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力量从身体集中到指尖
他始终是生命力旺盛之人。这种生命力连带着被注入小说。
岁月刻痕在53岁的毕飞宇先生身上并不显著。和毕飞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一家书店咖啡馆里，他穿着淡蓝色衬衫、深蓝色牛仔裤和带点儿荧光绿的黑色运动鞋，清爽利落的光头，胳膊被合身的衬衫包裹出结实形状。这天凌晨4点半，他打开电视看了一场美网决赛，纳达尔拿下第16个大满贯。毕飞宇是纳达尔的球迷，又一次亲眼见到偶像夺冠，让昨天才从丹麦回国还在倒时差的“不济”感一扫而光，他笑了起来，“我今天心情特别愉快。”
作为一个体育迷—这是毕飞宇爱拿体育举例的惯用开场白，他是茅盾文学奖及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但谈起体育的时侯几乎比谈论写作更加兴奋。在1990年代听到文学批评家李敬泽评价他为“一个能力均衡的作家”时，他受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到现在，“想起来都激动不已”，“所有好的运动员一定都是能力均衡的，一定是没有短板的，你只要没有短板，这就是一个最突出的长处。”
毕飞宇算得上是个运动健将。二十几年前还在《南京日报》做记者时，他代表报社参加南京市“市长杯”足球赛，拿了两届冠军。2013年被聘为南京大学教授后，他代表文学院参加校乒乓球赛，拿了一届冠军、一届亚军，此前文学院小组从没进过前16名。“我前年还打的呢，都是生死战，从8进4、4进2、决赛，我们都是3比2赢的，我都是打的最后第五台，我赢了就是我们赢了，我输了就是我们输了。”
2009年夏天的一场足球赛上，毕飞宇射门时一脚打空了，当场腰椎间盘突出。直到去年再次发病，他才做了手术，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疼得不得了。”多年来踢足球让他“人都散了”，在健身房里，他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身体。
“他的身材怎么形容呢？健美式的身材。”作家李洱对毕飞宇站起身时肌肉的抖动印象深刻。毕飞宇会一脸陶醉地讲述健身时肌肉达到某种极限后的细微感受，“跟任督二脉被打开了一样，”李洱模仿毕飞宇发出倒吸气的声音，“哎呀，那个舒服啊，吸（倒吸气）。”
在毕飞宇健身的黄金时期，他决定写一部自己“最伟大的作品”。2002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平原》的写作。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下，他每天服用蛋白粉，维生素和氨基酸。那段时间，他的卧推已经到了95公斤，深蹲到了135公斤，“你两个眼睛看到这个杠铃你都怕的，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起来。”135公斤重量压在他的胳膊上，肌肉承受着向下的巨大冲击，又积蓄着力量，身体在某个刹那停顿住，硬挺着，只需几克的力量，哪怕只是旁人用两个手指头轻轻带一下，就能将这几块钢铁支撑起来。他大喊一声，举起杠铃，蹲下，又起来，连举了8下，他感到全身灌满了力量，“果真有一个老虎扑到我身上来，我这两个胳膊能把它摁住。”
身体的巨大力量让毕飞宇承受住了写作《平原》的考验。在这部“要的比较多”的作品里，人物、结构、历史深度、思想深度、出彩的人物关系、精妙的语言，这些他统统都要。“要的多，你的负荷就大，负荷大，你付出就大。”写作时，力量从身体集中到指尖，他觉得手很稳，文字稳稳当当地铆住书写对象，想表达什么，落实到文字上，绝不会走样。
“果真有一个老虎扑到我身上来，我这两个胳膊能把它摁住。”
《平原》写了整整三年七个月。小说出版完做宣传时，毕飞宇“吓了一大跳”，刚开始写时儿子小学一年级，而结束时他竟然已经上四年级了，“我也每天去接他，他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似乎我也知道，但没往心里去。其实我没有离开家，天天在家里面。”他曾打算写完这部小说后，为刚好准备上小学的儿子写一个童话。小说写完的半年内，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看书看上5页就坚持不下去，“我才知道，哦，这个付出大了。”
写作是一个注定痛苦的过程，写作体量巨大的长篇小说尤为如此，在即将开始和开始写作的头两个月里，毕飞宇有强烈的恐怖感，“这个恐怖感就是游泳啊，你写中短篇的时候，你跳进河里面你是看得到对岸的，你知道从哪儿上岸。写长篇的时候你不知道从哪儿上岸，你看到的就是汪洋一片，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上岸。就像在海里面一样，你不能说我从上海下水了，然后我决定从智利上岸，这不是疯了吗？”
