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生活大满贯
李娜用大满贯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但就像她的教练卡洛斯所说，并不足以证明她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退役后，人生下半场开始，她遇到了生活给她的一个个意外，遭受到了梦想的挫折。现在没有黑白分明的输赢，但是，李娜想要活出一个生活里冠军的模样。
重新上场
冠军奖杯不见了。
消失的是李娜的澳网大满贯奖杯，这是有史以来亚洲人获得的第一个澳网冠军。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代表中国网球最高水平的荣誉象征，是拿完冠军第二天，李娜把奖杯塞进箱子，准备离开澳大利亚，回国过春节。
李娜并没注意到这件事。在北京的家里，她忙着在房间各处搜罗其他东西—婴儿奶瓶、白衬衣、辅食米粉、女儿的头绳、儿子的围兜、自己出席活动的高跟鞋—一并装进妈咪包里。她要赶去今年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是退役生完第二个孩子后的第一次公开活动。
直到抵达发布会现场，这位冠军才意识到，对她至关重要的宝贝没了踪迹—天，婴儿尿布哪儿去了……
她又要回到聚光灯下了。上一次这么大阵势，还是近3年前自己的退役仪式。在中国网球中心钻石球场，那是个被定义为“李娜时刻”的夜晚。那天的球场看上去就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观众的喊叫声如同龙卷风一般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呼唤战无不胜的女王”。
同为大满贯冠军的名将科维托娃为她的退役仪式致辞，她哽咽着说：“我们会想念你的，Champion。”
李娜也哭了。这个称呼是她们之间的小秘密—两人各自拿下大满贯冠军后约定，以后见面不叫名字，就叫Champion。“估计以后，她再也不会叫别人Champion，也不会听到别人叫她Champion。”
只是，这些都已经是上一个李娜的故事了。没有人再冲她叫“Champion”，她现在是化妆间里的“娜姐”。造型师还记得那个晒得黝黑的法网冠军李娜，只有男士粉底才能盖住她的肤色，膝盖的伤口贴着黑色胶带，像是某种有个性的纹身。不过现在，手掌上练球的茧没了，膝盖上的“纹身”消失了，粉底也换成了浅色系的阿玛尼5号。对着镜子，她们俩都笑了，“咱们终于能不用男人的粉底了。”
过去坐在场下为她冲运动饮品的丈夫姜山，现在在休息室中央，给女儿冲米糊。和他坐在一块儿的经纪人跟他们商量着即将开始的发布会流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新鲜事。这一天最大新闻是，姚明当选篮协主席。朋友圈的评论挺热闹，说这是世界级运动员带来变革的好机会，退役后最好出路之一……
不过，李娜顾不上听这些消息。她正忙于一场化妆间和育儿室的往返跑—刚画好眼妆，听到弟弟饿哭了要喂奶，赶紧过去把他哄睡，再一路小跑回化妆间，中途逗一下吃米糊的女儿，继续回去吹头发。
冠军，奖杯，大满贯，职业运动生活，都已经是遥远的词汇了。告别这一切不容易，但这是李娜的决定。就在一个跟现在类似的活动后台，李娜告诉她最后一任教练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她想退役。
作为教练，卡洛斯的回答一如既往地明确。“如果这是你真心想要得到的，那就不要犹豫，doit！”他告诉李娜，“在赛场上，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祝贺你，你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做得不错！接下来，你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生活了。”
那将是另一场比赛。这正是卡洛斯一直以来传递给李娜的核心信息：冠军是一个短暂概念，它只意味着能够享受欢呼的那个决赛夜晚。第二天早上睡醒觉起来，一切都将归零，因为新的比赛即将开始。
而现在，李娜的新工作就在门外，是她和运动品牌合作服装的新闻发布会。走出休息室的最后一刻，她冲着镜子看了看，妆容OK，发型OK，只是捏捏自己刚出月子的肚子，皱了眉头，“过去是六块腹肌啊……”
坐满记者和摄影师的发布厅，迎来了一个明星。再次上场，李娜还是李娜，李娜OK，团队OK，渴望胜利的决心也OK。
无法阻挡的意外
发布会中途，她同两个台湾模特和美国设计师一起做个访谈，主题是对时尚、潮流、设计的看法。
“对不起打断一下，我得去喂奶了。”聊了20分钟，李娜起身告辞，年轻模特们有些惊讶，她指了指楼上的休息室，“Ihave a baby.”
