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人生下半场
对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来说，现在最大的考验是如何收场。
冯仑很忙。见面当天，他中午从海南飞回北京，下午处理新书、接受采访，晚上10点飞往西安。采访就在他去机场的路上和待机间隙完成。他大概估算了一下，一年有近一半的日子在天上度过。他还是老样子，光头，一副黑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说话滴水不漏。他曾多次公开强调，男人50岁以后，要把全部精力奉献给自己喜欢的事。现在58岁了，脚步依然未能减缓，很多工程相关的政府关系还在等着他去周旋。
他倒也乐在其中。3年前从万通地产实际控制人位置上退下来，他转身做了立体城市—一个以楼盘为基点、探索有限空间内打造绿色生态社区的项目，剩下的时间，开公众号，做视频，学赛艇，研究卫星。三分之一精力做被迫的事情，三分之二做喜欢的事情，他总结。被迫也好，不情愿也罢，该上场还得上场，“活着就是一出戏，我们演好每个角色，都是对其他看戏人的一个交代。”
这场人生大戏里，他说自己既是观众，也是演员，看人来人往，慢慢淡然。身边的人，有人离婚再婚，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有人进了监狱，出来，再进去；也有人离开人世。自己也进入人生下半场，慢慢退出核心舞台。
他把这58年的阅历，积攒起来，写了一本书—《岁月凶猛》。书里，他像一个清醒的局外人，把这个圈层的生活、感情、事业一点点掰开，推到读者面前。就着书的主题，我们跟他聊了聊，一个58岁的商人如何跟自己的圈子、财富以及家庭相处。
冯仑=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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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做生意以来到现在，就像爬山，一路都很艰难，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很粗糙、很尖锐、很血腥的事情比较多。
我们这个年纪的企业家，有了些钱，每个人都会（固步自封），一个阶段的成功也可能是下个阶段进步的障碍，就是说你会把获得的东西当成一个负担，肩上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会压垮你。这个东西难免，很多哺乳类动物，特别是人，他会这样的，生命很有限啊，他牛逼了，也是一种乐趣。所以我发现有些人他以牛逼为乐趣，一出门，“哗哗”很多车跟着，前呼后拥。
这样呢，就把他和其他人的距离给隔开了，所以他就慢慢地在自己的世界里活了，这样判断就容易不准确。你雇了很多人都在追捧你，你真就觉得自己很伟大，然后演出了很多滑稽戏。当你觉得很牛逼的时候，其实别人都在看你笑话。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太太得了个绝症。这个绝症真的是应该放弃，但是他专门弄了个医疗组，花了很多钱，就维持这个生命。每次公司开会，都把太太推出来，讲一些很感动人的话，催人泪下，自己也泪下。可能在你们眼里是忠贞的一个人，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在社会上也是，包括政府各方面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好。但其实另外一面，他也是花钱，该干的事，他啥事都干了（笑）。所以他就把照顾老婆变成一个品牌活动了。老婆想活下来，也得配合。
大家都在演，那你也得配合。你要用演员的心情去上班，下了班你要变成观众。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演员和观众也要不断地切换，你想一个好演员，天天演悲剧，下班还是悲剧，他生活中还是这样，他累死了，一定下班了就忘了（角色），这是自己。我的心情是属于来回更替，所以我自己在演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会跳出来，变成观众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不会感觉很累。
很荒诞的。过去老子《道德经》讲为而不有，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别把它放在身上，你只能是赶紧扔了，你身体永远是清空的状态，你才可以接受别人给你的有。所以，你要想不固步自封，你就不要停在你已经取得的成绩上。
