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陆军引进双35和40高炮之争
几秒钟内，数以千计的弹丸在空中组成密集的“火墙”，任何敢于穿越的战机都将成为废铁，这就是瑞士厄立孔·康特拉夫斯公司（现为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子公司）出品的35毫米高射炮所展示的威力。如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防空部队列装该炮，成为野战防空以及城市要地防空的主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口碑。该35炮也是极少数为台海两岸军方同时认可的明星武器，从台军率先于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35牵引高炮及配套雷达，再到大陆国防科工委下定决心引进双35炮的生产技术，几十年发展下来，今天中国大陆不仅形成壮观的“正规军+预备役+民兵”的35炮部队，还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国际市场上赫赫有名的“35炮大国”，反观台湾，却因内部市场狭小和军内意见分歧，35炮最终落得“孤芳自赏”的结果，成为台军“洋枪洋炮大观园”里的一朵“奇葩”。
台湾“先下手为强”
国民党当局与厄立孔公司渊源较深，若不是1929年国民政府一笔百门20毫米机关炮的订货，当时深陷债务危机的厄立孔公司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率先腾飞的台湾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美军售依赖，积极向欧洲国家寻求军品。1979年，台湾当局与厄立孔公司再续前缘，购买合计52门GDF-001高射炮和24部“天空哨兵”（SkyGuard）雷达，1981年交货，装备了台湾空军的3个防空炮兵营，每个防炮营有4个连，每个连有4门高炮和两部“天空哨兵”火控雷达。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美国倾向与中国大陆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甚至少量放开对大陆的军售，令台湾当局感到恐慌，于是展开大规模对外军购，包括斥巨资更新陆军现役高炮，增强防空能力，理由是“海峡当面的解放军战机威胁日甚”。按照台湾“国防部”的估计，距离台湾本岛约250海里范围内的大陆一线军用机场包括路桥、崇安、福州、惠安、沙堤、龙溪、兴宁、澄海、连城、厦门和龙田等11处，最大战机容纳量为1580架。若解放军攻台，部署在台湾当面的最大兵力（按最大容机量的70%进驻）约为1100架。而距台250～500海里的二线军用机场则有43处，最大容机量超过1600架，部署在这些机场的解放军战机可有效驰援一线作战，并可随时推进至一线机杨，成为解放军攻台后备兵力，部署在二线机场的解放军机型主要为轰炸机和运输机，部分航程较大的重型战斗机也可由此起飞直接飞赴台湾。
台军预测，一旦两岸爆发战争，开战首日大陆可出动的战机数量预判为当面250海里内的11处一线机场战备进驻量约110架，战事初期的战机出勤率达到90%，约为990架。根据一般兵力运用原则，预留三分之一作为自身防空之用（约为327架），余下的663架全部用于第一波攻击，全天最多可出动5个架次。按照台军的盘算，在解放军攻台之初，台湾空军战机部队为保存战斗力将转驻东部沿海，而现有的“霍克”、“奈基”中远程地空导弹要以100%的出勤率及命中率拦截大约150架大陆战机，其余战机则将由高炮对抗。