孩子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刚退役时，李娜设想的生活并不是这个样子。
作为亚洲唯一一位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职业网球运动员，李娜在中国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令她依旧具备巨大的商业价值，她的经纪公司IMG将继续帮她打理退役后的各种事物，这是一家在世界职业体育界数一数二的机构，旗下签有费德勒、莎拉波娃等顶级球员，他们为李娜准备的新身份是：商业女性。
退役后做计划，李娜想去读EMBA课程，以及同IMG一起创办自己的网球学校，但最重要的是，追着比赛玩一年。
这个计划并非一时兴起。每年，李娜去美国加州打比赛时都会住在棕榈泉附近。每天上午，她早起训练，姜山则留在酒店，他会坐在酒店的凉台上看日出，太阳一点点从科罗拉多沙漠上爬上来，把整个城市染成金色，对面马路上，老头开着马卡龙色的超级跑车。“那是我见过最美的日出，李娜没看到。当时坐在那儿我就想，以后不打球了，就和她一起来这儿度假。”姜山说。
后来，这个计划扩张成了一个全球方案。
网球是一项户外运动，永远追着太阳跑，在气温20多度的地方进行比赛。因此，他们打算按照每年的网球赛程，哪儿有比赛就去哪儿，美国的早春、巴黎的初夏、英国的夏天、初秋的亚洲，北半球下雪时就去温暖的中东，还有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李娜打算在那些球员朋友训练的时间去睡懒觉、逛街、观光，比赛日的时候，她和姜山就买杯果汁坐在观众席里，看以前的对手满头大汗，追着网球跑来跑去。
退役仪式后，李娜去了一趟新加坡，WTA年终总决赛在那里进行，作为这项赛事的官方大使，她必须出席。结束这项工作后，全球旅行方案就将正式启动—至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在新加坡期间，爱吃辣的李娜抱着话梅吃了一路。她意识到了什么，拉着同行的闺蜜去药店买验孕棒：“过会儿店员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是你用。”
既没结婚也没男朋友的闺蜜同意了。买回验孕棒一测，两道杠，李娜给姜山打电话，“我可能怀孕了”，姜山不相信，“验孕棒坏了，隔几天再测一次”。几天后再测，还是两道杠，李娜去问了医生，医生乐了，不用测这么多次，两道杠的意思就是，你怀孕了，你要做妈妈了。
2015年6月，李娜和姜山的女儿降生，取名Alisa，是武汉话“爱你撒”的谐音。护士将Alisa抱过来，放在李娜胸口，“这就是我的孩子。”李娜说，当时满脑子全是这句话，“现在，我是一个妈妈了。”
Alisa的哺乳期结束，李娜和朋友去吃了一顿火锅庆祝，只是没过多久，她又怀孕了。这次孕程并不顺利，焦躁回来了，就像是回到了打网球时的低潮期，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对：女儿走哪儿都黏着她，只让妈妈抱;一直想办的网球学校毫无头绪，所有细节迟迟定不下来;姜山还是我行我素，不懂得体贴;加上第二次怀孕的妊娠反应特别强烈，闻到牙膏味儿都想吐，还常出血，只能每天躺着……
跟人聊起这段日子，李娜称其为“与社会脱节”。
那段时间，闺蜜刘凌每次打开手机，都会收到来自李娜的满屏吐槽，就像是刚被轰炸机突袭过一样，吐槽的内容基本都是她此前几乎没有面对过的生活琐事—姜山把刚收拾好的屋子弄乱了！姜山不拖地！姜山没洗奶瓶就去健身了！
“以前他们那根本不叫家，就是组建了一个团队，李娜只要打球就行了，他俩聊的多半也是工作、网球。现在他们属于定居状态，才算是真正组建家庭，姜山要变成父亲、丈夫，李娜也要蛮多转变。但她对这样的家庭生活其实一无所知，需要一个过程去适应，啊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原来跟人相处是这样的。”刘凌说。
2016年12月，儿子Sapajou降生，寓意聪明的卷尾猴。姜山的计划是，第一个孩子叫Alisa，第二个孩子叫Sapajou，下一个孩子是女儿就叫Johana，男孩就是Johans，以此类推，这个首尾接字游戏能一直玩下去。
