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荣国王在领地
横店之王徐文荣如何打造中国好莱坞，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审美、趣味、商业敏感与民族主义驱动的宏大野心。
在横国，这里被称作横国是有原因的。红色的城门打开，是开阔的广场，穿过中庭，巍峨恢弘的秦王宫出现。护卫、宫女穿梭其间，如果运气好，你可以见到公主。
古装戏的拍摄集中地，并不是横店—这个浙江东阳辖下的小镇被称为横国的唯一原因。拥有影视城的横店集团，某种程度上看来，是一座自成体系的小型王国。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医院到党委，集团创立并拥有这一切。横店集团不只是一个民营公司，它是小镇生活的方方面面：污水处理，自来水供应，路灯照明，道路铺设……最新项目包括一座机场。
如果不是被问及，很少有横店人会提到，屡屡登上中国富豪榜的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也是出自横店。此处几乎没有他的印迹，一个横店人对郭广昌的最近印象停留于郭母的白事，不论是谁，只要去鞠躬就发红包两百块钱，“群众演员全挤到那里去”。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另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出现在许多能长久存在的事物上：横店影视文荣奖、文荣医院、文荣中学，文荣基金会……他的家在这里，他所有的创造在这里。事实上，长子徐永安已经在2001年接班横店集团，但作为创始人的徐文荣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几个儿子我都不认识。我就认识徐文荣。太厉害了。”在横店漂了9年的武行演员史中鹏说。
现在，83岁的徐文荣坐在他挂着“中国梦”牌匾的办公室里。他没有名片，名片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与预设的那种不怒自威的长者形象不同，他感觉上更像一个负责调解的居委会干部，嘴角时常浮现微笑，话多且密。在《人物》的采访中，他用了20分钟谈论对清朝三位皇帝的看法，他想表达的内容一定要坚持说完，自带设问与回答。他认为清朝是最伟大的一个朝代，因为“中华民族的版图是清朝定下来的”。他痛恨和珅这样的贪官污吏。
交班之后徐文荣创立并领导着社团组织“四共委”（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四共委”不属于集团，不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投资与慈善的功能。这是一个名字略显奇怪的机构，但他是来自于那个“公优先于私”时代的人，时代影响着他的生活与思考方式。
这个横店最著名的人，也可能是全横店最勤奋的人。早上8点半，他一定准时坐进办公室，直至下午5点半离开，其间医生隔几个小时为他测量一次血压。等着向他汇报的人，有时会在办公室外排起队来。一周七天，他天天上班，按点吃饭。他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他事实上的贴身助理，因此也没有周末一说：每天早7点就赶去老爷子家中见面，陪他与妻子“打老K”—那是老爷子最爱，一起吃早饭去上班，晚饭后再打一阵牌，9点离开。这一点上，长子徐永安的生活更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日常，他工作日经常加班，晚饭时间很不固定，但假日一定属于自己。
如果没有对古代建筑的规模化复制，横店将会怎样？也许这里依然会有五星级酒店与星巴克，但横店远不会像今天这般鼎鼎大名。倒退至1997年，徐文荣已当选全国人大代表4年，他独创的社团共有制被经济学家热议了好几年，褒贬不一，为电影《鸦片战争》打造的广州街也建成了，但中国地图上仍找不到横店。那一年，后来担任影视城总设计师的张大帅邀请陈凯歌来横店，后者从未听过这个地名。“那东阳知道吗？”“东阳也不知道。”直至说到东阳隶属的金华市，陈凯歌才有了概念，“金华出火腿。”
