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不再是中国的首都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把都城从东京开封迁到西京洛阳的想法。有人劝谏道：“东京有汴渠来进行漕运，每年从江、淮运来数百万斛米，首都的数十万军队全靠这来养活。陛下迁都到洛阳，（这些）该怎么取得呢？而且府库重兵，都在开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赵匡胤没有听。
赵匡胤的弟弟，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又劝，说迁都不方便。赵匡胤则说，迁到洛阳还没完，过段时间还要迁到长安。赵光义叩头劝谏，赵匡胤解释道：“我要西迁，没有别的原因，想据有山河之险而革除冗兵，遵循西周、西汉的先例安定天下。”
赵光义反驳道：“在德不在险。”
拿德行堵赵匡胤的嘴，他也没办法反驳。等赵光义走了，赵匡胤说：“他说的固然有道理，但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竭尽了！”
这段对话里，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选择首都的因素。
赵匡胤想在北宋时候把都城迁到长安，仿西周、西汉旧例，怕是做不到了。原因很简单，首都大量人口需要养活，粮食消耗量大。西汉时候关中平原还比较肥沃，加上漕运补充就能养活大量人口，即便如此，向长安漕运已经显得十分困难了。
等到唐朝定都长安，关中平原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在《史记》里，“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然而到了唐朝，“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 。
该怎么解决长安附近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呢？一个办法是通过漕运向长安运粮。
按理说古代运输最方便的办法是走水路，然而从关东向关中运粮，一大问题是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在三门峡一段水路，地形险要，水路运输十分艰难。“岁漕经底柱, 覆者几半……运舟入三门, 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日‘古无门匠墓’, 谓皆溺死也。”近半运粮船只倾覆，以至于当地从事漕运的民众往往是淹死的，向长安运粮可以说成本极高。
另一种办法就是朝廷迁往关东，经营已久的东都洛阳就成了唐朝皇帝们经常去的地方。根据记载，唐太宗三次、唐高宗七次、唐玄宗五次前往洛阳，武则天更是直接把都城定在了洛阳。
由此可见，唐朝时长安做都城，关中地区就难以负担了，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破坏，关中地区的经济更是难以供养首都，漕运又不方便，赵匡胤想最终迁都到长安的计划并不现实。
洛阳不再是中国的首都
如果迁都长安不可行，那么赵匡胤迁都洛阳合适吗？
林立平（1988）的《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提出，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户数超过一百万、人口数超过一千万的只有三个道，即河北、河南及江南道，三道人口之和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形成了一条由河北沧、瀛直至江南杭、越的人口稠密的‘<’形地带线”。
这一地带正好是隋唐大运河分布地带，人口稠密的州府或者横跨运河，或者临界运河，连成了广阔的片, 被称为“东线区域”或“运河区域”。
而联通南北的运河在中部的最西端点，也就是“<”形的角的顶点处正是洛阳。洛阳作为北周、隋朝、唐朝陪都，经营已久，南方和北方的物资通过运河输送到洛阳都很方便。处于“运河区域”西端，洛阳又是与关中交通最方便的大城市。
按理说洛阳做首都的条件很充分，然而安史之乱爆发了，洛阳被叛军占领。唐朝与帮助平乱的回纥军队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于是回纥军队在攻破洛阳后烧杀抢掠，对洛阳及其周边造成了巨大破坏，经济也难以恢复，以至于后来唐朝皇帝也不再巡幸遭受严重破坏的洛阳。
等到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爆发后，河南沦为战场，洛阳又惨遭破坏，唐末重建的洛阳与其说是个都市，不如说更像个军事堡垒了。
安史之乱后，北方尤其是河北、河南等地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江南则躲过了兵灾，中国的经济重心加速南移。江淮地区成为唐朝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晚唐的财赋往往要倚仗南方。
这个时候洛阳处于“运河区域”西端的劣势就出现了。对河北的赋税依赖程度降低（河北还被强大的藩镇控制），导致运河北段变得鸡肋。于是运河南段更靠东、联系江淮一带更为近便的开封，由于拥有汴渠之便，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联系中原和江淮的关键节点，开封在藩镇割据的晚唐重要程度提升，就意味着唐朝中央政府要想方设法控制开封，于是不断增兵，汴州宣武军逐渐膨胀成为最强大的藩镇之一。