生第二个孩子时，姜山站在产床边握着李娜的手，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再生一个吧！”
这一次，李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去死吧！”拼力生产中的李娜说，“你要是能有老三，肯定不是出自我这儿！”
自由选择
2017年新工作第一天，日子有点不好过。
“费德勒传记电影就要上映了，请问您的传记电影什么时候上映？”
“网球学校进展怎么样？”
从记者们连珠炮似的提问中回到休息室，李娜没顾上眼巴巴瞅着她等待吃奶的婴儿，直奔经纪人：“我刚刚回答问题是不是不如过去流利了？”
这不是她想象中回归公众视野的模样。电影没拍，网球学校也只在计划中。关于电影，李娜是相对被动的那一方，她只是被诠释的原型人物，负责提供故事，至于创作，则属于导演陈可辛的控制范畴。但网球学校完全不同，早在退役之前，这个计划就已经被多次提及，退役当年，有媒体将李娜对于未来的计划总结为：网球学校、孩子，都会有的。
3年过去了，孩子有了，接下来该轮到网球学校了。
对于自己要办一个什么样的网球学校，李娜一直有一个明确的方向。3年前的退役发布会上，她将这个方向概括为：“不只是教网球，还要提供教育，要让孩子们在打网球的同时完成学业。”
3年后，这个蓝图渐渐清晰—这是一所以网球为主题的学校，在这里，核心关键词不是网球，而是学校。每天上午是高质量的文化课，下午是训练时间，而学校并不只为孩子们提供网球一种可能性，6岁的小朋友来了，每个下午都是运动嘉年华，周一学网球、周二打篮球、周三练足球、周四学体操、周五去游泳，具体想学什么，可以等升入高年级之后自己选。而对于学打网球的孩子，到一定年纪后，是继续打网球还是去读书，也全部自己决定。
“进入体育这个圈子，不管是100人还是1000人，最后只有一个冠军。我们这样的网球学校，不是为了解决1%，而是99%不能拿到冠军的人。”姜山说。李娜的目标不是“培养下一个李娜”，而是让网球变成一种经历，帮助无法成为冠军的人找到出路。
李娜对于网球学校的构想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个人诉求的表达，她想带给人们的是另一样东西：自由选择。
这是李娜自己在整个青少年时期从未得到过的东西。4岁那年，因为有点胖，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带着她出门跑步，跑过街边的烧卖摊时，她觉得自己也很像一只烧卖，“满头满脸的汗，红彤彤的头脸上冒着热气”。一年后，她被送去羽毛球业余体校，因为手腕太硬，几乎没有上过场，每天都是自己在场边练习挥拍。8岁那年，业余体校的网球教练看中了她，于是，她又被送去学网球，住进了体校的集体宿舍。
那时，每天晚上10点是李娜的难关。来宿舍为她辅导功课、洗衣服的妈妈将在这个时间离开，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让妈妈留下来的权利，只能闭上眼睛装睡，等妈妈走后再躲在被子里哭，她告诉自己“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而这种方式则是“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
11岁时，李娜进入湖北省队的集训队，师从前亚洲冠军余丽桥。在那里，她没有犯错的权利，如果一件事被说了两三次以后还改正不了，教练就会发火：“教猪都教会了。”如果一个动作连续失误，就会在“滚滚滚”的斥责声中被推下场。没有表达情绪的权利，如果哭，教练会说，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如果不哭，教练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
最后，甚至连告别的权利都没有。李娜在深圳打完青少年比赛回武汉，来接站的是叔叔，叔叔先领她去吃了早饭，然后把她带去爷爷奶奶家，在爷爷家楼下，她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李娜14岁。
