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产业改革：见证大潮的走向
电影产业每一阶段的变革，都在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达到202.18亿元。这也意味着中国超越北美，成为当期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非朝夕之功，而是几代电影人不断摸索、开拓的结果。
如果将改革开放的历程比作壮阔的潮水，那么电影产业的发展变迁，就如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既见证着大潮的澎湃，也是潮水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在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中艰难探索，直至世纪之交，终于从转型的阵痛中“绝处逢生”，迎来十余年的黄金发展期。
未来，中国电影将向何处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来到改革的起点，回望这场横跨四十年的电影往事。
1980年，在文化部主持的各省办电影制片厂看片会上，确认了经国务院认可的16家电影制片厂拥有故事片的拍摄权。
这16家制片厂分别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内蒙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云南电影制片厂和深圳影业公司。
1982年，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4名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毕业生，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来到制片厂后。他们很快便拍摄出了电影《一个和八个》，正是这部影片，拉开了“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序幕。
在改革开放初期，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都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制片厂不需要对市场负责，正因如此，初出茅庐的“第五代”导演，才有机会在毕业之初便手执导简，在电影创作手法上进行大胆的突破探索。
然而，与“第五代”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高歌猛进、捷报频传相伴的，却是电影市场的日渐低迷。
“改革开放之后，制片厂的拍摄成本慢慢提高了，而中影公司还在实行统购统销，发行收入的利润回不到制片厂，制片厂的发展就渐渐被束缚住了。”中国电影评论协会副会长、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电影行业的全面改革也由此开始试水。
《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等政策的出台，打破了中影公司在发行环节的垄断地位；同时，在制片领域，社会法人组织也可与拥有出品权的制片厂共同署名“联合摄制”。
尽管出现了政策上对制片、发行、放映三方面的“松绑”，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电影市场低迷状态并没有根本性改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甚至曾用“冰海沉船”来形容当时中国电影的处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制片数量逐年下滑，每年均不足百部，观众人数不足3亿，全年票房不足10亿元，中国的电影行业在千禧年之交陷入了困境。
新世纪到来后，电影产业改革的步伐悄然加快。
2001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组建电影集团，实现股份制改革。就在这一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等国有电影单位，联合组成了上海电影集团公司。
事实上，国营制片厂的集团化进程，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便已开始启动。199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便更名为长春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原中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等8家单位合并组建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有趣的是，这一次组建电影集团的举措，不仅给各国营制片大厂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变革。也促成了一间民营电影公司的成立。
1994年，于冬从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发行员工作。而这一年也是华谊兄弟创建的年份。自1999年参投贺岁影片《没完没了》后，华谊兄弟开始了在电影领域的耕耘。
199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被合并进中影集团之后，于冬选择了离开制片厂，他创建了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并获得了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一块电影发行牌照，这家公司也是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前身。此后，博纳在深耕电影发行的同时，也逐渐涉足院线组建、影片出品等领域。
“电影行业的格局演变，其实就是从华谊和博纳这两家公司开始的。”赵军说。
2001年，《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出台；2002年，院线制改革全面启动；2003年9月。《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发布，允许境内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合资或独资拍摄电影、设立电影制片公司、发行销售国产影片，加入院线或独资组建院线。
一系列降低电影业门槛、促进电影产业化改革政策措施的出台，让一批民营电影企业迅速崛起，光线传媒、万达影业等民营公司，先后涉足影视领域。原有的电影产业格局正在日益走向多元化。