对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来说，现在最大的考验是如何收场，而不是开场。把过去这些成绩怎么给画个句号，大家常常会看到某些企业被卖了、被转型了、被收购了，有些甚至惹了一屁股债，那就不好看了。我逐渐地在做一些退场的准备。你要想收场，最主要的是减少是非，不能减少是非，就收不了场。例如你偷人东西了，那怎么收场，那我没偷你东西，我说咱俩不往来就不往来（笑），但我占了你便宜，我说不往来不行啊，你老找我麻烦。把事情往简单做，卖东西，这就简单，可是中间你又拐出去，又诈骗，又去巴结领导，又行贿，这不是越弄越复杂嘛。生意，就是非利害四个字，你总是要看对和不对，叫是非，赚多少钱，赔多少钱，叫利害。
如果我赚10块钱，我惹了100块钱是非，那我就平不了。翻过来，我赚100块钱，惹了10块钱是非，再拿40块钱去处理这个事，我还挣50块钱。所以，你要权衡你每做一件事情你惹起来的是非和你赚的这个钱能不能平衡，保证你做的事情和你得到的利益比你惹的是非的成本高，那你每天有正向积累，连续的正向积累就由事变成业了，就叫干事业。如果不是连续正向积累，那叫事逼，天天忙活半天，惹了一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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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创业那会儿）主要是先挣钱，先把这事干好，你天天停下来，那爱情也会走的。现在都叫直男癌了，我们只管干事儿，女人的事儿不管，爱咋的咋的。不是现实，你浪漫不起，就到现在我还一年飞160、170次，哪能像中产阶级，天天幻想浪漫故事。那我们折腾到这样了，你先得豁出去，所以我们那时候说家破人没亡，妻离子不散，苦大没有仇，基本都离婚了。
现在北京离婚率特别高，中关村那片最高。中国企业家的婚姻未来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你这个婚姻跟财产都有关系，就成了媒体可追逐的一个点。媒体上天天看都是，一会儿吵架的，一会儿这样。有一个朋友离婚的时候，刚开始打官司才一两个亿标的，结果还没离完，这个标的都涨到五六个亿了，为什么，估价涨了（笑），这个婚离的。
有个朋友闹离婚，他们合伙人要分家，我就跟他说，别着急，离婚这个心理过程都是三步曲。第一步叫惊而怒，突然吃惊，我操，他（她）外面有人了，没说话就打起来了—啊，你这个坏人啊，骗我了什么的。这惊而怒就把火都拱起来了，第二步就是互相折磨，你得泄这火，你挠我，我抓你，骂你，弄你，互相撕咬互相摧残。撕咬完了都没劲儿了，无趣，无聊，最后就办手续，就去离婚。我说你得熬啊，你不可能绕得过去的，每个人都会按照这三个阶段。
实际上社会角色在变，社会外边的关系也在变，遇到很多挑战，这种家庭关系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能够协调好其实不是太容易的，所以企业家也是离婚率比较高的一个群体。他有时候就是价值观，你比如说对钱的看法，以前都没钱，突然有钱了，有的还是两口子都在一个公司，那公司战略上有些看法（不同）；再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种家庭关系面临着外部的攻击和自身的一个变化，比如女方比较强，这男方也不上班，天天光花钱在外边晃晃晃，这可不晃散了，或者反过来男的每天在公司，太太一天没事儿在外边弄这事，都是一样。这社会，两个人的角色一直要配合好，两个人必须朝一个方向不断地互动，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样的互动就散不了。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部分成功的人也没能建立起一套长期可靠的、正确的价值观体系，有了钱依然迷茫。这就涉及一个跟谁走的问题。特别能折腾的人，搞定人对他来说已经不在话下了，他要搞定神，就去求神拜佛，找大师了，王林这些“神人”都出来了。有些就是世俗的选择—跟小妹走，选择阶段性的快乐。康有为本来想跟光绪皇帝走，但是到晚年的时候，流亡到海外，最后跟小妹走了。当时有个普遍认知，认为睾丸是生命的发动机，他希望能换个发动机，和小妹走得更长久一点，于是他还用德国的技术换了一个睾丸。但遗憾的是，他还是没活过70岁就死了。
跟小妹走风险大，离婚涉及财产。比如我投你很大一笔钱，那你创业者如果离婚，你这个公司的股份怎么处理，都要说清楚的。做信托，或者是做一些这样的委托关系，那当然母亲是最靠谱了。因为几乎没发生过跟母亲打官司的，但是跟父亲的有，跟兄弟的也有，夫妻的都有，就是委托完了还打官司，反悔了。
金钱面前，人性啊，爱情啊都是脆弱的。特朗普讲到他东山再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签订了一个婚前协议，正因为成功地在婚姻幸福的时候补签了若干协议，才使他在最低谷的时候没有被拖垮。我相信好的婚姻对人是有滋养的，但是至于年轻时候的那种爱情，我现在认为比较遥远。就是张爱玲说的，真爱就是撞见鬼。都说，都好像知道，但是谁也没撞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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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不同，塑造出来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钱花在哪儿、怎么花是值得思考的。