爸爸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李娜说，因为“好好打网球、拿全国冠军”不仅是父亲留下的遗志，也是帮母亲赚钱还债的途径。她形容那时的自己“倔强、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在自传《独自上场》中，李娜如此写道：“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许多年后，儿时的网球场还会出现在李娜的噩梦里。站在网球场的底线上，网球会突然从四面八方呼啸飞来，有时狠狠打在身上，有时一下子飞向接不到的落点，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抗，不停挥拍，一个个打回去。
输的权利
2012年，阿根廷人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见到李娜，“整个房间充斥着对抗”：李娜不跟任何人说话，和姜山冷战，和经纪人冷战，和体能师冷战，仿佛屋里坐的都是她的敌人。
卡洛斯成为李娜职业网球生涯的最后一任教练。在此之前，他是比利时名将海宁的教练，帮助海宁7夺大满贯冠军并曾连续117周世界排名第一。
见到卡洛斯的时候，那时的李娜正处于一个低潮期，竞技状态低迷，温网第二轮出局，伦敦奥运会首轮出局，比结果更糟糕的是有人再次将奥运成绩与爱国与否联系在了一起，指责李娜不重视奥运会，未尽全力。
合作初期，卡洛斯总想找机会跟李娜“坐下来聊聊”。李娜有些抗拒，“瞎聊什么？”卡洛斯让她列出自己的5个优点，李娜想了半天，一个也列不出来，卡洛斯不敢相信，一位法网冠军居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
两人合作的第一项比赛是2012年8月的美国辛辛那提公开赛。比赛前，卡洛斯利用中午时间和李娜聊了聊，他告诉李娜，网球并不是一个你发挥得好就可以赢球的比赛，因为，对手有可能比你发挥得更好。李娜说自己听到这一席话的感受是“振聋发聩”，她第一次明白自己并不是非赢不可，“我也拥有输的权利。”
那次比赛，李娜顺利闯入决赛。决赛的开局，她打得并不顺利，很快便丢掉一局，心烦意乱时，她申请暂停，让卡洛斯进场指导。
面对李娜，卡洛斯一句话都没说。她急了，“我该怎么办？”
一贯严厉的卡洛斯突然轻松起来，“嘿，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呀？”
他记得，当时李娜一脸“你在说什么”的惊讶。“改变并不是找个人站在赛场边，就能自动出现的。告诉我，你真实的感觉是什么样。你拒绝跟人好好沟通，结果就是没有人知道你的状况，连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他说，“网球就是关于抉择的运动，这是你的比赛，你要自己掌握局势，做出正确的决定。”
卡洛斯告诉她，取胜方法很简单：反复拷问自己，你想要什么？明确这个目标，doit！不用犹豫，哪怕走点弯路。赢了就享受快乐，输了就承担责任，就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不能逃避。
卡洛斯离场后，李娜反败为胜，赢得了冠军，那是她自法网夺冠15个月后的第一个冠军。
“非常出色的心理学家。”这是李娜的经纪人麦克斯·埃森巴德对卡洛斯的评价。在陪李娜训练的时候，卡洛斯的包里总会带着一本心理学的书。
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卡洛斯开始理解李娜，她在整个青少年时期几乎从未得到一句肯定的评价，所以她总会在不如意的时刻无休止地苛求自己。而这种苛求导致的结果就是—崩盘。至今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李娜”和“崩盘”二词，结果依然多达53万多条：下雨会让她崩盘，一个小小的失误会让她崩盘，即便是大比分领先随时可以获得胜利的时候，她也会崩盘。
卡洛斯给了李娜一个建议，让她回到武汉，去找青少年时期的教练谈一谈。回去并不是要跟过去争辩，而是去尝试面对这段经历，迈出第一步，“让30岁的李娜跟15岁的李娜和解”。