当时台军防空是以“整体防空”为基本战略准则，视台湾和澎湖为整体防空区域，要地防空与野战伴随防空融成一体，“（飞）机、（导）弹、（高）炮”统一指挥和交叉运用，发挥统一作战效能。具体而言，台澎防空主要以整体防空火力规划构成绵密的拦截网，配合各型低空与野战防空武器，强化各要地防护，各型地面防空武器按照性能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形成火力交叉重叠和纵深配置。首先，台军以战斗机和“奈基”远程地空导弹构成海峡防空网，最大限度地在台澎外海消耗解放军战机数量，本岛空域由“霍克”中程地空导弹与高炮形成保护伞，尤其是各要点地区以优势火力形成防空火力群。至于野战部队的防空任务，原则上是对飞行高度300米以下目标使用步机枪，500米以下使用美制M55高射机枪，4000米以下使用美国军援的M1式40毫米牵引高炮、计划引进的新式高炮或单兵肩扛式地空导弹，以绵密的低空火网拦截近接支援的大陆战机，掩护部队安全。台军整体防空的最高目标是有效阻止大陆战机在己方空域活动，陆军的野战防空则以确保地面部队行动自由为着力点。
当时，虽然台湾空军获得了双35高炮，但陆军野战防空武器仍以陈旧的40毫米高炮为主。档案显示，台湾陆军的野战防空部队编制包括：13个牵引高炮连（台湾本岛8个，外岛5个），每连编有M1式单管40炮8门，四管M55高射机枪8部；16个自行高炮连（台湾本岛12个，澎湖1个、金门3个），其中4个连各下辖15门美制M42式双管40毫米自行高炮。此外，陆军基层步兵有超过1.1万挺M2HB式高平两用机枪。
台湾陆军认为，所有40炮的有效射高均只有1200米，其中M1式单管牵引高炮射速仅为120发/分，M42式双管自行高炮经岛内“中科院”改进后射速（双管）也不过375发/分，火控还停留在人工操纵的蛛网式瞄准镜，难以跟踪日益刁钻的低空高速目标，淘汰势在必行。
各有长短，颇费思量
1982年初，台湾陆军提出“陆军野战防空整备构想简报”，强调陆军自身的野战伴随防空力量建设要与台湾整体要地防空相结合，因此自军团至营连的陆军部队均应配备成建制的防空武器系统，确保遂行机动作战。由于陆军野战防空项目预期采购金额高达上百亿元新台币，因此引来各海外厂商角逐。
台湾陆军纳入评估的野战防空系统包括地空导弹和高射炮两类。机动发射的近程地空导弹有瑞典RBS-70单兵肩扛式地空导弹和美国“小槲树”车载式近程地空导弹，高炮则有使用BOFI火控系统的瑞典博福斯公司L/70式40毫米单管牵引高炮，和使用“天空哨兵”火控系统的瑞士厄立孔公司35毫米双管牵引高炮。起初，台湾陆军中意的方案是通过尚存“邦交”且有类似装备的新加坡引进瑞典的RBS-70地空导弹及其配套的“长颈鹿”搜索雷达，而40炮恰恰也能由“长颈鹿”雷达指挥作战，再加上地位显赫的台军“联勤总司令”蒋纬国力挺，因此胜算颇大。不过考虑到台湾空军已采购瑞士的双35炮，厄立孔公司自然不会放弃“再下一城”的机会。
1982年3月17日，“参谋总长”郝柏村做出指示，武器挑选原则要秉承“利于维护、力求三军统一”的方针，暗示要做到陆空军地面防空系统趋于一致。意味着一旦立项后，得标厂商即可“陆空通吃”，无形中也刺激了各路厂商积极竞争。
1982年10月4日，台湾陆军总部计划署向“陆军总司令”蒋仲苓提交题为“选用军团级高炮参谋研究”的报告，对40炮和35炮的性能进行了详细的纸上分析。分析表明，台湾陆军希望高炮要射程远、射速快、初速高、火力转移速度快。在火控方面，要求初始反应时间不超过5秒，转换目标不超过1秒，全天候全自动，具有敌我识别能力。弹药威力方面，则要求击中目标后使之失去战斗力。
分析认为，防空最有效的武器仍是导弹，最好导弹和火炮的火控可以统一。就竞标的产品而言，瑞典的40炮可通过“长颈鹿”搜索雷达和RBS-70肩扛式地空导弹搭配，而瑞士的35炮则有与美国“麻雀”地空导弹混搭、共享“天空哨兵”雷达的方案，因此都符合需求。
具体而言，每门瑞典40炮都配备BOFI火控系统，成为一个作战单元，可单独配置使用，若面临严峻的防空环境，可配合地区早期预警的“长颈鹿”搜索雷达为9门40炮提供预警数据，该雷达可与高炮部署在不同位置，最远距离为10千米。40炮进入阵地到完成射击准备耗时5分钟，每门炮一次可装填118发炮弹。40炮射速较慢，但持续射击时间较长，使用近炸引信的炮弹可增加杀伤半径。BOFI火控系统包括光电火控仪和追踪雷达，可全天候工作。与“长颈鹿”雷达搭配时，BOFI搜索距离可达40千米，当发现目标并判定为敌机后，即将目标交付给追踪雷达（追踪距离10千米）。如需转换目标或改变追踪方式，则须由射手人工操作，耗时5秒。