时至今日，“横国”一片欣欣向荣，不同朝代的城池林立。大量剧组来取景拍摄，而在此基础上，横店又衍生出文化旅游产业。不少街道依据周边场景而来，清明上河图路，都督街，秦清路，长征路……路上撞到明星可遇不可求，但房车随处可见，根据车的豪华程度，你可以猜出里面坐着的大腕量级。2016年，横店有271个剧组入驻，实现旅游人次1782万。这很容易让人忽略横店集团是个年营收达631亿元、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航母型企业，重点板块在于制造与金融，影视与旅游的产值不及整个集团的10%。
远离影视城的具体事务多年，徐文荣对相关话题仍然颇有兴趣。他本身是个电视迷，以前喜欢看古装戏，现在则对历史年代剧充满热情，最近在看《海棠依旧》。至于玄幻剧和穿越剧，他了解很少，只能说到《聊斋》。几年前，抗日剧大量涌现，不乏剧情离奇粗制滥造之作，但徐文荣似乎对媒体的嘲讽缺少感知，对于横店变成抗日剧的生产地这一事实，他认为“应该骄傲”。
谈起中国影视的未来，徐文荣雄心勃勃。“美国的老大，你们已经走下坡路了，”他用第二人称语气对《人物》说，仿佛对面坐的是一个美国人，“你们做的内容没有号召力，没有思想性。至于高科技，做也不是你们美国人做的，犹太人比较多，中国人也有。”横店已有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影棚，徐文荣打算建到50个以上，他表示横店绝对要超越好莱坞。
硬件或许值得自豪，但不可否认，中国影视的整体口碑正在滑向谷底。滥用替身、抠像合成正在毁灭表演这个行业，电视剧的主演档期紧，就只能用这种方法解决；网络大电影的风行降低了拍片门槛，但粗制滥造之作也大量涌入。《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就有相似题材的14部“网大”在横店开拍，蹭热门IP。一个“网大”导演承认他拍的都是烂片，“99%的评论都在骂”，但短短几年靠视频平台流量他已赚到500万元。至于那些比着烧钱的院线电影，票房的确不断刷出新纪录—201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57亿元，但鲜有经典之作，对大牌导演持嘲讽态几乎成为网友们的政治正确。
对于现实中的种种荒诞，徐文荣并非没有察觉。“我们没有理由禁止。因为拍戏是他们都批准过的，他有他们的权利，我们只提供景。”他对《人物》说。
农民造城
徐文荣的官方介绍中包括有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经济学客座教授—多种荣誉职务加身对所有功成名就者不会例外，但他乐于称自己是农民。相比那些虚高的名号，农民才是一个可靠的标签。如果你只是看他的现状，很难把眼前这位有着大量随同人员环绕的富翁，与那些如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徙，或者在田地中劳作的劳动者视为一体。
他对外国媒体保持警觉。曾经美国记者采访中数次问他是不是横店的“皇帝”，徐文荣勃然大怒：“什么意思？横店不是我个人的，是大家的，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横店。”
他的创业之旅开始于1975年，由横店大队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村支书）调任，靠借款办起的一间丝厂。他确实有着乡镇企业家们的惯有特质，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热爱书法，向他求字者甚众。他的字颇具辨识度，永远歪向一边。横店一处人造景观“瑶台胜景”的碑文就是徐文荣所题，经他人稍微加工摆正。
徐文荣乐于开会，即便耄耋之龄，每次开会都兴致勃勃地发言一两个小时。最近一次的“四共委”有几百人参加的全体大会，他讲话到一半，太太打来电话，他在台上接听，就连坐最后一排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老婆，快结束了，我马上就回家吃饭。”全场大笑。
1996年，北影制片厂的美术师张大帅作为《鸦片战争》剧组成员，参与建造横店第一处拍摄基地—广州街。那年底，临近退休的他回到北京后，徐文荣登门拜访。“你当厂长”，徐文荣说，他请张大帅到横店“搞文化、搞旅游”。
“我说我怎么当厂长啊，我又不是搞工厂的。他不太了解电影这方面的事，他是企业家。”后来担任影视城总设计师的张大帅回忆说。