想了一夜以后，李娜答应了。她飞回了武汉，和余丽桥教练心平气和地谈了15分钟。她并没有告诉卡洛斯她们具体聊了什么，但回来以后，再次见到训练场上的李娜，卡洛斯非常肯定—她一定能再赢一个大满贯。
2014年1月25日，李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罗德·拉沃尔球场捧起了澳网冠军奖杯，在自己最喜欢的比赛中拿到人生的第二个大满贯，李娜几乎是第一次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赛后，当面对记者“Anotherone or NO.1”的问题时，她笑着答：“Why not？”
可是，意外出现了。当年3月的一场比赛后，李娜发现自己的左膝肿了，此前，她的右膝做过3次手术。在最信心十足的时候遭遇伤病，这是个糟糕的征兆。她咬着牙打完了罗马和马德里两站赛事。随后重回巴黎参加法网—她第一次夺得大满贯冠军的地方。但这一次，她一场未胜，首轮出局。
赛后新闻发布会，李娜坦言：“是我自己输掉了比赛。今天的表现和网球无关，有太多其他事情在周围。”
“什么事情？”
“可能是任何事情。”李娜回答。
卡洛斯也很沮丧：“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随后的温网，李娜的状态并没有起色。时隔3年再回想起那个时刻，李娜说自己当时的心情是“灰心和怀疑的”，因为伤势的恢复远远不如自己的预期。她在第三轮输给了排名远逊于自己的选手，当天晚上，卡洛斯告诉了李娜自己的决定，“我们说了（我要和她结束合作）这件事，她没有准备，甚至哭了，那真的很难。”
随后，李娜接连退出了几站比赛，去德国做了左膝手术。2014年9月19日上午10点57分，她用一封写了21个感谢的告别信宣布正式退役。
就像她的教练卡洛斯说的那样，接下来，李娜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生活了。
胜利的逻辑
李娜退役后，一位美国《体育画报》的记者曾说：“中国网球肯定会经历阵痛期。想要在日后的国际网坛看到更多中国球员的身影，要踏踏实实从青训抓起。”
彭帅的教练马伟开在去年接受采访时曾将网球学校定义为一种普及式教育，“当选手到达一定程度，是需要进行一对一的高水平培养的，而网球学校需要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培养下一个李娜，而是要让更多的孩子走近网球，对网球有自己的认识。”曾执教过美国大学网球队的他未来也计划开办自己的网球学校。
让中国拥有更多喜欢并学习网球的孩子，而不是专注于打造出一两个李娜—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业内共识。近几年，越来越多拿过大满贯的国际球星选择在中国开办网校，如来自西班牙的费雷罗、来自德国的贝克尔，中国本土的网球学校也越来越多地打出了“网球+教育”、“让孩子们有更多选择”的牌子，这让迟迟尚未启动的“李娜网球学校”正面临着一大危机—风口可能会随时错过。
但李娜依旧坚持，要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后再行动，“我们的想法是，在一开始之前，把所有困难都解决了。不想先开起来，遇到困难再解决，我觉得那是不负责任。”
过去的将近20年，她一直在做不被别人看好的事。1998年，16岁的李娜接受电视台采访，她说，她的目标是打入世界前十;2008年，李娜决定从国家队“单飞”，放弃大多数运动员享有的福利，自主参赛，自负盈亏。这时候她已经26岁，是一个外界看来随时会退役的年纪;2012年，卡洛斯成为李娜的教练，给30岁的她制定的目标是，进入世界前三，再拿一个大满贯。
这些别人眼中的“你做不到”一一被李娜变成了“我做到了”。她也因此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胜利逻辑：
“你认为李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成为李娜的原因是什么？”
“单纯。”
“你要说她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用消极一点的说法，就是傻吧！”姜山说，“有些人太聪明了，他们不会相信这个，但李娜傻，她信了，她会这样做。她不觉得有别的办法，就愿意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把事情做到底。”
