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麻雀”放飞记
意外收获
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我国从某种渠道获得了美国装在F-4B“鬼怪”式战斗机上使用的“麻雀”-3型空对空导弹的相关资料和实物。这种导弹主要攻击对象为机动能力不大于3G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其射程为26千米，使用高度18千米，速度M3，攻击方式为拦射或尾追，使用条件全天候。全弹长3.65米，弹径203.2毫米、翼展1010毫米；发射重量为204千克；采用半主动连续波雷达制导，引信为MK535型半主动无线电近炸引信和触发引信；战斗部采用连续杆式，重约29.5千克；采用MK.38Mod2固体火箭发动机，重约70.4千克。
这种导弹虽然在越南战场的表现不算太好，但对于当时的我国来讲还是相当先进，对比我们仿造苏联根据美国“响尾蛇”导弹研制的“环礁”空空导弹则优势更明显了。
决定仿制
当时我国防空武器方面，“红旗”-2号高空导弹业已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红旗”-3高空导弹也在酝酿设计之中，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而在我国的防空武器体系方面，中低空是一个空白点。所以有关方面经过考虑之后，决定将“麻雀”-3改作我军的中低空防空武器，以填补这一空白。1965年9月16日，三机部（航空工业部）负责战术导弹的副部长刘秉彦同志向中央专委提出仿制“麻雀”-3的建议，专委批复同意后，即交给我们上海机电二局完成。1963年，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王秉璋任部长。原5院各个分院的任务也重新划分，上海市机电二局也从事地空导弹的研制。
关于“红旗”-61导弹的“诞生”过程，记者又专门前往总装干休所，采访了另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原八机部（战术导弹部）副部长刘正栋老先生说：“红旗”-61最早是由三机部刘秉彦副部长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已经掌握了仿制苏联SA-2的“红旗”-2高空地对空导弹技术，而中低空则没有一种适用的导弹。当时为“红旗”-61定的是射高6000米。后来几经磨难终于定下来，并交刘院长他们所在的上海机电局负责研制。刘院长他们在上海千辛万苦研制出来以后，空军又不要了，装到军舰上问题也挺多。当时西方还没对我国实行制裁，所以有关方面考虑引进英国的“海标枪”舰载防空导弹，并用此技术来改造“红旗”-61。引进都成功了，但又被某人给否了。
美苏等发达国家各个层次（高度）的地空导弹都有数十个型号，但我们国家那时在这方面差距太大了。而且由于决策层在发展战略导弹、战术导弹和飞机方面的意见经常变动，导致错过了很好的机会。北非某国与苏联关系破裂以后，曾经找到我国有关方面，希望由他们提供SA-6实弹及相关地面设备，并答应先提供研制费用。开始，中方也很热心，并派八机部科技局局长前去考察，并从海路运回来部分实体设备，大概存放在东北某工厂的仓库里。对方还答应，一旦我国试制成功SA-6，他们即购进。这本是改进我国中低空防御武器的一个绝好机会，但由于某种原因最后也不了了之。
有关“红旗”-61导弹的研制序号演变，刘正栋老先生对本刊记者讲了一段令刘老记忆犹新的往事：“红旗”-61中低空导弹，正式立项研制是在1965年，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上定下来的，那次会议由敬爱的周总理主持。
作为上海机电二局负责“红旗”-61导弹研制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我对极左思潮横行下搞“红旗”-61的艰难有深刻体会。上海是“四人帮”支持者的基地，他们对地地战略导弹，地对空导弹等什么都抢，什么都要搞！而且动辄则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用技术破坏革命”、“资产阶级的管卡压”等大帽子给“红旗”-61的研制工作设置障碍。在具体技术资金、厂房、设备、试验等方面也是处处刁难，导致研制道路困难重重。
含辛茹苦
但“红旗”-61毕竟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国防新武器研制项目，要想把它扼死在摇篮之中还是不可能的。当时负责“红旗”-61研制工作的领导技术人员广大工人顶住压力，在艰难的环境下努力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好各项工作。