从2003年到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连续保持30%以上的年票房增速。电影产业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有电影公司相较，在灵活度和市场敏感度上，民营企业显示出了更多的优势。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电影产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其实享受到了最多的政策红利.而国有电影公司由于包袱沉重、体制机制不灵活，以及存其他一些方面的僵化与限制，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增速放缓，电影开始向提质增效的方向迈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老牌民营电影公司告别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无往而不利时光，往日“明星+名导=高票房”的路数屡屡受挫。
此外，《爵迹》《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在上映前颇受瞩目的“爆款相”影片，也在上映后遭遇口碑“扑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哑了火。
与此同肘，以“开心麻花”“坏猴子”“真乐道”为代表，一批以优秀电影人为核心、依靠优质内容的新型电影公司渐渐崭露头角，成为影坛的“新势力”。
《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等影片强劲的市场表现，让“开心麻花”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一面招牌；坏猴子影业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推出了路阳、文牧野等新锐导演；连续“押中”《战狼2》《我不是药神》等爆款影片的北京文化，也让业界对其主投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
市场格局的改变，促使老牌民营电影公司不断调整战略，寻找新的发力点。
如博纳影业集团在经历美股退市风波之后。敏锐捕捉到了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探索的内在需求，此后出品的《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影，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在打造新的市场品牌的尝试中，博纳稳稳地扎下了根。
光线传媒近年来也成立了“青春光线”“彩条屋…‘迷你光线”等子品牌，在青春电影、动漫电影和小成本电影领域深耕；而光线传媒投资电影中下游的诸多举措，也增强了其在宦发领域的话语权。
伴随着新一轮的市场淘洗，新公司“攻城略地”，冲击传统竞争格局，传统民营公司则继续开疆拓土，试图扩大电影产业的边界和产值，中国电影产业的新态势正在渐渐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自2017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其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得以正式实施。作为中国文化领域第一部行业法，它的出台，为中国电影产业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迈进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日新月异的产业格局下，如何不断创新，解决国产电影精品不足、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成为摆在老牌电影公司与新兴电影公司面前的共同考题。
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互联网近年来在推动电影产业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互联网的能量已渗透到电影的全产业链条中，电影观众也因为互联网自身的交互性而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电影行业的各个环节里。
在电影的制作环节上，2015年，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相继成立影业公司，并通过大量购买市场上业已具备一定知名度的故事和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炒热IP概念，让热门IP成为各方争夺的“香饽饽”。
一时间，《盗墓笔记》《鬼吹灯》《何以笙箫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等热门IP小说。纷纷被搬上大银幕，评价褒贬不一。
在影片的宣传、发行上，互联网公司的大数据特质，让“精准营销”成为更能直达受众端口的宣传策略，颠覆了传统电影宣发的营销路数；而淘票票等在线票务平台的崛起，更是互联网介入电影产业最明显的表征。
一方面，在线票务平台极大的便利性和社交性，彻底改变了观众的购票方式，而票务平台同时联结着上游的排片预期与下游的观众选择，积累了海量的观影数据。能够为制片方、发行方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用户画像；另一方面，票务平台的崛起，也牢牢地扼住了电影院线的咽喉。
在放映渠道上，依托于视频网站的“网络院线”，以及“手机变成放映机”的移动电影院，正在为观众日趋多元化的观影需求提供着新的选项。
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公司通过布局电影产业，的确能够为电影行业带来全方位的革新，让观众个性化的观影需求得到更为熨帖的照顾。
然而。2015年以来“流量+IP”的“爆款”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电影传统的运行规则。当电影不再被看作是包含着创作者经验与智慧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是能够精准复制“成功模式”的“产品”时，“流量”便也取代了内容本身。
此外。从2014年开始兴起的票补（电影票补贴），在通过低价拉动观众走进影院、改变观众购票习惯的同时，也有可能助长恶性的竞争，让“退票门”“票房造假”等不良营销手段，影响电影市场秩序。
据悉。近日国家相关部门将出台针对线上票务市场的新规，取消第三方和影院自有渠道的线上票补。
事实上，近年来的电影实践和票房数据已经证明，随着热钱的消退。“内容为王”渐渐回到了舞台的中央。或许。如何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运用到电影品质的塑造上，是下一阶段电影市场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无论是摆脱发行垄断、降低电影门槛，还是民营电影公司崛起、互联网技术涌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电影产业每一阶段的变革，都在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曾经的“新势力”，也可能会成为“老古董”，而正是在不断的破与立之中，电影产业才能吸收鲜甜的源头活水，勇立时代潮头。
作者：贾素蕾李璇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8年第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