灵感一来，他跳进水里，但他不指望“上帝吹的这口气”能把他送到对岸。运动、健身保障他有游到对岸的体力，但在海里游泳总归是一件孤独甚至带点绝望的事，他把这件事划归到日常里，不需要闭关，在平常过日子的状态下他就能写作。拔电话线、手机关机、闭门谢客，这些刻意营造与世隔绝氛围的事他都不做，“该吃饭吃饭，该干啥干啥，只要我处在一个有东西写的状态底下，什么也打扰不了我。”
毕飞宇是在操场上长大的。他的父母曾是江苏兴化乡村的小学老师，他家就在学校里边，门一打开就是操场，“学校的操场就是我们家的天井。”他天天在上面撒欢跑，在旁边跳远的沙坑里玩儿，对运动的痴迷就来源于此。一到寒暑假，操场更成了毕飞宇的私人游乐场。他拿着一把大铁锹，把父亲大大的名字写在大大的操场上。胡乱倒腾的举动引起父亲注意，但父亲没有发现这个天知道的秘密，踏着自己的名字朝他走去，毕飞宇写得一身汗，看着父亲迷茫的脸，心里相当得意。
“阳光、月光、风、树和水”是毕飞宇的童年玩伴。三四个小伙伴想凑一块聊天的时候，大伙会自然地爬到一棵树上，每个人找个树丫就坐下来，一边晃着腿，一边说着话。“我们往树上爬的时候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在玩，特别本能。”
14岁，毕飞宇离开乡村到县城上中学，上树聊天成了往事，文学成了他倚傍的唯一一棵大树。他流连在县图书馆的期刊室，看最新的文学期刊，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作品他基本都读过。书读得多了，“内心有很多涌动”，他特别想写出来，甚至到了“不写就睡不着觉”的状态，“那些句子就在脑子里面不停地倒腾，还不停地有警句出来，很吓人，你把它捋下来了，写出来了，在床上躺下来以后人就踏实了。”他同意余华的话，“写作有利于健康。”直到那个写满警句的笔记本有一天被父亲发现了，他冲毕飞宇大嚷，“你做梦！”父亲是右派，1958年下乡，在乡村没有多少书可读的日子里，他靠阅读鲁迅、自学物理和数学熬了过来。父亲对毕飞宇的希望是，学好数理化，考上大学，别把时间浪费在小说上。
高考考了三次，1983年，毕飞宇最终考上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学第一天，这个自以为和同龄人相比看过不少书的文学青年被80万藏书的图书馆震住，图书馆里没几本他看过的书，“知道自己渺小了。”80年代最不缺新奇和冲击。毕飞宇每天都在被新的诗、新的小说、新的文学主张所震撼，他的生活除了文学再无其他，“那个时候也许是我一生当中文学的马力最强大的时候，比后来做了职业作家还要强大。”
他始终是生命力旺盛之人。这种生命力连带着被注入小说。“他的小说就是一个不屈服的世界。”作家李洱说，毕飞宇的小说人物总是要越过边界，要打破这个秩序，“他的人物有一种自尊，这是飞宇他看世界的方式，他意识到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人不能这样活着，人必须改变。他写出了这个光明，人家看他作品的时候会汲取一种前进的力量。”
有时写着写着，角色就像从小说中活了起来。在毕飞宇写《玉米》写到一半时，主人公玉米的妹妹开始在小说里凝视他。这位美丽、轻浮又虚荣的乡村姑娘站在一棵树后面盯着毕飞宇，毕飞宇一抬头，她准保在那儿看着他。在这样“不本分”的目光的注视下，毕飞宇写完《玉米》没有休息，第二天接着写《玉秀》。三个月后，玉秀死了，她怀着身孕和一个男人在粮库的油菜籽堆上做爱，两人陷了进去，一年后化作了两具白骨。这是一个残酷的悲剧，玉秀赤裸着身子连同她的孩子一起陷进菜籽堆的画面在毕飞宇脑子里挥之不去，“一个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被那么多的油菜籽塞住了鼻子，塞住了耳朵，塞住了嘴巴，我呼吸都困难，我天天夜里睡不着觉。”
他向责任编辑贾梦玮寻求意见，贾说，“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说，《玉秀》肯定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读者，这样的玉秀我不能接受，太残酷了。”毕飞宇知道，是他杀死了自己最爱的人物，一个生命力旺盛到可以从故事中跳脱出来紧盯着作家的人物。他决定重写结局，四个月后，玉秀活着出现了。
“毕飞宇身上有国王的味道，对吧，有没有？”作家庞余亮说。他和毕飞宇认识了快40年。在下榻的酒店餐厅，他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用手指向餐厅一根柱子旁的座位，“你把他安安静静丢到一个角落里不管他，没用，他把整个大厅都管理下去，甚至大厅外都会给他管理得井井有条，都要有他的人。”文学批评家汪政说，虽然毕飞宇不用微信，但他的朋友圈非常庞大。同在一个健身房里，“这边游泳的，那边健身的，那边打乒乓球的，全是他的朋友。”庞余亮说。
他气场强大，七八年前他曾顶着光头、打着赤膊、穿着拖鞋在南京的街上打车，钱包忘带，他准备上楼取钱，让司机稍等一下，司机把他误认为黑道，“大哥，哪能要钱，你坐我的车是我的荣幸。”