他将见识到真正的“厂长”。当他加盟横店后，在徐文荣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一屋子的电视，每块屏幕对应一个工厂的实时监控。“哪个厂子什么情况他都知道。他每天骑自行车，后来自己开车，每个工厂去转一圈，事无巨细，全都亲自为之。”
这些都是表象，最终指向的问题只有一个：农民徐文荣，是如何造出影视城的？毕竟，很多过往的经验都显示，农民野心勃勃的创造，在审美与工艺上并不符合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期待。
现成的建筑图纸。至少对于最先修起广州街，这才是答案的关键。广州街是《鸦片战争》的美术师邵瑞刚早设计好的。
关于横店影视城的起点，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这样的。谢晋想拍香港回归献礼大片《鸦片战争》，在全国各地造景无门，最终求助于徐文荣，双方一拍即合。横店所在的东阳，正是盛产能工巧匠的木雕之乡，不愁人力。上百个工程队同时开工，3个月后，广州街拔地而起。除了官府、民宅、当铺、赌馆、妓院、烟馆等160多座建筑，还包括珠江口岸，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广州的市井风貌。
在张大帅对《人物》的讲述中，过程大致如此，只有一些小小的偏差。1995年底，他随谢晋去东阳卢宅选外景，消息被徐文荣得知，主动邀请他们顺道来横店。那时，徐文荣已经建起封神演义宫、大智禅寺等旅游景点。这些景点对外吸引力有限，名字也不伦不类，比如大智禅寺所在地被徐文荣命名为“天堂村”。
在酒桌上，徐文荣非常热情，承诺为谢晋造景。双方相谈甚欢，但张大帅回忆，离开时导演一上车，就双手一甩，“这地方怎么拍啊？没法拍啊。”
一切原本可能就在那一刻结束了，但徐文荣视锲而不舍为一种美德。他原本不知道谢晋是谁，但他知道香港回归是件大事。“人家紧着来追，紧着问。他们追到了北京，又到了上海，咱们谈。”张大帅说，“谢晋个性也很要强的。结果呢，就谈妥了。”
只有一点小小偏差：一个版本里，徐文荣没有拒绝送上门的机会；另一个版本里，他用尽最大努力去抓住机会。
广州街的真实建造时间超逾半年，当然按徐文荣的计算方法也没有错，除去风霜雨雪等恶劣天气影响，他对外宣传用时3个多月。事实上，1996年8月，开机仪式启动后，广州街外观已成，内部修建还在进行。因为电影要求同期录音，一旦拍摄要拿着对讲机喊话，让施工队暂停。
谢晋心气极高，每个部门都要调用业内最好的人选—这也是张大帅被选中的原因，他与导演分属体制内不同电影制片厂。在制景细节上，谢晋也近乎苛刻，筑墙只能用青砖，红砖不可以，屋顶瓦片要用木柴烧制。道上的石板，一定要真的、旧的，新烧好做旧的不可以。
徐文荣唯有派人去偏僻田野挖旧坟，去到各个乡里购买砖瓦。“当时都开着拖拉机，还翻下去十来个人。”他回忆，“实际上青砖价格又高，筑起来以后，只露了一点点出来，不要那么多。我说你们真混蛋。”他承认，后来由他主导造其他古城，不必要的细节可以变通。
广州街之后，他创造的第二个景观是为电影《荆轲刺秦王》量身打造的秦王宫。本质而言，这仍然关于如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1997年，张大帅刚刚入职徐文荣旗下，他从北影厂一个朋友处听说，导演陈凯歌的团队，用4年时间考证、制作图纸，但由于资金出了问题，河北易县的景没造起来。汇报后，徐文荣让张大帅马上去见陈凯歌。当时交通尚不方便，张大帅坐班车去杭州，结果没有航班，他再去上海，买第二天最早一班飞机去的北京。
有了《鸦片战争》的先例，陈凯歌对于由横店来接手造景的提议，表现出兴趣。徐文荣知道后趁热打铁，“他们不用来，我们到北京去。”在北京的一个宾馆里，双方见面，合作促成。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设计。我们负责建筑，出钱。”徐文荣说。至于把场景“做旧”与内部陈设，是剧组需要考虑的事情。
秦王宫占地800亩，包括99级台阶的四海归一殿，和周长2.5公里的城墙，比广州街难度更大，需要炸掉8座山头。工程到了一半，水渗出来，炸药放进去总是变成哑炮。“后来大家想办法，有人提出来，用避孕套。”说到这一段，徐文荣忍不住地笑，“男子用的避孕套，懂吗？三个县的避孕套全部买光。一炸就炸开了。”
“我们这个老板是经常下工地。他儿子不是，有领导来了，他才陪一回。”张大帅说，“他跟我谈事也是，不在纸上谈，现场谈，到那儿谈，看过之后，这么办这么办。”