在李娜的概念里，生活跟网球一样，只有黑与白。学生时代，她喜欢数学，因为，在数学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运转规律，这和网球很相似，一切都是标准答案，正确或者胜利，不存在其他的可能。她讨厌语文，排斥在作文的结尾升华到“多么有意义的一天”，每当写下这行字，“我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在网球比赛里，平均每30秒就会决出一分。网球如同一架最高时速超过200公里的小小轰炸机，在196平方米的球场来回进攻。球员必须尽快决策，前进还是后退。在李娜15年的职业生涯里，她赢过503次，也输了188次。在输输赢赢之间，这个单纯的法则反复自我印证—任何弯弯绕绕都没有意义，进攻的球只会沿着直线飞过来。只有打中才能赢。
刘凌从小跟她一块儿学网球，她太熟悉这个李娜了：跟她打球，要是打出的直线不是自己想要的，就算接下来连输好几分，她也要继续打，一直打到自己满意为止。
对李娜来说，赢还不够，“她只按照她认同的方式赢”。
2014年，李娜第九次参加澳网。打第三轮比赛这一天，几乎集齐了所有失败的可能：痛经、疲惫、对手赛点、球鞋脱胶、高温46度、时长两小时……她已经不记得那天的球是怎么打的，只记得中午1点的太阳打在胳膊上，像是在着火，她不停挥拍，一次次把球打回去。直到下场拧开龙头冲到冷水，李娜才回过神来，她赢了。
这给了她延续至今的底气，“这都能赢下来，还有什么办不到的？”
但郭涛并不认为李娜办得到。
郭涛经营了一家叫做超达的网球学校，这已经是第19年了。在他看来，经营网球学校是件难事，一所好的网球学校校长得是“全方位的天才”。懂训练是必须的，要有对网球的理解，但同时也得懂经营、懂营销、懂“社会学”，“上边应酬领导，下边对付员工，在中国没有‘社会学’，很难生存的。”
即便知晓人心如卡洛斯，也会被这种所谓的“社会学”困扰。在成为李娜的教练时，他已经在一所名叫匠心之轮的网球学校担任校长。“我见到了很多有天赋的孩子，聪明、勤奋、有上进心。我想要帮助他们，但一想起来他们的家长，我的心情真的是—炒掉每一个人！不干了！”
说到这里，这个平时说话慢条斯理的阿根廷男人有点压不住火，“我想告诉这些家长，不用找我吃饭，也不用邀请我去旅行。我期待你们的女儿在职业领域有所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朋友。我们只是一起工作。我并不需要成为你们的朋友，才能帮助你们的女儿。但我也意识到，在中国的环境里，人人似乎都要成为朋友，才能做事。”
改变的勇气
李娜显然不是通晓“社会学”的人。
在谈判桌上，她是一个过于坦诚的生意人。一开场谈合同，她就将项目弱点和盘托出：开网校的话，你10年、20年都回不了本的。
冷水还在泼过来：你如果想培养冠军，在我这儿是没戏的。
暴击并没有结束：我是不会妥协的。
只要是李娜决定的直线，很少有人能够改变，不管那背后有多大的利益牵扯。在她决定退役的那个星期，经纪公司连夜给她列了个统计表。上面的内容是：如果现在退役，你将蒙受的经济损失如下……汇总行里面不是一个小数目，不少商业合同收益直接减半甚至立刻结束。但经纪人大概在一天内就收到了回复。
“我知道了。”她的决定毫无变化，“我要退役。”
退役即将满3年了，网球学校的合作桌对面还是空着。慕名而来想要合作的人也曾陆续出现，“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兴致勃勃，可是越往下谈，会觉得分歧还是挺大的。”李娜说。
但现实似乎也在逐步改变着李娜。她开始公开承认“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想成为一个女商人，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李娜现在几乎每次出现在镜头前都会这样说。6月底，她到长江商学院入学，学习资源管理。她跟闺蜜刘凌说，虽然不一定能融入这个圈，混得如鱼得水，但“感受一下也挺好的”，去试试，吸收一下不同的东西。