作家潘向黎评价毕飞宇“写作虎虎生威，做人牛气冲天”。在《闲话毕飞宇》里，她提到毕飞宇说话一认真就直眉瞪眼，说起一些不堪的人和事时简直咬牙切齿，“要不是剃的是胡茬一样的寸头，绝对可以怒发上冲冠的。”
国王说话有分量，也爱教导人。潘向黎在一次得奖后，接到了“过来人”毕飞宇语重心长的电话：“接下来可能会有颁奖典礼啊媒体采访什么的，你要注意你的态度，你晓得吧，这时候你不能不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清高，不能说你怎么怎么不在乎。评这个奖的过程，你晓得吧，有许多人的劳动，编辑、初评委、终评委，人家都很辛苦，最后你们露脸了，人家有什么好处，你至少要对这些人的劳动表示尊重和感谢，所以你大小姐一定不能说错话，那样就不应该也不体面了。当然，主要还是祝贺你。还有，过了这一阵就忘了它吧，好好写东西去。”
“过来人”毕飞宇获奖纪录相当丰富，茅盾文学奖、两届鲁迅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角逐奖项的作家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今年8月，他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他了解盛名之下，一个作家的心态可能会就此扭曲。
“2002年、2003年左右，整个中国文坛，我无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所有人都在谈论《玉米》，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那时候用媒体的话讲叫如日中天。”毕飞宇的内心被从未感受过的巨大名声激荡着，写作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对写下一部作品感到恐慌，名声和自我要求都逼迫他写出比《玉米》更好的作品，他感到巨大的负担。
“一定要让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比前面一部作品好，你还活不活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作家。”李敬泽对毕飞宇说。他是毕飞宇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两人聊起文学、哲学来漫无边际，七八个小时都是眨眼间的事。毕飞宇说，他和李敬泽都是能量巨大的人，内心藏着一个大油库，“绝对不可能碰几下马上就怂的。”李敬泽告诉他，“如果你做不到写好，我想你写坏也是可以的。”
这句话一下解放了毕飞宇。他带着平和的心态投入到《平原》的写作中，但这部作品负荷太大，他耗了极大心血，“我估计我这辈子已经很难像《平原》那种倾注心力的方式再去写作。”《平原》发表后，“好评如潮”，“几乎每一个朋友都在告诉我，你这个小说可以得茅盾文学奖，我就相信了，我相信了，我觉得我这个作品可以得茅盾文学奖。”得奖的念头像条蛀虫一样钻进了毕飞宇的脑袋。
“显然那个时候他是心气很高，很有雄心的那样一个状态。就有时候雄心意识把他给架住了，那个架势就能看得出来。”李敬泽说，写完《平原》后毕飞宇一度不愿意写《推拿》，相对来说《推拿》的架构不那么宏伟，是个“小东西”。
2008年9月，《推拿》发表。1个月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结果，《平原》落选。毕飞宇“痛苦了几天”，理性很快占了上风，“我不能再惦记文学奖了。”2011年8月，《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当时正在伦敦的毕飞宇通过妻子的手机得知消息后，坐在了酒店门口的台阶上，拿出烟盒，抽起烟来，“跟人一样，人的命运不同，每一本书、每一个作品的命运也不同。”他接受了它们的命运。
死角
和毕飞宇第二次见面是在南京他家楼下的咖啡馆里。与第一次见面时文质彬彬的状态不同，他穿着白色T恤、裤脚收紧的黑色运动裤，蹬了双蓝色家居拖鞋就赶来了。三天不见，他的头发和胡须都冒了出来，银丝夹在里面清晰可见。他正在家里写浙江大学的讲座讲稿，午饭还没来得及吃。
“过去几天里面，你在任何地方看到的我，都是众星捧月似的，我是一个高光点，那哪里是我的生活？”
今年初，毕飞宇剖析经典小说的讲稿集《小说课》出版。文学批评家潘凯雄赞叹毕飞宇讲解经典著作时庖丁解牛的本事，称其为“特级庖毕”。从写小说到讲小说，毕飞宇依然让读者很买账，一星期内15000册书售罄，重印两次，又卖出4万册。《小说课》出版后，毕飞宇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学、小学、企业、机关的讲课邀请，“几乎所有的人见到我之后都在跟我谈论这本书。”
9月中旬，刚从丹麦回国不到一个星期，毕飞宇连着3天在3个城市参加了4场活动，一个活动结束就得赶紧坐车到下一个地方，在路上他至少花了10个小时。他解释这是罕见的状况。这又是一场精力的考验，许多不可避免的附加要求诸如饭局、签名合影也消耗着精力。一到台上，毕飞宇的“招牌笑容”又轻松地挂在脸上，他挺直腰杆坐在座位上，不时的幽默玩笑总能逗乐全场。在灯光的聚焦下，很难从他的面容、举止察觉出丝毫疲态。