秦王宫用了8个月造成。开山期间，地貌每天在变，炸出的土石填去低处。有一个夜晚，徐文荣一个人开车去现场，回家时发现路堵上了。那晚伸手不见五指，他辨别不出方向。转了一个半小时，都没转出来，“我不相信鬼的人呢，说今天晚上见鬼了。”他下了车，撒了泡尿，想着把鬼吓跑。
81岁的张大帅至今仍留在横店工作，他拍过近60部电影，《鸦片战争》是他参与的最后一部。特有的政治意义令其登上当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但如今，这种现象几无可能，市场性才是院线排片的首要考虑。陈凯歌近年的作品饱受批评，但不妨碍《荆轲刺秦王》被影迷视为良心之作。这部1999年上映的电影票房只有1000万元，放在今天不值一提。徐文荣的造城运动，从最初被动地跟随导演需求，到后来主动有意识地规划、自建，时至今日，再也没有其他影视基地对横店形成挑战。而20年前那个在山间迷路的夜晚，他终于找到微弱的灯光方向，加大油门，越过沟壑，在午夜前冲了出去。
徐氏风格
人们对徐文荣的评价是，行动力极强。造广州街时候，张大帅深感震惊，第一天谈方案，第二天现场看景，“第三天推土机就上去了”。
启动的一刻是没有批文的。“横店有一个好处，徐文荣说一句话，底下照办，不要经过这个批那个批，没有这些事情，速度快。”张大帅说。为了抢时间，唯有先开工，但同时进行申报。
先批后建，是循规蹈矩的做法。“但是谁批呢，不知道。政府不敢批那么多土地。”徐文荣说，“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那我就创造个理论，边批边建，先建后批，不批也建。”
这种风格贯穿了徐文荣创业的始终。早在七八十年代，他大量办工厂，上报政府批准，推来推去的，没人敢批。资金尚好解决，土地实在没办法。他信奉“干起来再说”。“他们很多领导干部（感到）很好笑的，（说）徐文荣在乱来了。但是我也建起来了。”2000年时横店集团的总资产超过了70亿元。
徐文荣说，由于经济成绩有目共睹，金华市分管农业领导曾给横店集团下了一个文件，授权集团享有土地的征用、处置权。那个阶段，横店发展极快，“我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征地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他承认，即便有文件护航，换做他人也未必敢像他这么做。这个特殊政策如今早已收回。
“先建后批”不仅存在于工厂和影视城，就连他在1990年代建起的医院、大学，最初也处于灰色地带。那时乡镇企业不准办医院，徐文荣以职工疗养院之名，行医院之实。至于“横店大学”，后来改名“横店科技专修学院”，听起来是一种降格，实际上是因为后者是经过省教委批准的，而“横店大学”并不是一所真正大学，没有批文，“自己起的名气”，牌子也自己挂的。
批文姗姗来迟，但最终总会下来的。木已成舟，反而能形成倒逼之势。徐文荣创办横店高中，本不想报批，但后来由于规模扩大，唯有上报。省计委派一位处长实地评估，看到施工已经在进行，大发雷霆，“土地都没批过，房子造好了，叫我来，你想干什么？”徐文荣赶去向他解释，处长还是直接走了。
徐文荣之后去找省计委主任，两人均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早就认识。“我今天晚上找你来告状的，你这个处长混蛋。你总有个交代啊，修还是不让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屁股一拍就走。”
“你肯定土地没批过。”主任说。徐文荣承认了：“很多孩子上不了高中，我们出发点是好的。”
“好了好了，我叫个人给你解决一下。”主任说。“你写个检讨书，我们呢，同意你好了。”
“你只要批，不要说一张检讨书，一百张我都写。”
“你还有一个问题。”主任说，“你的国际商贸城，占地500亩。你也没批过。”
“我再写张检讨书可不可以？”
绕过障碍找上级，是徐文荣擅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2003年，横店影视城已经小有名气，打算申报影视产业实验区，成功后有税收优惠，势必吸引大量影视公司入驻。省委非常支持，操作机构是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等部门，但最后需要以省政府的名义上报，申报卡在这里。分管的那位副省长不同意。其他领导去做工作，也是行不通。