“麻雀”-3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红旗”-61也必须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这倒不是“邯郸学步”，而是因为空空导弹根本不能采用液体发动机。“红旗”-61发动机的燃料为四氢呋喃加铝粉，所以我们集中力量在江南某地建了一个固体装药厂，满足了需求。但在固体发动机试验之初，还是出了意外，将一名司机烧死。试验及其它检测仪器也是必不可少的试验设备，经过我们的努力也拿下来了。“红旗”-61导引头的微晶玻璃天线罩也是试制工作的一大难点，这种玻璃不仅要有极好的无线电波穿透能力，还要耐高温和有相当的强度，而且要求玻璃的内部细微结晶组成要有一致性（晶体排列方向高度一致性，以利于导引头雷达电磁波发射的一致性，避免产生散射，影响雷达控测效果）。这种玻璃研制交给了上海的老牌企业耀华玻璃厂。在这里我还是要夸奖上海的老工人师傅，他们以自己的精湛技术和高度的事业心，用老式的设备，经过反复试验，拉出了合格的微晶玻璃，质量一点也不比老美的差。这些可敬的老师傅、大工匠才是我们工业的精华和灵魂，可惜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少了，愿意踏踏实实地学技术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感到有些后怕！扯远了，还是讲“红旗”-61吧。自动驾驶仪、液压操纵系统、雷达、引信、战斗部这一系列关键部件的试制过程都充满艰辛，渗透着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的汗水和智慧。
拿“红旗”-61的战斗部来讲，它不是采用那种传统的破片杀伤，而是连续杆式杀伤战斗部，具体说是用长约几十厘米筷子状钢条焊接在一起，首尾相连，战斗部引信起爆以后，这个环状体高速喷射出去，遇到目标后，就会切断毁损目标。这种战斗部的杀伤范围比破片战斗部要小一些，但毁伤效果好，目标只要碰上，就会被击毁。这种战斗部的起爆药属于高能炸药，开始我们不能做，后来靳殿忠、吴发勇两位工程师用TNT和黑索金等按一定比例配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搞出来了。
自动驾驶仪系统也是关键设备，经过23所同志的努力也搞出来了。
这些关键设备中地面制导雷达站系统是难度最大的。它采用脉冲多普勒半主动制导系统，控制导弹的运行，而且还要控制地面发射架同步随动。这个系统的合练是在海军航空兵宁波的一个机场进行的，反复搞了许多次。先测试对空中固定靶标的探测控制跟踪，然后再检测对移动目标的跟踪，发射架也要同步运行。为了测试，海航出动一架歼-5战斗机在航线上飞，地面雷达、发射架和导弹同步跟踪联试。地面导弹发射架及其附设系统是陈赓大将的大儿子陈知非同志主持设计的，他人很聪明幽默而且画的一手好画。“文革”时他给我们所的几个领导都画了像，批判我的大字报上的大头像也是他画的。但我丝毫不怨他，因为我知道那是非常时期，也是有人让他那样做的，所以到现在我们关系也很好！
当记者找到陈知非研究员时，他笑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爸爸陈赓在世时老说我是庸人没用的人，但我知道他是在激励我。谈到“红旗”-61发射架研制过程时，陈老打开了话匣子：那时是很困难的，上面不支持，我们就自力更生，坚持自己搞。我刚到上海时，是让我去搞“红旗”-4高空地空导弹的，但我不去，坚持留下来和同志们一起搞“红旗”-61。发射架具体是在上海新民厂制造的，原来的“红旗”-2也是他们厂搞的。但是“红旗”-2是固定发射架，体积很大，而“红旗”-61是移动式发射架不可能搞那么大，必须小型化。还有导弹和发射架之间有回转环接头、触点。“红旗”-2号和“红旗”-61的触头的数量和技术要求也有很大不同，必须重新设计。这些问题都费了我和其它技术人员很多的精力。导弹、雷达发射架都搞的差不多了，另一个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这整套“红旗”-61导弹要装在一个什么平台上呢？这种导弹的尺寸和性能与苏联的“萨姆”-6差不了多少，后者是履带式三联装的，移动发射很方便，我们也搞一个履带式的，可是当时国内没有可用的履带运输车。我回到北京找傅涯妈妈（陈知非的亲生母亲王根英在反扫荡中牺牲后，陈赓又续娶了傅涯）帮忙。她很支持我的工作，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从一个装甲兵部队的仓库里找了一台旧的，但性能很完好的62式轻型坦克。部队也很支持，还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班长随着坦克乘火车，一直来到上海，帮我们驾驭坦克。我们把坦克的炮塔拆去，加上了相关的设施并成功地安上了三枚“红旗”-61。这套移动发射系统是很成功的，得到了相关人员的一致好评，“文革”后还被推选作为科技发明的候选项目，可惜后来由于组织机构变动等原因，没被评上，令我感到很遗憾。