4场活动总算结束。9月19日下午2点半，毕飞宇坐在他家楼下咖啡馆的包厢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时不时低头回复短信。他没有微信，2015年才用上的手机也只拿来打电话、发短信。接完一个电话，他突然泄了气般，对坐在对面的《人物》记者说，“还是疲惫的。”
“过去几天里面，你在任何地方看到的我，都是众星捧月似的，我是一个高光点，那哪里是我的生活？”他整个人陷在靠椅上，右手指向窗外他居住的小区，“我走在小区里面，背着书包去健身，跟小区里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才是真实的，那个都是虚妄的。”作家毕飞宇清楚，他的真实生活应该是一日三餐，写作，健身。
《推拿》之后，毕飞宇没有推出新的长篇小说，他一直在写，但这部命途多舛的长篇小说目前只完成了二分之一。这仍然是一部有雄心的作品。2005年《平原》写完后，他为这部小说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像记者一样，他做了许多采访，写了一整本笔记，但一次搬家后，本子离奇失踪。
“事实上这个作品我开始、放下，开始、放下，开始、放下，折腾了许许多多的来回，好几次下决心不要了，另外写一个作品，但等我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一想，哎呦，还是舍不得，又把它捡起来，就这么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折腾了很久。”
去年1月，写作这部小说的状态又找回来了，可到3月，7年前落下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复发，在被推进手术室的瞬间，他突然想起这部可怜的小说，“我说操他妈的，又放下来了。”手术后他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没法写，只能天天看新闻。
对这部作品，毕飞宇总是使不上劲，“我想在这个小说里面呈现的东西太多，过于纷繁，我这个作者在小说内部有点迷失了。”博尔赫斯说，写你能写的，而不是写你想写的。“关键问题是我想写一个很不像自己的作品。我想作家无非就是两个梦想，一个是建立自己的风格，一个是打破自己的风格。我很早就建立起自己风格，特别渴望用一个长篇来打破它。”
毕飞宇陷入了力量的死角，灵感也没有眷顾他，《推拿》之后的9年时间里，“没有特别震撼我内心的一个东西闯进来。”“果真有这样一个东西在我脑海里灵光一现，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来，一门心思去写它。”
年纪渐长，毕飞宇逐渐意识到力量的变化。年轻时“盲目、胆大”，完全不了解京剧的他看了本《京剧知识一百问》就写出了中篇小说《青衣》，青衣行家张火丁看后对他说，“您是大行家。”“现在打死我也不敢写。”
2014年，毕飞宇发表了短篇小说《虚拟》，他第一次从自己的文字当中感觉到“我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了”。他内心非常欣喜，“那种语气，对人的态度，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很像50岁的人写的。”
“就像一个20多岁的运动员，他的力量感一定比30多岁的时候好，但他的控制能力不一定强。你看2008年林丹那个球，满场就看见他在飞，今年我看他打了好几场球，感觉都是他在调动别人跑，虽然他跑得没有以前强了，力量、速度比以前下降了很多，可是他对球的调动能力比以前强太多了，都成精了，会控制了，别人还是打不过他。”
今年53岁的毕飞宇仍有雄心，和30多岁时的雄心区别巨大，它沉着得多，“30多岁的时候，如果我两年没有作品出来的话，我肯定会特别慌，都两年了，人家说不定都把我忘了，现在不会，没这个恐慌。”
他渴望用自己的一生把自己写成一部作品，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代表作，像鲁迅那样，从他一生的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他一生的精神走向，“年轻时候是什么样的，中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老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清清楚楚。作家可以完成自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作者：李婷婷
来源：《人物》201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