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传闻北宋初年，赵匡胤为了防止“黄袍加身”再度出现，召来一干随他闯天下的武将摆下酒席，“杯酒释兵权”。酒席以后，这些将领的兵权都被一一夺去，外放在藩镇之中颐养天年。这个故事或被当作宋太祖的“政治智慧”，或被当作宋代“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开端，但其实历史事件往往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经历唐末至五代时期的削藩，宋朝初年藩镇的实力已经大为削弱，但藩镇对中央政府所造成的困扰并不仅仅在于其动乱性，最大的问题在于藩镇挤占了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权力。从安史之乱以后，唐廷下诏令地方藩镇负担军费开支，同时又给予地方政府辟署权。尽管唐廷在其后试图收回辟署权，但一直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宋太祖赵匡胤
藩镇此后掌握着地方的剩余索取权与人事任命权，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包税制改革来解决财政与征税困难（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设立三司场院创造营收。但由于三司场院设于地方之上，一部分藩镇竟通过干涉三司场院的运作，来截留上交朝廷的财税收入。
▲唐玄宗画像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由于军费开支地方化下的地方财政困难，但在朝廷看来这种行为导致了中央的财政紧张与统治基础的削弱。唐代中后期，中央政府便向地方派遣了诸多使职尝试着解决这一问题，但在军费开支地方化的前提之下，这种措施并未能竟得全功。
鉴于唐末之弊端，宋朝早年，政府通过回收地方人事权与行政权、派遣官员接手地方三司场院与税收事务来剥夺藩镇的剩余索取权——这也是赵普所谓“稍夺其权，制其钱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的内在含义。
安史之乱以后，军费开支地方化意味着国防事务由地方承担，因此削藩政策的实行，在事实上将原本由藩镇承担的部分国防责任，上移至中央政府。此时，朝廷不得不参与地方的防务组织。但逐步回收藩镇的军事权力，与宋太祖的意愿是一致的。就在他建立宋朝后不久，便派遣自己的一干心腹前往地方担任沿边都部署、沿边都巡检，以整合地方军事资源。
▲宋太宗赵光义
都部署一职一般认为起于五代，宋沿五代之制遂有都部署一职。自宋英宗赵曙即位后，“都部署”则避尊者讳改为“都总管”。都部署在大分类上分行营都部署与沿边都部署。宋太宗至道年初，钱若水上边策曰：“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轻兵居内……望陛下慎选将臣任河北近镇，仍依旧事节制边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减行营之号；有警则暂巡边徼，无事则却复旧藩。”（《宋史·卷266·列传25》）
▲回鹘文经书
由钱若水的奏言可知，当时的行营都部署拥有地方节镇兵马的调兵权以及统兵权，但往往只是在出征之时临时任命，而且事已则罢。沿边都部署则是在戍防任务中地方军队的统帅，是一种长期性的任命，是将来自于不同系统、不同藩镇的兵马进行整合与协调的中枢，也是名副其实的战区总指挥官。
▲宋代平戎万全阵
就在建隆元年至二年（960—961年），那些在印象中被“释兵权”的武将，纷纷前往地方担任某地的沿边都部署。如：韩令坤任成德军节度使、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宋史·卷251》）；慕容延钊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宋史·卷251》）；以雄武节度使王景任凤翔节度使，并充西面沿边都部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以高怀德镇滑州，充关南副都部署（《宋史·卷251》）。
▲西夏海狮形绿釉陶建筑构件
总的算下来，宋太祖在建隆元年以后，在河北建立了关南战区与镇定战区(北面战区)，在西部边境的凤翔地区建立了西面战区，在南部边境则建立了南面战区，上列四位将领是最初的一批负责整合地方军队的都部署，除凤翔节度使王景之外均是“杯酒释兵权”的涉事人物。
宋太祖早期任命的沿边都部署，实际上并不受中央“枢密院—三衙”制度统辖。但都部署的职使，除沿袭自后周的一小部分编制外，大部分都由与宋太祖关系亲密的官僚担任，受宋太祖直接领导，是统筹各部地方军队的统帅。
▲宋代手刀
部分被外放藩镇的武将也曾任行营都部署，参与对外的征伐行动。比如慕容延钊便曾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统辖十州军平复荆湖；李继勋在开宝年间曾两次被任命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参与征讨北汉的军事行动。
与都部署职能相近，但职务上从属于都部署的还有“巡检”“都巡检”及“钤辖”等职务。比如洺州防御使郭进为西山都巡检，一般主要负责北汉河东地区的边境防务。而在乾德二年至太平兴国四年数次征伐北汉的军事行动中，郭进都统率地方兵马参与其中。
▲辽鎏金鹿纹银鸡冠壶
这些事例在“兵权”的范围上与传统分析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在免去禁军兵权之后，宋太祖又予这些宿将以地方军队的调动权及统兵权，所谓“释兵权”的本质是要切断这些宿将与中央禁军的关系，而并非是不再让他们进入军队指挥系统。
外遣地方担任都部署的禁军宿将，对于北宋初年局势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边境戍防与宋初统一战争之中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杯酒释兵权”故事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赵匡胤与这些宿将之间的默契。在这种默契之下，认为“释兵权”是赵匡胤为了防止黄袍加身的再次出现，似乎真有些冤枉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