所有人都打算放弃了，徐文荣出手了。他给多年的老朋友、广电总局某位领导打了电话，说要去见他。“我明天要开会。”“我不管你开会不开会，明天早上我肯定出发。”“你什么事啊？”“一下子讲不清楚，到了再说。”
第二天他飞去北京，在那位领导的办公室一直等到晚上6点半。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既然影视城已经造好，不涉及用地问题—那需要报批国务院，广电总局就可以批。走之前，徐文荣特地交代该领导秘书，明天一早打电话给浙江省广电局，让他们直接上报，以防再生变故。
故事的情节就像谍战电影般惊心动魄。次日他赶回浙江，让广电局的人把材料准备好。“没那么快吧？”“叫你赶快报就赶快报，他秘书的电话会打下来的。”“没打下来啊。”“会打的。”对方还在犹豫，电话来了。
现在，你已经了解徐文荣的脾气了。他是有棱角的。中国商人讲究慎言，而徐文荣似乎站在传统的对面。另一方面，他自有处理政商关系的方法，他将前任地方领导招募到旗下，委以重任，比如集团宣传负责人担任过金华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一位党委成员曾经是磐安县团委书记，圆明新园的董事长是退休的县电视台台长。不可否认，他们带来了人脉与管理经验。
某种程度上，“社团共有制”在保护他。“为老百姓服务”，很多企业家会将类似的话挂在嘴上，但至少就形式而言，徐文荣治下的横店集团更接近这句话的实践。上世纪90年代，乡镇集体企业纷纷进行改制，当时横店集团规模已经达到亿元级别，按照政策，徐文荣可以获得至少10%的股份，但他抗拒将股份量化到个人。他创造一个新的名词，“社团共有制”，按照他的说法，在集团之中的劳动群众，才是集团资产的终极控制人。但批评者认为，集体只是个空泛概念，作为其中员工并没有享受到特别的红利。
总体而言，这个制度延续至今，但在儿子徐永安接班后有了一点变化，增量资产上市后，一定比例的股份分配给高管个人，而存量资产依然是社团共有。徐文荣称自己只领取工资和“一点奖金”。他从未公布过资产，也拒绝入选慈善榜与富豪榜。
他兴办的工厂带动了就业，很多横店人曾在他的工厂上班。而影视城的崛起，带动了整片区域的繁荣。客栈老板惠祥意回忆，2004年前后，有个老头儿开着挂有“横店人民感谢你，徐文荣万岁”条幅的三轮车，满大街天天溜达。“他后来消失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徐文荣找人跟他说，你别搞了，你再搞就把我搞完了。”
说起10多年前的那桩轶事，徐文荣笑了，“个人崇拜是不能弄的，像我们农民，你去崇拜干什么？”
一切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耿直与鲁莽只有一线之隔，政商关系微妙而复杂，名望与权力有可能反而带来危险，在他的领地上，徐文荣必须实现恰到好处的平衡。放在更广的时间维度，时代先行者与偷步者往往是同一个人。
匠人与推销员
在张大帅最初来横店的3年里，他只有一个人，当影视城开始规模化自主建景，他搭建起了自己的班子，主导设计。清明上河图、江南水乡、明清宫苑（即“故宫”）等景均是出自他手。
没有真正去过横店的人，很容易将这里预设为一个粗陋山寨物的集合地。这不是事实。影视城的起点是爱国主义与商业敏感，但过程却是工匠们日复一日的锻造。资本只是助力。
一般而言，徐文荣亲力亲为，关注细节—他会叮嘱员工食堂的菜不要太油腻，但在造景上，极为放权。“你是直接对我负责的，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他对张大帅说。信任的线头埋在相识之初，两人曾去北海公园御膳坊吃饭，结账时予以免单。徐文荣好奇，张大帅告诉他，“这里好多景是我设计的。”
如果你去过张大帅的家—那也是他的工作室，你能感到为了建景而准备的资料有多浩繁。在那个两层别墅里，书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建筑图纸贴得满墙都是，每一个他曾经的建造，都能在这里找到书面来源。为建圆明新园，资料塞满了5个房间。不要说上百组景观，就连12生肖铜像，每一个都配有厚厚的文件架。
他的员工都用电脑绘图，但他还只懂手工绘图，“比较慢，要很细致”。他有着老派匠人的风范。2005年，他无意看到一张图片，一个年轻人因祖坟被占，忧伤地坐在木头堆上，那是圆明园设计者“样式雷”的第11代后人雷超。他极为动容，找到雷超家，后者当时是一名送水工。他邀请雷超加入了他的工作室，教他设计，还出资10万元，供他上大学学习园林艺术。