瑞士35炮是以两门牵引高炮搭配一套“天空哨兵”雷达为基本作战单元，火控雷达与火炮也是分离的，但仍须部署于同一场地。35炮射速快，持续射击时间短，采取直接命中目标方式。与35炮搭档的“天空哨兵”雷达是全天候、全自动的火控系统，搜索距离为17.5千米，追踪和锁定距离为15千米，最多可同时控制3门高炮或一部导弹发射架加两门高炮，具有敌我识别和抗电子干扰能力，能追踪四倍音速目标，并装有反辐射导弹报警器，并能自动排定目标交战优先次序。“天空哨兵”雷达对第一个目标的反应时间为5～7秒。雷达有两套独立的追踪系统——雷达追踪系统和电视追踪系统，两者都实现自动化，雷达车内有雷达和电视显示屏，可监控17.5千米范围内空域，对目标识别、目标选择、锁定及转换等操作都很便捷。
在与导弹合用上，35炮系统在原始设计中就考虑与多款地空导弹配合使用，其中美制“麻雀”地空导弹已与35炮结合成完整防空系统，投入到一些北约国家的防空作战中，这对纯美系的台湾整体防空体系较有利。而瑞典40炮在作战指挥火控等方面只能和本国的RBS-70导弹搭配。
在采购成本方面，负责转口贸易的新加坡联合武器公司向台湾军方提出的报价是：单购一门40毫米高炮价格是1.29亿元新台币，一部“长颈鹿”搜索雷达为6320万元新台币，采购9门40炮和一部“长颈鹿”搜索雷达，每门火炮价格为1.1338亿元新台币。而瑞士厄立孔公司驻台办事处的报价，一套“天空哨兵”雷达和两门35炮的总报价为2.2627亿元新台币。
在后勤保障能力方面，当时台湾海军保有瑞典技术背景的40炮，未采购BOFI火控系统，所以只有简单保修体系，但除搜索雷达及火控系统外，其余零部件大多可与台军旧式40炮通用。而台湾空军则采购了完整的35炮系统，在瑞士公司的协助下建立起完整保修制度，并以最终10个营的装备目标为努力方向。
实弹打靶，各有千秋
在台湾陆军总部计划署的报告中，引用了海空军进行的40炮和35炮实弹射击成绩作为比较。其中，报告引用的35炮实弹射击成绩来源于1980年4月1日和8月8日台湾空军在南部枋山靶场举行换装结训试射活动。4月1日，第一次使用一架T-33教练机拖平靶，射击两个航路，耗弹196发，命中65发。第二次使用一架F-5战斗机拖箭靶，射击一个航路，耗弹50发，命中靶碎。第三次使用一架F-5战斗机拖箭靶，射击一个航路，耗弹54发，命中靶碎。
8月8日，第一次使用一架T-33教练机拖平靶，射击两个航路，耗弹106发，仅命中6发。经过调整拖靶的雷达反射器位置后，第二次仍用T-33拖平靶，射击两个航路，耗弹140发，命中31发。第三次使用F-5拖箭靶，射击一个航路，耗弹56发，命中靶碎。第四次又使用F-5拖箭靶，射击一个航路，耗弹58发，命中靶绳坠海。
台湾海军40炮实弹射击时间不详，报告只提到以6艘“阳”字号驱逐舰上的40炮射击263发，命中63发，平均命中率24%来计算，未命中炮弹的平均距离误差52.4米，平均方位误差0.9密位。但海军40炮的实弹射击是使用舰上火控系统实施，并未使用原炮的搜索及火控系统，无法测试原火控系统能力。
报告中还提到一些其它考虑因素，主要是瑞典40炮在作战上强调近炸引信效能，因此射速要求较低，但其引以为傲的近炸引信对电子干扰及长时间储存所导致的可靠性问题则没有数据参考。另外，35炮射速高，导致炮管寿命较短。
台湾陆军总部计划署的报告中，还参考了一部分新加坡提供的数据。原来，1981年12月9日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会晤新加坡国防部副部长杨烈国，当时双方谈到新加坡野战防空系统和坦克采购的细节问题，郝柏村得知新加坡在建设地面防空力量方面有一套完整的构想。为广泛搜集资料以供决策参考，郝柏村立即指示组团前往新加坡考察。
1982年2月2日，台军代表前往新加坡，听取了新军方有关35炮和40炮性能的分析简报。由于这份简报对两种火炮的成本效益分析非常详细，因此台湾陆军总部计划署在报告中也援引了这些外来资料。
