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通信兵
51汽车团任爱田连长一讲完，曲开平主任就接上了“火”。由于他长期从事缜密的通信工作，所以讲话很细致，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自报家底
我是1974年12月入伍来到11军31师91团通信连当报务员的，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就没和通信分家。
当时我们通信连共有3个排，一个有线电通信排（用有线电话）；一个无线电通信排，装备有9部硅2瓦电台，一部15瓦电台（小八一电台）；一个徒步通信排，这个排里有个军马班，有9～10匹军马，还有一部带跨斗的“湘江-750”型三轮摩托车，当有线无线都失灵或某些特定情况就由通信兵骑马或开摩托车送信，不过一般情况很少用他们。91团3个步兵营各一个通信排，装备有884步话机和小电台，还有对讲机，负责与连联系。连排之间用861指挥机联系，861是在战前才配发部队的，它不是通过嘴说话传送声音，而是通过喉节的震动传送信息的，很麻烦。要专门带一个套在脖子上的装置，还要有耳机、导线和带干电池很笨重的机体。云南那边又湿热，戴上861很不舒服。还有861很容易被敌干扰，噪音很大。步兵连队还有打旗语的小旗子、小喇叭等原始的通信工具。15瓦电台是团一级单位用来与师里联系的，它使用摩尔斯电码（嘀嗒），电文要由译电员译成中文才能看懂。而战时，为了防止敌人侦听，密码是要经常更换的。15瓦电台不适用于野战，架设时天线要很高，受地形影响很大，有通信死角。而且架电台也很麻烦，一般要15～20分钟才行。15瓦电台自带一块很大很重的干电池，用完了就得用手摇发电机发电充电，在一些老电影里常有这样的镜头。硅2瓦电台用于团营之间的联系，性能还可以，但自带的一块方形干电池很重，有3千克，一直用，不到24小时就没电了，所以还配2块大电池，电池也不能充电，用完了就得扔。
步话机不用密码，只是报务员根据首长的意思和密钥表上相应的一组4个阿拉伯数字（0～9）报出去，那边收报的马上就会理解其中的意思，告诉首长。这是一种必须熟练掌握而且不能出一点错误的工作，所以我们平常一直在练，连学习文件、社论，我们也要把相应的文字编成4个数一组的密码念出来，外人连一个字也听不明白，都戏称叫“老和尚念经”。
当然，我讲的都是1979年2月开始的第一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的通信器材。1984年两山作战时，我就到武汉通信学院学习去了，没参战。这些年，随着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军的通信器材早就跨过几个台阶，刚才我讲的那些老掉牙的器材，恐怕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了。
参加实战
实际上，从我入伍不久，尤其是1977年以后，越南当局恩将仇报，不断驱赶华侨，向我境内开枪开炮迫害边民的消息就不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有的边民曾当面质问解放军：“人民养了你们这么多年，我们受越军的欺负，你们为什么不管！”当时我们无言以对……但我们相信：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越南鬼子的末日就到了。
1978年10月，我当兵近4年，第一次回山东乳山探亲，当时边境形势已经很紧了。果然，我回家的第5天，就接到了部队的电报“立即归队！”我知道回部队就要打仗了。离家时，我平生第一次双膝跪地给爹娘磕了个头！爹娘都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知道儿子此去生死未卜。爹只有一句话：“你是军人，走吧！自己多长眼色（这是胶东方言，意思是打仗时要多观察）。”
归队后，就是紧张的备战。战前动员、开誓师大会、检查通信装备。每人的红领章后面都写有个人姓名、血型、部队代号，籍贯和家庭住址。
我们连无线通信排的15瓦电台加入师1号指挥网，负责师指与团基本指挥所的通信联络。139收信机加入滇南地区警报网，负责收听整个战区作战警报信息。硅2瓦电台分别与团前进指挥所，1、2、3营，团后勤指挥所，团炮群组成无线电通信网，我当时是团基本指挥所硅2瓦电台主台的报务员。有线通信以无线电接力机开通师与团基指的有线电话通信，以电话兵用电话线跟进架设保障团与营指挥所的有线电话联系。
另外还有运动和简易信号通信，各分队在运动道路交叉路口设置路标，或派出标兵，用传递口令保持行军队伍的前后联络，指挥、识别口令。信号、口令都由昆明军区前指负责制定，也是经常更换的，以防敌特。夜间识别信号，一律佩戴白袖标（白毛巾），按单日左、双日右更换。当然在实战也使用徒步、骑兵送信，以弥补其它通信手段的不足。
实战通信
1979年2月16日晚，我们部队趁夜色进入了出发阵地。一营主攻、二营助攻、三营为团的预备队。这时我们离敌的前沿阵地已经很近了，稍有声响就会被敌人察觉。我们便采用无线电静默通信方法，即对话筒吹气，一长声表示按作战计划进行；一长一短，我部已经进入出发阵地；两短声，敌军阵地有异动；连续短声，我部已暴露……那晚我们隐蔽得很好，敌人作梦也没想到，我们就埋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2月17时拂晓，6点47分，炮火准备开始。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忘不了那个激动人心，更确切地说是让敌人偿还血债的时刻。军、师、团炮兵群同时开火，火箭炮、榴弹炮、加农炮，一发发炮弹，经过我们团基本指挥所的上空飞向敌人阵地，战区的半边天都打红了。炮火准备的同时，我部越过藤条河向敌人阵地冲去。这时我们所有的小型电台均使用无线电话务方式，了解前沿战斗情况，下达作战命令。
刚才我讲的小八一电台和硅2瓦电台，都兼有报务和话务两种功能。报务需译电员翻译密电码；而话务则是报务员喊出的由4个阿拉伯数字组的数字，一组数字代表一个汉字。由于我们平时严格的训练，可以根据密钥表，把指挥员的命令马上编出数码说出，也就是口译。而且为了防止被敌人窃听，还必须根据战斗情况和指挥员的意图，随时改变密钥。另外，小电台同网同频联络，遇敌干扰，假改频以欺骗敌台等等，还有很多技术问题，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在战斗中的经历
