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发枪，顾名思义，是利用燧石摩擦为作发火装置，是火枪发展的3.0版。它的出现，简化了发射步骤，快捷实用，安全方便。燧发枪在西方炙手可热，在东方却默默无闯。其实在明末就已经出现了燧发枪，没有及时推广和普及，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兵器专家毕懋康出版了《军器图说》，书中图文并茂地记载了一种名为“自生火铳”。这是一种撞击式燧发枪，扣动扳机，龙头下压，弹簧的蓄能作用，促使燧石在火门上摩擦生火，完成火铳射击。
图1 火门枪是最早的金属管形火枪
图2 欧洲火门枪
火门枪、火绳枪、燧发枪代表着火枪发展的不同阶段。
火门枪是火枪发展的初级阶段，枪手射击时，一手端枪，另一手用烧红的铁条引燃药室，在大风和雨天，引燃火药困难重重，贻误了宝贵的战机。由于操作复杂，造成火门枪的射速慢，精度差，槽点满满，差评不断。
火绳枪是通过浸透了硝酸钾或其他盐类溶液的火绳，以每小时80毫米－120 毫米燃速，为火枪持续提供火源，熟练的射手每分钟能射击2至3枪，不过遇到突发情况，枪手需要引燃火绳，无法迅速投入战斗，同时，黑夜中引燃的火绳也暴露了枪手的位置。
相较前者，燧发枪的优势明显。它的发火装置依靠机械撞击生火，无需外来火源的帮助，不受天气因素干扰。枪手能够快速投入战斗，专心射击，提高了精度，射速也优于前者，是火枪发展史中的一项革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3 火绳枪枪机
图4 火绳枪手
1547年，法国人马汉发明了燧发枪。毕懋康自主创新的成果，虽然比马汉晚了近百年，但是欧洲军队在17世纪中叶才普遍装备燧发枪，明朝的火器设计和加工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雄厚的火器制造基础，丰富的火器使用经验，促使明朝具有装备燧发枪的后发优势。
事实远非小伙伴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作为燧发枪的发明人毕懋康，官至山东巡盐御史，遭到魏忠贤等人的排挤。御史王际逵受到阉党指使，弹劾毕懋康，他被罢官为民。崇祯初年（公元1628年），毕懋康复起，任兵部右侍郎。晚年的毕懋康身为南京户部右侍郎，因不愿与宦官同流合污，请辞返乡。他的宦海沉浮，导致燧发枪的推广，失去了重要的推手。
17世纪中叶，西方强国在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中国同样经历着历史变革。与西方热兵器吊打冷兵器不同，中国却是特例。明朝的土地上，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起义，外有后金在辽东攻城掠地，朝廷四处灭火，疲于应付，无暇集中力量制造燧发枪。
图5 魏忠贤（1568年－1627年）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校煤山自缢身亡。后金、大顺军、残明等多股势力，相互交织，你争我夺。各方关心的是扩大地盘，争取利益，对于燧发枪的价值和意义，熟视无睹。没有推广对象的燧发枪，处境艰难。
故宫收藏着一把“康熙自来火二号枪”，是康熙御用猎枪，枪长1355毫米，管长903毫米，口径11毫米。这把枪的特殊之处在于和发射前，先用钥匙上足轮弦，射击时扣动扳机，轮机飞速转动，与火石摩擦生火，引燃火药。这就是典型的转轮式燧发枪。
御用燧发猎枪的出现，表明满清统治者对火器矛盾的心态。后金建立之初，依靠骑兵和内应，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辽东在袁崇焕的经营下，采取“凭坚城、用大炮”的策略，后金的铁蹄敌不过凌厉的炮火，在宁远城下遭遇重大挫折。后金对此不得不在战俘中筛选操作火炮的士兵和制造火炮的技工，为定鼎天下取得了重要的火力支援。
图6 燧发手枪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马背上取得了统治权。作为上层阶级，清朝认识到火器的威力和重要性。一方面在军队中保留一定比例的火器，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采取鸵鸟政策，维持装备现状，不再研发、更新、发展火器，盲目乐观，固步自封。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的火器装备水平保持在17世纪时的水平，而西方列强普遍装备了燧发枪和线膛炮。用停滞的眼光看待发展的火器，清朝统治者在思想上已经落后于时代。
燧发枪遭遇的尴尬现实不止于此。“满洲旧习，以弓马为要务，所作向皆自制。”清朝崇尚马背文化，练习马术和射箭是当时勇武的象征，火器不过是奇技淫巧。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种“连珠铳”的火器，能连发28发弹丸，作用类似于现在的机关枪。这样的创新性火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明人戴梓的才华，遭到南怀仁的嫉妒，诬陷戴梓“私通东洋”，将他流放沈阳。燧发枪同样作为火器，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时代的悲剧。
后金建立清朝，人口基数较小。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一旦研发制造了火器，就能抵消八旗骑兵的优势，影响执政根基，为此，康熙皇帝还曾下令创办了专门克制火器的虎衣腾牌兵，同时，在民间严格管制火器，导致火器发展停滞不前。就连印有燧发枪设计的《军器图说》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遭到禁毁，直到道光年间才解禁再版。
图7 康熙帝戎装像（中坐者）
传统的儒家思想一向重文轻理。尽管四大发明早已问世，并未得到文化精英的重视。文化精英对传统文化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对外来文化信心不足，不能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新生事物。相反，西方知识分子对此却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就连邻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科技强国的快车道。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了良性沟通，获得了佛郎机、红夷大炮等先进火器。到了清朝，朝廷规定传教士只能在首都附近传教，限制了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无疑增加了燧发枪从设计图纸到生产装备的难度。
毕懋康自主研发的燧发枪，针对传统火枪的痛点，结构简单，设计合理，与西方的火枪处于同一水平。然而，无人推广、时代剧变、观念落伍、思想冲突、官方压制、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了燧发枪命途多舛，生不逢时。事实证明，先进的事物，同样需要进步的观念去衡量和判断，否则燧发枪的悲剧仍将重演。
文：计白当黑
参考文献：《军器图说》《军器图说》《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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