但这不合礼制,在成都建,怕冲了祖庙。于是,成都百姓只能“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之上”。

29年后,景耀六年,中书郎向充、步兵校尉习隆等再次上表刘禅,请求为诸葛亮建祠立庙,刘禅迫不得已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即便如此,后世数百年,蜀中百姓更是不畏皇权,开始四处为诸葛亮建祠修庙,甚至在刘备墓葬旁也建起了武侯祠。

明朝幸刀年,蜀王朱椿看到“武侯祠”与“昭烈庙”并立,且刘备坟茔“孤冢累然”,旁边的武侯祠却“丹碧岿然”、香火兴盛,很不是滋味。他在为刘备整修陵庙时,开创性地提出了“君臣宜一体”,把诸葛亮请进了昭烈庙,置于殿东,关羽、张飞置于殿西。这样,既可树立皇威,也能满足百姓的愿望,还能带动昭烈庙的香火。本是“一举三得”的好事,但朱椿打错了算盘,最终百姓反而将昭烈庙改叫成了武侯祠。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四川按察使宋可发主持重建武侯祠时,提出以诸葛亮附祀昭烈庙,与历代“专祀主义”不合,乃于刘备殿后新建诸葛亮专殿,大体上奠定了今天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基本规模和布局。

不管历代统治者用尽办法来强调代表皇权的“汉昭烈庙”,但百姓却始终称其为“武侯祠”。民国时曾有人专门写过一首诗来咏叹这件千年奇事:“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功烈,丞相功高百代思。”

历史上,纪念诸葛亮的祠庙数不胜数,尤其在有三国诸葛亮遗迹的地方,基本都有。据专家考证,历史上,仅成都就至少有过7座武侯祠。

成都有武侯祠的记载在诸葛亮死后70年。据宋人祝穆的《方舆胜览》载:“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桓温伐蜀,夷少城,犹存孔明庙。”意为在公元304年,李雄称王,开始建孔明庙于少城,桓温伐蜀后此庙荒废。当时的少城范围约在今长顺街至东城根街、红光路与桂花巷之间。由于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此庙的规模不得而知。

在唐宋时期,刘备和诸葛亮各有祠庙,并列于惠陵旁。宋代任渊在《重修先主庙记)洧明确记载,在刘备墓东侧,有刘备庙、后主祠、武侯祠,三者约呈“品”字形相毗邻。

这个时期的武侯祠,是成都的一大名胜,前来拜谒的文人雅士络绎不绝,有的立石为记,有的吟诗抒怀。最著名的有杜甫的《蜀相》、岑参的《先生武侯祠庙》、李商隐的《武侯古柏》、陆游的《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等。

在唐宋元三代,这一祠宇屡经修葺,明初被蜀王朱椿将诸葛亮像移入刘备庙内后,此祠才被荒废。明代末年,“君臣一体”的刘备庙毁于兵燹。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因其旧址重建。才形成了今天的武侯祠。

诸葛亮在成都居住了21年,有故宅留世,后人因其宅曾建有祠。《太平寰宇记》载:“武侯宅在府西北二里,今为乘烟观,有祠在观内。”宋人魏了翁的《鹤山集·成都府朝真观记》也载:“出少城西北为朝真观。观中左列圣母仙师乘烟葛女之祠。观西偏为诸葛忠武侯祠与读书台。故老相传,为武侯故宅。”有资料显示,武侯故宅之祠建于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前,位于今天成都城区的西北方。

这个武侯祠往往被后人将它与现存的武侯祠混为一谈。其实,武侯宅在府西北二里,而惠陵在府南八里,相距甚远。

在草堂寺旁也曾有一座武侯祠。此祠屡见于明代文人的著述中。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记载:“武侯祠在城西浣花溪上,与子美草堂相接,庙貌虽未颓坏,森森之柏不复存。”曹学俭在《蜀中名胜记》中说:“今武侯祠在百花潭,与草堂并列者,不知何代所增?”

据史料记载,与草堂并列的武侯祠为明代中叶所建。诸葛亮在南郊的专祠被朱椿移像废祠后。百姓便把刘备的昭烈庙称为武侯祠,后来甚至认为是刘备跑到诸葛亮的祠里来了。因此,明嘉靖二十一年,四川巡抚王蘖谷奏请蜀王后,就在草堂寺旁建起了一座新的武侯祠,后毁于明末的战火。

据《方舆胜览》记载,成都也有诸葛井,同《襄阳记》中“襄阳孔明的住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葛井。”大体相似。成都的诸葛井有二,一“在成都县西五里,浣花溪旁”。《明一统志》:“相传蜀汉诸葛亮欲通井络王气,故为此井。又一井在府城东门内,有祠,明杨名有记,今存。”这段话说明,诸葛井边是建有祠庙的。

《华阳县志》也载:“就诸葛井为祠。乃明万历建,杨名有井祠记,在今城东锦江街。”据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井及祠均在。祠有房十余楹,内有孔明塑像。

另外,《成都县志》载:“九里堤,县西北十里,其地洼下,水势易趋,汉诸葛孔明筑堤九里以捍之……旁有诸葛庙。”还说。“在九里堤之南。名诸葛庙,创建年月无考。国朝乾隆九年重建。”

九里堤是成都的一古老长堤,为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所修,宋代成都知府刘熙古再建。人们为纪念刘熙古,将原来的龙神庙改为刘公祠。明代天启《成都府志》说九里堤是“诸葛亮筑”,称“诸葛堤”。由此可知。该庙为刘公祠改成。清咸丰十一年,九里堤重建了诸葛庙,系木质穿斗结构建筑,规模不大,庙中供奉诸葛亮的塑像。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改为九里村小学。

城北也有丞相祠。《成都县志》记载:“县北二里簸箕街,名丞相祠,汉末建,国朝有培修。”据考,此祠位于成都第六中学所在地,曾有断碑可寻。2001年,成都六中合并到了成都八中。

在清康熙年间,武侯祠曾出现过一块石碑,石碑上面的字经过破解,让世人惊叹:难道诸葛亮能预言千年后武侯祠的命运?

这则故事来源于《万玉山房杂记》。说:清康熙年间,武侯祠出现了坍塌,官府组织人员修缮时,挖到了一块石碑,上面有“水月主,庚不大,盖十八,龙复卧”十二个字,并且附注为“亮”。由此人们猜测这可能是诸葛亮留下的,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成了一个谜题。

后来,终于有人破解了这十二个字,才知原来这是诸葛亮千年前的一个预言。前三个字,水就是“氵”,月上面加一个主就是“青”,所以“水月主”是清字;“庚不大”为康;“盖十八”,意为宝盖头上加木为“宋”,连起来就成了“清康宋”三个字。

于是,人们将它解读为: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姓宋的人会重新修缮武侯祠。

更为巧合的是,当时负责修缮的官员名叫宋可。于是人们惊叹,诸葛亮早就知道自己的庙宇会在清朝康熙年间倒塌,会有一个姓宋的人来修缮。

这块石碑的现世,将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又提升了一个“神”的高度,竟然可以预言千年后所发生的事。为此,后人专门修了一个亭子,把这块石头放在亭子里面,旁边另立一碑,记录下这件事情。


作者:蒋光耘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8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