“不要断掉，要传承。”他想着。
建造与运营，是影视城的一体两面。2001年，影视城在徐文荣的要求下，整合成新公司。殷旭在那一年入职成为运营的一把手。那时主体景区已建成，对剧组免场租的政策也已推行，徐文荣想带动剧组入驻，以影视为手段推动旅游，但剧组一年只有十几个，游客当年也只有50万人次。
殷旭曾任东阳市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开发过很多旅游产品。他脑子活络，上任后就意识到，不能让游客只看剧组拍戏，而要让“空房子里面有内容”。他将横店拍摄过的电影桥段摘出来，制作成一系列的演艺秀。他还将棚拍完成的电影场景，搬至景区内，“摆设、道具，全是原汁原味的，一点没差”。这项工作需要未雨绸缪，因为剧组一定会在离开前拆掉所有场景。以电影《英雄》为例，他和张艺谋达成协议，在电影上映后，请美术师霍廷霄专程回来在秦王宫内复建场景。以上改变，再辅以重订的市场策略—将团队旅游的提成奖励归在各个出发城市的营销人员头上，2002年影视城实现盈亏持平，2003年开始每年盈利。
他负责解决剧组遇到的困难。一名马队的骑手摔死，几十个家属围堵剧组，他负责调停，以自己人身作保，很快达成赔偿、遣散人员，令拍摄继续。张艺谋拍《英雄》时，需要很多人来演大臣，普通群演即便岁数够了又缺威严，殷旭主动介入，去东阳老干部局拉了一车退休公务员过来，问题解决了。这种协助，逐渐发展为成熟的一站式服务，有协拍经理专门对接剧组。影视城拥有一个巨大的道具库，但并无自己的马队、武行、服装、灯光等配套服务，这些服务交给民间，由影视城统一管理。
与其他所有影视城不同的是，横店有演员公会，于2002年成立。早期横店的群演多是村民，他们按地域划分势力，剧组换景就必须重换一批人。剧组与村民、村民与村民的冲突时有发生。
打破一个既有的利益格局从来不容易。“我们一家家做工作，每个村的村长、书记，先做通工作，也要给他们利益考虑。我们还是用你原来村里的这些人，我们想一年考评一次，不合格换掉。”殷旭回忆。基础打好，徐文荣是那块定海之石，由他出面组织开会。“老爷子还是很有权威的，他一来，定调了，那就实施了。”从此，由影视城管理的演员公会作为剧组与群演的中介。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群演秩序越好，就有越多剧组被吸引而来，而剧组越多，公会才有生存的空间。
群演是可以有序组织的，旅游市场是可以运作的，对于殷旭而言，真正难掌握的是政策。
抗日剧最火的时候，红军长征博览城用景需要排队。但热潮过去，造起来的景如果坚持原用，将大量空置。殷旭唯有作出调整，泸定桥、侗族鼓楼这些长征路上的景物本属中国西南，他将整体风格更加强化地域特色，街景与装饰做了许多改造。解放战争的戏，日后更难有拍摄机会，他将革命战争博览城改成民国街。
殷旭总结，最终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古代的景上。“大家都愿意拍，这是最没有风险的。万一这次卡住了，我再放个10年，古装戏又不会过时的，再拿出来还能拍。那你要拍成其他的有些剧的话，过时的就过时了。魔幻剧啊，网络剧啊，其实也都是跟古装有关。”为此，影视城在后山造了数个宋代府衙，去年新造了唐城和春秋园。
他承认，即便风向难料，他也会做一些“因势利导”的事情。营销团队使用的宣传语包括：“横店是中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一年杀死一亿多鬼子，你想不想到横店来看看杀鬼子？”宣传手册上的漫画是，一个鬼子在逃跑，后面追着一个拿着大刀的八路。
圆明新园
如果以世俗意义的标准来看，徐文荣早已是个成功者。在儿子接班之后，他可以颐养天年了。但他很快有了新的目标，追寻的过程为他带来痛苦，他曾在自传中用“伤感暮年”来形容这段经历。
徐文荣在2005年提出要在横店重建圆明园。这个想法源于他听说法国一个历史学家倡议重建圆明园来赎罪。他想，“法国人都承认错误了，为什么不重建起来呢？”他领导的“四共委”负责推进这项工作，与明清宫苑、秦王宫等以拍摄为初衷建立的另外12个外景基地有所不同，爱国主义是圆明新园追求的最大意义。但在外界看来，关键词是一致的，复制。
争议四起。一种官方的主流意见是，废墟才是圆明园对整个民族起到警醒作用的价值所在，而重修，不仅浪费资源，还涉嫌侵权。2008年，施工尚未展开，就被国土部门认定违规用地而叫停。他认为，核心原因在于舆论的反对。