“很多人觉得，运动员退役了不就只能当教练嘛！这是唯一的出路。”李娜说，“我想让大家知道，也是给更多运动员传递讯息，不是安上’运动员’这个标签后，就不可以做其他事情了。我们也可以多元化。”
现在，连她家的育儿嫂都知道，家里住着一个要干一番事业的妈妈。她们第一次见到奔波在两个孩子之间，这边喂奶那边哄睡，还会有妈妈坚持在每个间隙时间拿出手机，学习英语单词。
但原则上，有商业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维系李娜想要的网球学校很难，让李娜成为商人也很难。至少到目前为止，她不懂得利用杠杆，也对利益最大化不感兴趣。面试长江商学院的时候，听到“李娜的公司会上市吗”这个问题，她的答案是不假思索的“不”，因为她不喜欢股票，不相信一本万利的生意。
和讲究拓展人脉的商圈不一样，李娜一直习惯生活在自我封闭的朋友圈里。好朋友石玲说，成年后的李娜很少结交新朋友。能在李娜家看到的人，大部分都是她15岁以前认识的老朋友，其中玩得好的也多半是搞体育的，直来直去。
和媒体的交锋几乎贯穿着李娜的整个职业生涯。直到卡洛斯出现，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你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满贯赛上的表现就足以证明这件事，毋庸置疑。但这还不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卡洛斯告诉她，“网球冠军不只存在在赛场上，在生活里，你也要活得像个冠军。不管是做女儿、母亲、妻子、朋友，你都要尽可能做好这份工作。”
如今，李娜努力“活得像个冠军”，除了在被媒体评价变胖时会有些微词，“我胖怎么了，又没吃你家一粒米。”现在的她甚至会对媒体更热络一些，出入摄影棚工作时，她会热情地招呼在场的工作人员，称呼大家都是“自家人”，“对我好一点啊，自家人。”
只是拍摄结束后，她又回到了平时的自己，还是不习惯跟陌生人寒暄，一个人躲在角落不说话。
至少，这个商界新人还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卡洛斯。
他说，李娜退役后，几乎世界排名最靠前的所有人都来找过他，请他执教，全部都被他婉拒了。“我听过人们对我说着无数天花乱坠的计划，他们都说要带来改变。但是真正有决心改变、愿意拼尽全力的人，我所认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海宁，另一个就是李娜。”
卡洛斯告诉李娜，如果中国有一个人能做网球学校，那只可能是你，因为只有你曾经见到顶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冠军。“你的存在就是这件事情的最大意义。”
他对这位网球冠军的建议只有一条：你要在现场。
并不一定要做得多么惊天动地。每天早上礼貌地跟每一个人说早安，不论是小球员还是清洁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关心。就像你过去的每一个训练日那样，早起早睡，从不熬夜，就算不在赛季内也不松懈自我管理。把网球在你身上养成的好品质—诚实、坚持、尊重、努力、大度、纯粹—全都活出来。让别人在你身上感受到一个伟大运动员的真实模样，“活在这里，影响他们。”
“你就是最好的教材。”这就是前教练的留言，“活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这就是一个网球冠军的活法。”
只有你能创造的意义
关于冠军的所有过往都被李娜打包寄回了武汉老家。她和姜山偶尔回去收拾旧房子。在一个被杂物塞得满满当当的旧柜子里，李娜从一堆过期杂志和书的掩埋中，翻出来一个氧化发黑的银质奖杯。
“这是什么鬼？”李娜嫌弃它难看，“黑不啦叽的，扔了吧。”
姜山被这个提议惊呆了：扔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在黯淡发黑的奖杯底座，法语标注刻着：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女子单打，苏珊·朗格拉杯（ChampionnatsInternationaux de France，SingleDames，Coupe Suzanne Lenglen）。