新加坡军方的简报指出，高炮威力与其在短时间内能命中目标的弹药数量有直接关系，平均命中率与射速、弹道轨迹、炮弹初速和目标有效体积等因素有关。35炮采用“直接命中”方式，双管齐射射速高达1100发/分，其口径、炮弹形状和初速都在选择发射率和弹道轨迹时作过仔细计算，使发射的炮弹威力达到最大。就直接命中目标的弹丸数量而言，双管35炮比单管40炮优异得多。但40炮炮弹所用的近炸引信也不容小觑，要知道直接命中率虽与火炮射速成正比，但也与目标半径的平方成正比，增大目标有效破坏半径比增高射速更为有效，而40炮的近炸引信感测目标的能力相当于将目标半径增大四倍，因此引爆后的破片杀伤半径比直接命中的炮弹高出16倍。如此换算下来，35炮的射速虽比40炮高出4倍，但理论上，35炮每命中一发，就有4发40炮近炸引信炮弹在目标有效杀伤范围内爆炸。由此可见，两种高炮采用不同作战原理，其作战效能比较要借助概率计算公式，并运用实验结果，以确定破片的穿透威力，以及需要多少破片方能使目标飞机致命。
新加坡陆军还提交了自己关于35炮与40炮的计算机模拟与综合效益评估结果。该模拟假想的来袭目标靶机形状类似F-5E战斗机，速度为0.9马赫，两种高炮都搭配性能同级的火控系统，均采取迎头攻击方式。根据两种引信设定两种交战考核科目，第一种为35炮与40炮均使用触发引信，第二种为35炮用触发引信而40炮使用近炸引信。模拟计算结果是，第一种情况35炮优于40炮甚多，第二种情况，两者相去不远。
最后，新方模拟报告就击落一架敌机使用的40炮近炸引信炮弹与35炮触发引信炮弹的价格作了比较：40炮近炸引信炮弹单价每发560美元，35炮触发引信炮弹每发60美元。击落一架敌机的40炮近炸引信炮弹花费：560×57=31920美元；而35炮触发引信炮弹花费：60×228=13680美元，两者相差18 240美元。假设每门炮在其使用寿命期限内击落25架敌机，则40炮的采购成本须较35炮的采购成本低45.6万美元（18240×25美元），两种炮的成本才能相等。
虽然陆军总部计划署报告写得洋洋洒洒，但并未做出何种高炮较优的结论和明确的采购建议，只在结论中重提陆军防空仍为整体防空的一部分，其“能力建设”不能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的，应将陆军防空建设与空军中高空防空体系建设衔接起来，因此要在考虑高炮选购之余，宜将陆军战区用地空导弹（与高炮使用同一火控系统）一并考虑较为有利。
祭出“高门槛”
就在台湾陆军总部对两种高炮进行研究之际，“参谋本部计划次长室系统分析处”（第五处）也展开两种高炮效能的系统分析，并邀集陆、海、空、联勤计划署系统分析官研究最佳分析方式，显见陆军野战防空采购案已提升到“参谋本部”的层次。
除了兵棋推演分析方式外，郝伯村在1983年5月上旬下令，海空军各安排一次40炮和35炮的对空实弹射击。35炮射击在台中青泉岗空军基地进行，由“天空哨兵”雷达指挥一门35炮，射击一架F-100战斗机拖带的拖靶，平均命中率为78.5%。40炮射击则于同一天在左营举行，一艘“阳”字号驱逐舰上的两门单管40炮在制导火控辅助下实弹射击，平均命中率为62.4%。40炮命中率虽低于35炮，但前者弹头较大，爆炸后杀伤力也较强，因此这次射击对比仍难分伯仲。
1983年9月中旬，系统分析处提出“40炮和35炮效能系统分析报告”。报告暗示台陆军应跟进台空军采购35炮，以统一后勤为优先考虑。但耐人寻味的是，计划次长室于1983年12月7日提出自己的“40炮和35炮效能分析报告”时却改口大提40炮的优点，感觉有呼应蒋纬国力捧40炮之意。
直到1985年6月，郝柏村指示，35炮或40炮谁能率先取得技术转移和制造权，就选用哪家，且最终目标是实现三军通用。郝柏村的想法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摆不平”的情况下索性祭出“技术转移”和“在台制造”的“高门槛”来决出胜负。