徐文荣没有停下来，指示张大帅继续收集资料。大学、图书馆、私人收藏者，能跑的地方都跑遍了，实地测量也去过无数次。徐文荣在自传中也提到，他的高层关系也动用了，中央办公厅同意中央档案馆帮忙提供资料。
他遭遇过轻视。他告诉《人物》记者，当他听说建筑学家郭黛姮有47张图纸，他去找她。“你卖给我也可以，租给我也可以，最好是送给我。”郭黛姮拒绝了：“你们乡镇企业建不好的。”她指出，珠海也做过尝试，她给了10个景的图纸，但建得一塌糊涂。“故宫我都建起来了。”“你故宫建得起，不一定圆明园也建得起。”“你带到棺材里去吧。”徐文荣愤而离开。他始终对这次拒绝耿耿于怀，后来郭黛姮要写书，反过来向他要资料，他不肯提供。
2012年，项目另行选址，重新启动，通过申报。圆明新园仿建了84%的原有建筑，还扩建了40%。某种程度上，它是妥协的产物，也体现出某种市井智慧。省领导建议“多做点外国的”，徐文荣就造起八座外国建筑，代表八国联军。他的说法是，侵略者以野蛮方式摧毁圆明园，中国人以文明方式重建他们国家的标志建筑。圆明新园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分布于横店四个不同区域。这是因为，“主题公园2000亩以上都要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我不麻烦他们。我们拆零，多个项目立项，就是把大的项目变成小的项目。”
圆明新园在2015年建成。相比其他横店景观，这似乎是一个转折。园内景观极为宏大华丽，目前尚未有剧组得到许可进入。
他过往对景区甚少干预的作风在改变。他嫌路旁6米一株树木的间距太宽，要求统统改为3米。他至少看过《火烧圆明园》实景演出4遍，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在墙身颜色上，他与张大帅发生了冲突。在真实历史中，圆明园宫墙分红白两色，他认为“白色像老百姓的房子，不像皇家园林”，执意刷成黄色。
张大帅至今不能认同这一点。他是严谨的“教条主义者”。事实上，张先春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大帅”是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给他起的外号，导演服他，听他指挥。他肯花心思，把看似不可能的想法付诸实践。有场戏要拍张丰毅拿茶壶拍脑袋，他下了很大功夫，做出了道具，并当着所有人面拍在自己头上，壶碎了，茶水流了一脸。“我要不自己试验，演员敢拍吗？导演敢导吗？”另一次，他指出戏中“号外”年份有误。
电影产业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危险镜头可以通过电脑特效完成。人们更在乎视觉感官冲击，恪守历史细节的人越来越稀有。资源高度集中的年代已经过去，电影不再是神圣的艺术，现在它是商业买卖，是娱乐消费，更讲究投入与产出。为拍一部电影造一座城，几无可能。
无论如何，横店难以复制了。
徐文荣说，圆明新园将拍一部“能上央视播放的爱国主义”的剧。他也打算做一点点退让，考虑让一部宫斗剧进入拍摄，他理解剧情没有政治意义，但对方说能上湖南卫视，那将是对圆明新园的巨大宣传，他心动了。
他的下一步计划，包括复制布达拉宫、兴建中国尼泊尔佛教文化园、在杭州建起南宋古城。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商人，宏大的民族主义成为他的叙事主语。他长时间谈论清朝历史是有原因的，他的逻辑是自洽的，他看起来是真诚的。
接受《人物》拍摄这天，徐文荣将地点选在圆明新园。雨后湿漉漉的石板路很滑，但他坚持不要人扶。他已经老了，只能佝偻着慢慢地走，但这里是横店，只要一直走，往前走，最终他能够踏上他想去的每一处地方。
“这一大片都是大枫树，”他指着一处绿植，回过头来说道，青砖红墙的背景之下，他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年代飘来，“已经开始出芽了。”
（实习生车灏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赵涵漠 邢超 严鑫峰
来源：《人物》2017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