在武汉老家某个角落，理论上应该还躺着另一个大满贯奖杯。它从澳大利亚带回国以后就一直呆在打包纸箱里，运气不好的话，“估计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也（氧化）黑了”。
没人知道它在哪儿，连冠军本人都“懒得知道”。她是个连家庭合影都没有的人。“都是过去式的东西了，还拿出来干嘛呢？”李娜说，“你现在过的是现在的生活。”
坐在没有任何网球痕迹的家里，李娜说，现在她已经很少想起打网球的日子了。最近一次出门打球，还是因为怀孕时闷得无聊，可只打了40分钟，曾经早已习惯老茧的手掌居然磨出了新血泡。
就像适应身体上的这些变化一样，李娜也对亲人有了不同的感受。
父亲去世后，母亲又组建了家庭，为了避免尴尬，李娜干脆不回家。她尽可能避免回国，直接逃走，飞去满世界打比赛。刘凌有时候笑话她，活得像个“自我流放的游牧民族”，把比赛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几乎不给自己留网球以外的时间。那时候，她基本上一年只回国4次，回家就像做客一样，拉着闺蜜一起，吃了饭就走。
生女儿的时候，李娜经历了产后大出血。那一刻，她想到了同样产后大出血的母亲。她终于理解了母亲。她回到武汉老家，跟母亲深谈了一次：你的生活里经历很多，完全没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现在去做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吧，不用为我担心，能够让你自由选自己的活法，这就是我的尽孝。
她和姜山也商量，以后女儿和儿子想做什么，都可以自由选，“只要自己活得开心”，这就够了。
“职业生涯最后两年，我觉得网球越来越有魅力了。其他（运动）项目可能一年只有两次比赛，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只能感受两次。但网球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比赛，我觉得我赚得最多的东西不是奖杯，而是输输赢赢之间的经历。如果人们以后问我，我这辈子赚得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是经历。”李娜说。
告别职业运动生涯的时候，李娜跟卡洛斯聊了一次。现在，她很乐于跟他聊天，谈谈网球、退役、未来生活，还有网球学校。
“过去你的生活里只有网球，尽管很多关系支离破碎，至少还有网球。它能够维持你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但有一天，网球没有了，这种平衡就会消失，那就是大麻烦了。所以，你得想办法，创造些新东西。”卡洛斯告诉她，“记住，重要的是每件事背后的人。同样是网球，不同球员却能赋予它不同的生命。你也要寻找它，一些只有你能创造的意义。”
李娜正在试着创造这种意义。
她的经纪人接到了明确指示，今年9月份之前，网球学校必须要有实质性进展，确定可行的合作方。
退役后，李娜很少再做关于网球的噩梦，唯一一次是梦到比赛回来丢了孩子，瞬间惊醒。她现在已经创造出了“新东西”，对她而言，家庭和孩子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网球学校也很重要，但“没有家庭和孩子重要”。
这种平衡是她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寻找的，最后，生活回馈了她。“生活最差就是现在这样啊，孩子也没长大，网校也没有开成，反正怎么过，都会比现在好。”
还记得捧起那个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大满贯奖杯，究竟是什么感觉吗？
“其实跟抱孩子差不多，抱着挺开心，抱久了手会酸，又担心怕摔了。”李娜说，不同的是，奖杯特别坚硬，但孩子非常柔软。
作者：李斐然
来源：《人物》2017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