通信兵是战场上的神经和生命线，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份电报发错方向或电文译错，就意味着前沿官兵要付出血的代价。在作战期间，我们通信连无线网收发报文十几万字，没错一个字。使上级对作战部队通信联络一直畅通，保证了作战胜利，狠狠地教训了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地区小霸。
通信兵是部队编制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他们是指挥员调动部队，发布命令的具体执行者，也就是说部队战前战中战后的所有行动，对他们不存在保密问题。如研究作战方案本是需要很保密的，不够级别的干部也是不能参加的，但报务员——即使是个兵也被允许参加。我们和电台在战场上是受特殊保护的。临战时，由于作战准备时间短和物资不够充足，我们通信兵只发了一双钢板防刺鞋（防敌人竹签的）、一个急救包，没有发防毒面具。有一次，我们阵地遭到了越军的“奇特”的炮击，说它奇特是落下的炮弹不爆炸，只冒黄烟，当时判断敌人施放的是毒气弹。团政委见此情形，马上命令他的警卫员摘下他的防毒面具给我戴上。那意思很清楚，警卫员可以死，但报务员不能死。，当时我很感动，同时也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所幸那天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把越军的毒气吹散了，也真算是老天爷帮助我们的正义之师了。
当然我讲的主要是无线电报务员，因为他要紧随首长身边，随时发布命令，相对比较安全一些。但有线电话兵就苦多了。有线电话兵负责团营之间的有线电话通信，这样，他们就要背着沉重的上面绕满被复线（电话线）的木制线拐子去放线。指挥员到哪儿，他们就要把线拉到哪儿，战区地形复杂，丛林、荒草，还有毒蛇野兽和敌人的特工出没，爬山越岭非常辛苦。而且线路一旦被炮火炸断，马上就要去查线接线，炮火连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时，电话线也会被我们自己烧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作战中，我军有时会对顽固的敌人用火焰喷射器烧他们，漫山遍野的荒草，火一着起来并无固定的指向性，被复线又不能防火，一烧就断了，必须接上。其实不只火焰喷射器，其它爆炸也很容易引燃荒草，烧断电话线。而且一烧往往是很长一段线路，恢复很困难……
当然我们无线电报务员也很危险，在战场上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一次。高射机枪本来是用来打飞机的，但越南鬼子却用来平射，打我们的战士。高机的子弹从前胸穿过去，从后背出来就是一个碗口大的血窟窿，只要被打中，必死无疑。
在班绕散地区的作战中，我团基本指挥所在转移时遭到越军偷袭，我背的硅2瓦电台鞭状天线被越军的高机子弹打断。如果再往下一米，那我就彻底“光荣”了。直到现在，每当想到那一瞬间我都很害怕。但说实话，当时我并不怕，修好电台，接着发话，哪有时间害怕！
我们无线电报务员最危险的任务是带着电台，到敌人前沿阵地校正炮兵射击。由于离敌人太近，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狙击手击中或者特工抓获，非常危险。通常我们在某处地方隐蔽好，观察敌人目标的坐标方位报给我炮兵后，炮兵会先进行单发试射。如打得超过敌人目标了叫“远弹”；没打到目标叫“近弹”，如远弹800米、近弹500米等，都要靠我们电台报务员校正。这情形就有些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那样，弄不好，还会被自己的火炮伤着！
尾声
仗我们打胜了，缴获了敌人的大批武器和后勤物资，但我们每个人都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那些好东西都是在抗美援越中我们“勒紧裤带”给他们的！56式冲锋枪、轻机枪；高射机枪、六零迫击炮、八二无后坐力炮；数不清的弹药；印着中粮编号整袋的大米、白面、黄豆被他们用来当沙袋叠工事。还有大量的红烧肉、奶油罐头，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奶油罐头。要知道这些好东西都是当时咱们国内老百姓忍饥挨饿省出来的呀！
这帮子“白眼儿狼”不打得他们满地找牙，中国人是出不了这口气的！
最幸福的时刻是1979年3月15日，我们跨过藤条河回到了国内，祖国人民热烈欢迎我们凯旋，白发苍苍的老人拥抱着我们的战士，喜极而泣：“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解放军万岁！”面对此情此景，我们都哭了……
回到驻地召开大会，首先是向牺牲的烈士默哀致敬；会场上又响起了同志们的哭声。是啊，个把月之前还是活生生的战友兄弟，此时却长眠在这里，能不令人落泪吗？
表彰会上，领导指名表扬了我：“报务员曲开平同志是在关键的岗位关键的时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出色地完成了整个战斗的通信保障任务。”我荣立了二等功，这是参战部队所有报务员中的最高荣誉。
战后我逐步被提升为通信排长、参谋、通信连长、司令部通信股长。到武汉通信学院深造后，又任当时全军为数不多的地面站之一的成都军区昆明卫星地面站技术室主任。
1989年11月转业回乳山老家，1999年7月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乳山分公司经理至今。
部队的培养教育让我受益终生！
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为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看完曲开平主任的讲述，不知读者朋友对毛泽东的题词会不会有更深的理解……
原11军31师炮团团长邢月阳为此次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致以真诚的感谢！
来源：《兵器知识》201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