这时候，台湾陆军高炮到底买谁还没定论，陆军总部却动起未来高炮部队编制规划的脑筋了。计划署特意在构想里分别针对两款高炮提出不同野战编制方案：
若35炮获胜，台湾陆军将以高炮排为基本作战单元，合计，台湾陆军需35毫米炮46组（每组含一部“天空哨兵”雷达和两门35炮），总预算将近112亿元新台币（含火炮、雷达和技术训练支援系统等）。若40炮获胜，那么每门炮就是一个独立作战单元，台湾陆军需116门40炮和28部雷达，总预算150亿元新台币（含火炮、雷达和技术训练支援系统等）。
无疾而终
郝柏村的指示虽使得陷入停顿的台湾陆军野战高炮采购案再现生机，但最后整个项目仍没有下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台湾“国防预算”吃紧是一大原因，台湾陆军原订于1988年开始分8年采购，由于金额庞大，且当时陆军正进行自制的M48H主战坦克（现编号改为“CM11”）“勇虎采购案”，无多余资金再采购野战高炮。即便有厂商愿意技术移转在台生产，军方也没有预算，使得本案就此停摆。可笑的是，一边是台军缺乏预算，一边却因低级错误甚至是人事攻讦不得不花昂贵的外汇去买自己能造的东西。据蒋纬国回忆，本来联勤总部有能力自制35毫米高炮炮弹，但当样品交由测试部队（由陆军总部抽调人员组成）测试时，这帮“棒槌炮手”阴错阳差地把35炮自动机的连发杆扳到单发杆上，让现场观摩的郝柏村大为光火，以“品质低劣，不能连发”为由阻止联勤生产炮弹，改为直接向瑞士购买，蒋纬国还想申诉却告状无门。
另一方面，在美国厂商作祟下，最终台湾陆军选购了体形更大、只能车载机动发射的“小檞树”导弹，40炮和35炮的雷达都无法与之匹配。台湾陆军后来不得不在1992年8月引进12套“莱兹”（LAADS）低空侦搜雷达，配合“小檞树”交战使用。
由于现代化高炮一直空缺，台湾陆军野战防空只能由少得可怜的“小檞树”导弹“挑大梁”。1996年5月和8月，美国先后对台出售“毒刺”DMS和“复仇者”车载式地空导弹，才勉强弥补野战防空缺口，可是这两种纯以导弹构建的防空系统并不能让台湾陆军放心。
2005年台北航天展上，台军联勤总部展出其下属的第202兵工厂与新加坡厂商合作研制的T-92单管40炮，这就是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天镖项目”，外界猜测台湾陆军可能重启引进新式高炮的序幕。但“天镖项目”又面临“老大难”问题，即T-92式单管40炮需要搭配“中科院”开发的CS/MPQ-561“天勇”火控雷达，但“复仇者”防空系统已与CS/MPQ-90“蜂眼”机动点防空数字化相控阵雷达（PODARS）集成完毕，若陆军购置T-92炮，在搜索雷达方面又要增加一个型号。
至于台湾空军的35炮，从1991年开始搭配美国“麻雀”地空导弹执勤，承担基地近程防空任务。虽然35炮性能优异，在台军历年演习都有不错表现，但随着解放军配备巡航导弹、多型空地战术导弹、无人攻击机等武器，对台军机场威胁增大，使得台军的35毫米炮有升级必要。同样因为重复投资以及军种分歧，台湾空军对“天镖项目”的“进化版40炮”兴趣寥寥，自行以“天武七号项目”的名义改进35毫米炮。2009—2012年累计花费约30.795亿元新台币，将现役GDF-001高射炮升级到瑞士GDF-006高射炮的标准，重点是发射先进的AHEAD炮弹，它的全名是“先进命中效率与摧毁弹药”。每发AHEAD炮弹里装有152颗圆柱形弹丸，炮弹底部装有可编程的近炸定时引信，能快速设定引爆点，以便对目标形成高效率的定向破坏。使用AHEAD炮弹后，GDF-001式高射炮可有效对付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空对地导弹及制导炸弹等目标。
然而，无论“进化版40炮”抑或是升级后的35炮，台军终究装备量太少，其陆军野战防空在相当长时间里只能由导弹“支撑门面”，这也算在全球陆军防空武器配系上创造了“奇迹”。
作者：田剑威
来源：《兵器知识》2016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