我这几年一直做立体城市项目（房地产界的评论都不是特别的乐观）。无所谓，我们的自信不在于别人说你失败。失败也是进步，你人类，比如说登月，是失败了，还是进步了，他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这就是了不起。那我们就探到了一种城市的发展模式，它不成功也是成功，因为做普通的房地产，挖坑盖房，我也会做。我拿自己的钱，为城市的发展探讨一种方法，有什么失败不失败的。
扎克伯格为庆祝女儿出生，捐赠了脸谱网99%的公司股票，价值450亿元美金。这个有急速创造力的商业领导者，将个人财富用于人类终极关怀这么一个安排，确实让东方社会感到差异。
同样是为了妞，我看到华人中不同的例子。香港一位大老板，小女儿出生，花4亿多港币买了一块以女儿名字命名的钻石送她。另一位台湾科技大佬，家里一对双胞胎女儿，还有一个老婆。两个宝贝女儿要毕业的时候，他拿了近百亿台币，在台北买了一块地，建造了一个令人炫目的购物中心，老百姓俗称这个商场为贵妇百货。这个百货店极尽奢华，而且同时满足了三个女人的心愿：一个开了咖啡厅，一个开了百货商店，一个开了爱马仕店。
华人、亚洲富豪往往喜欢用钱表达爱，结果把自己的妞变成了用金钱堆积的符号。我这就一个小孩，现在都比较简单，她自己也在创业。她需要钱，跟我们借，借了以后赔了你得说出个道道来，你要赚了那是你的。虽然就一个小孩，但是最后遗嘱怎么写、遗产怎么弄，不一定都是你的，你一开始借钱得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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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马佳佳闹腾那段（我们这帮人都很焦虑），我们不知道门口这人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要把我们给了，或者说跟门口的人不建立某种关系，我们企业就没法混了？后来发现互联网跟我们的关系，在哪几个方面有关系。相当于门口有个新人老在那儿晃悠，你很烦，但他一坐下来，告诉你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就基本上不焦虑了。
现在，我们状态都挺好，联系挺多，总是互相帮忙，有时候互相站站台，有时候一块儿做一些项目。你像王启富做运动小镇，骑自行车，然后小易（易小迪），还有王功权我们都有参加。就像创业的童话，你24、25岁大家在一起，几十年下来各自发展挺好。每年还老在一起聊聊天，像AR、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大家有时候聊聊这些新的技术带来的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变化，也谈谈公益的事儿，也谈谈自己。小孩都大了，也说说小孩的事儿。
我经常说，你20岁的时候，你做不得不做的事情。到中年的时候，你去做被诱惑的事情，因为你40、50岁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诱惑，你想牛逼啊，想做大啊，想折腾，权力欲望。然后你等到50岁再往上，等到60、70岁的时候，基本上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你有条件了。经验、人脉、时间，如果身体也健康，财务自由，那你就做你喜欢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比较开心。
我现在三分之一做被迫的事情，都是跟政府扯皮的事儿，三分之二是做喜欢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8月份发一颗人造卫星，然后拿手机直接可以直播太空，地球上也是第一次，叫“风马牛一号”卫星。那这就是我，现在就是创造。你要说就业的人生，上班，那是另外一个活法。我想创造，就想折腾，就想在地球上刻个道儿，做个事儿。然后过几年，我们也在安排发射一个智能的机器人，发到月亮上去，圈块地儿。做好玩的事情，交很多新朋友，你比如划赛艇，王石老师带着我们划赛艇。
（这几年）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越来越感觉像《三国演义》开篇词那个境界了，叫做“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或者叫做“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你会越来越从容，越跳出来，越淡然，越不争。简单说就是看透了，老百姓话说就是活明白了。
作者：李天波
来源：《人物》2017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