当记者离开陈知非老先生家时，他送给我和刘从军院长、哈军工刘居英院长（陈赓大将去世后，刘居英少将接任哈军工院长）每人一套由他自己画、自费出版的精美的《陈赓与386旅》的画集，并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正如刘从军院长所说的那样，陈知非先生的画画得很好，具有中国传统连环画的风格。不仅如此，他对书中所画的武器，如“歪把子”机枪、“捷克”式轻机枪、“毛瑟”驳壳枪的细部画得也很专业。如在描画我军指挥员用驳壳枪射击时，那机头（枪机）一定是打开的，不像某些拙劣的影视作品那样，驳壳枪正在“射击”而机头还关着。
阴差阳错
“红旗”-61原本是应空军的要求研制的，可后来他们又讲我们空军执行的是要地防空任务，对于“红旗”-61这种射程在6000米以下的野战防空导弹不需要。没办法，有关方面又有了将“红旗”-61装在越野卡车上的改进，配备给一些陆军野战防空部队使用，那就不是我们搞的了。最后上级决定把“红旗”-61装到军舰上。客观地讲这样也不错，因为当时咱们国家海军还没有一种导弹担任军舰防空，只是一些老掉牙的双37毫米、57毫米高炮，根本不能适应现代海上作战的需要。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供“红旗”-61上舰的“江东”级护卫舰排水量只有1600多吨，最初设想是把12枚“红旗”-61装入甲板下的弹库保存，发射时再从舱内取出装在发射架上发射。而这一系列都应是高度自动化和高可靠性的，但当时国家的科技和工业能力，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海上环境气候变化无常，导弹暴露在光天化日和盐雾之下，很快就成了一堆废铁。所以，凡是装有防空导弹的军舰都有弹库。后来听说为了取得这方面的先进技术，八机部曾经派出以赖坚同志（他是刘院长的老领导）到英国考察引进了“海标枪”舰载防空导弹以便仿制。当时中西方关系正是蜜月，引进很顺利。但由于某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片面指责，导致当时主管领导一怒之下，否定了引进事宜，致使这件好事告吹。还有一个原因，这么多导弹，每枚弹重300多千克，弹库加上制导雷达等装置一古脑都安在前甲板，会使舰体失衡，根本无法使用，只得放弃。最后采用裸弹、双联装发射架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但只装了一艘舰。后来经过改进采用了折衷方法，将6枚弹装在发射筒内布置在前甲板处，也算兼顾了各个方面，据说目前还有几艘这种类型的护卫舰在使用。
另外为了满足上舰使用要求，“红旗”-61的雷达也做了大幅度的改动。目标跟踪照射雷达由厘米波的单脉冲跟踪雷达和厘米波的连续波照射发射机组成，并增加了天线稳定平台和防腐设施。射击指挥仪、发射架也都改进了，以适应海上作战需要。其它详细情况我不太了解了。
痛定思痛
“红旗”-61从1965年投入试制到1986年上舰试验成功，曲曲折折经过了20多年，仅我们导弹试制就耗费了近20年的时间，实在是太慢了。我在上海机电二局主持“红旗”-61研制的几年中，仅有关的会议就开过近百次。回想那段岁月，工作真是太难干了。这其中既有繁多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和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等“四人帮”分子的面对面斗争。当然，我们也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全力支持。在某次来京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看到我的简历，表扬我说：“想不到陕北刘家还出了位导弹专家！”总理和我的姑父刘志丹有着深厚的友谊。现在“红旗”-61也到了风烛残年“退休”的年龄。我们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制的“海红”-7、“海红”-9等先进的舰对空导弹早已批量装备部队，为提高我国军舰的防空能力发挥了很大作用。抚今追昔，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忘记“红旗”-61，尤其是不能忘记当年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奋力拼搏的老一辈科技人员、工人和解放军。他们打下的基础是我们如今腾飞发达的起点！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人！
记者多次采访过刘院长，听他讲了许多国产防空导弹研制背后的故事。我们的许多武器之所以研制周期那么长，都因为在“内耗”和“扯皮”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原八机部副部长刘正栋老先生和“红旗”-61地面设备负责人陈知非老人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谢意！
来源：《兵器知识》201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