尽管推翻后梁的后唐短暂迁都洛阳，但随后的后晋、后汉、后周都建都开封，历史惯性一直延续到了北宋，即“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而且通过汴渠来进行漕运也确实比继续向西沿黄河而上运输二百多里到洛阳要方便得多。
历史上开封最重要的时代
赵匡胤的想法是“据有山河之险而革除冗兵，遵循西周、西汉的先例安定天下”。按照他的说法，他如果能最终迁都长安，就能够依仗关中的有利地理位置，裁撤多余的军队，仅凭借较少的军队就能安定天下。
他这么说，放在西汉时期还真是可行的。
西汉初年讨论定都之处时，娄敬劝说刘邦在关中建都，是这样说的：“秦地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可以作为坚固的防线，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况，百万之众的雄兵是可备一战的。借着秦国原来经营的底子，又以肥沃的土地为依托……如果陛下进入函谷关内建都，控制着秦国原有的地区。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啊。”
比起赵光义那句虚伪的“在德不在险”，娄敬那段原话相当直白赤裸。在史书记载中，他先是指出刘邦得天下很“缺德”，民众遭受了巨大的战争创伤，必然会有很多人怨恨新生的汉朝。在这种天下还没完全安定的时候，最好还是定都在具有优越地利的关中。
而且当时的关中沃野千里，称得上是“天府之土”，如果关东爆发叛乱，依靠当时关中的资源就能做好战争准备。关中又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在关中做军事准备并向东平叛，便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
只谈利益而不谈道德，把天下人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讲战争也用的粗野的斗殴用语，娄敬真是硬核谋士，不玩虚的。
但是这一套放在北宋，就不大合适了。
由于关中的自然环境遭受很大破坏，北宋时期的关中已经没有西汉时候那么肥沃，这点之前也有交代。如果在长安建都，又需要向长安漕运，事倍功半。而且如果依赖南方的财赋，那么运河重要节点开封又不能丢掉，中央政府还是要向开封增兵，所谓的裁撤冗兵根本就做不到，而且还是不受皇帝直接节制的地方军。
北宋本身就脱胎于混战的五代，对兵变十分警惕，又哪敢这么做呢？赵匡胤军事能力强，有自信在关中震慑关东，后面的皇帝可没有他的本事。
缺德真的干啥啥不行
赵匡胤想要迁都，可能还有别的打算，比如避开开封错综复杂的旧有势力，在新的都城推行改革措施。比如他也知道冗兵非改不可，不然的话，“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竭尽了”。
然而他弟弟赵光义出来反对他，理由也不过是一句“在德不在险”。
一般说这种假大空的套话，应该是有弦外之音。
通过上面的分析，也能看得出来，定都开封实在是无奈的必然——既然必须要重兵把守开封，北宋又出于五代的传统，对领兵在外的将领深深不信任，那就只有定都开封一条路，并保持中央禁军的绝对优势——冗兵难以避免。到北宋中晚期，国防预算果然深深困扰着朝廷。
而御弟赵光义那句“在德不在险”除了上面的那层意义之外，怕是也有他的私心。
五代十国时期，幼主即位很容易被手下兵变推翻——赵匡胤自己就是这样上位的。所以赵匡胤登基之初，更倾向于培养赵光义做继承人，以免自己的儿子即位时年龄小而不能服众，再被推翻。
赵光义在开封多年，深受他的哥哥栽培，曾做过行开封府尹，在旧都根深叶茂。要是赵匡胤迁都后，改变主意栽培已经成年的儿子赵德昭，赵光义来不及培植自己的势力，慢慢也就会淡出继承人序列。所以赵光义是反对迁都的，只要还留在开封，赵匡胤就不会轻易取消其继承人资格。
在此次提出迁都之后几个月，赵匡胤就死了，他的死也成了古代的一桩疑案。赵匡胤刚死，其皇后嘱咐宦官去召来赵匡胤第四子赵德芳，宦官却径自去找赵光义，带赵光义入宫。皇后看到赵光义，很是惊讶，喊他“官家”（宋代称呼皇帝的词），说：“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也哭着说：“共保富贵，勿忧也！”
既然赵光义在一片疑云中即位，迁都的事情也就没有再讨论过了。
赵匡胤兄弟是在历史的过渡阶段，创建了一个新王朝。从制度上讲，为了彻底消除安史之乱后持续二百年的藩镇割据祸患，加强中央集权，北宋不得不以文抑武，分割地方权力，保持庞大的中央禁军，造成冗兵、冗官、冗费的局面。
开封确实没有山川之险，面对强敌无险可守很容易被攻破。所以北宋出于军事目的改造了开封城墙，瓮城、马面、团敌这些属于边城的防御设施，首次用于都城，“新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
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赵光义的那句“在德不在险”也是有道理的。北宋没有幽云十六州，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时可以长驱直入，开封几乎无险可守。但是如果北宋鼓起勇气决一死战，如檀渊之战，还是能够获得胜利。但如果北宋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又不敢相信民众、发动民众，忙于内斗又迷信神棍的话，靖康之变就上演了。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