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阎石，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今天我能有幸站在这里，首先要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次机会，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好朋友陈科博士，是他在不断的鼓励我。要知道，对于一个不分节假日常年奋战在医疗一线上的青年医生，让他从睡眠时间里挤出时间来准备演讲，在本能上他是抗拒的。但是，在一个周末的凌晨3点钟，当我刚抢救完一位重症患者，拖着疲累的身躯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通了，既然我有那么多感受要和我的患者朋友们、患者的亲人交流，那与其一位一位的去交流，为何我不能把握这次机会，通过这么好的平台说给大家听呢？于是我就在凌晨3点钟骚扰了我的好朋友陈科博士。所以说有一位做医生的朋友也是很危险的，他经常会在半夜骚扰你。
说到我的职业，自然要和疾病、患者联系到一起。对于我来讲，这个疾病就肿瘤。医生、患者、肿瘤，他们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肿瘤长在患者身上，但患者却对肿瘤缺少足够的专业认识，医生懂得怎么治疗肿瘤，但是医生无法切身体会到治疗给患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尤其是治疗晚期肿瘤的过程当中，医患双方都知道我们的敌人十分强大，我们最后难免失败，但是，我们还是不停的想尽办法去对抗肿瘤，哪怕等到暂短的、微不足道的胜利。在这场残酷的，大部分结局会失败的战役中，在患者眼里，医生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温暖的天使？还是冷酷的机器？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能得到很好的答案。直到有一位患者的出现，他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这位患者是一位在高校任教的雕塑艺术家，我们就叫他张老师吧。张老师不幸得了肺癌，我们的主任给他做了手术。在术后的头两年，他恢复的很好。他又能画画、雕塑了，他非常高兴，用他的话说，艺术是他的生命。这个美好的状态维持了两年，两年以后，张老师的病情有了点小变化，他的胸腔里有了些积液，经验告诉我，情况并不乐观。张老师需要一种药物来控制病情，这种药物每个月需要1万元的费用。但吃了一个月药后，张老师提出不想继续服用了，原因是这个药有一种副作用，皮疹，很痒的皮疹，张老师觉得，皮疹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皮肤瘙痒他就没有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所以他坚持停药。我不是艺术家，我是医生，从医生的角度讲，有患者为了能画画雕塑拒绝治疗，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我知道，不吃药他的病情一定控制不住。经我再三劝说，张老师还是不同意服药。就这样拖了三年，三年以后张老师的病情恶化了许多。出现了胸腔积液、腹腔积液、骨转移，这些都是晚期肿瘤的表现。张老师的痛苦也与日俱增，向我求助也越来越频繁了。当他在电话里问我还有什么治疗方法时，我再次提出服用药物的事，这个时候张老师已经不能画画了，所以这已经不是他不吃药的理由了。但张老师还是拒绝了吃药，他坦白说，他除了药物副作用以外，还在为费用发愁。我对此十分不解，可以说，他已到了最后关头，再不吃药就性命不保了，留着金钱有什么用呢！又过了几个月，张老师由老伴陪着，亲自来到我的诊室。老伴说张老师有话问我。张老师行动已很不便了，坐下起身都需要帮助。这个时候我再次强调了服药的紧迫性，并坦白的告诉他，死亡的危险已经逼近。张老师坚定的拒绝了我的提议，他说：“我知道我已没有治愈的可能，如果耗尽家里的积蓄服药，顶多暂短延长我的生命，可之后呢，老伴又该如何生活？我并不怕死，我今天来，只想问问，我的病会不会导致长年卧床，需要拖累老伴照顾起居？”我告诉张老师，到最后病情会恶化的很快，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那一刻，张老师非但没有紧张，反而变得很释然。得到我的答复之后，张老师不想多耽误我的时间，他艰难起身，向我告辞，并郑重的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也郑重的回应他，可能我们都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张老师。两个月后，我从老伴口中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张老师是我遇到的一位很典型的，明确知晓自己生存目标的患者。从一开始他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拒绝服用具有副作用的药物，到后来为了家人能更好的生活，拒绝价格不菲的药物，他都做出了理性的自我选择。很难有标准来评判，张老师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张老师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已经完全掌握了疾病的信息、治疗的信息、治疗的副作用和代价，以及放弃治疗的潜在后果。后来我翻阅书籍，发现这种由医生提供专业信息，医患双方共同商讨治疗方案的模式，被称为共同决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医生不仅仅关注疾病本身，而是更关注患者的幸福感受。医生往往会在意患者怎么理解当前的病情和潜在后果？患者有哪些恐惧，哪些希望？患者在目前状况下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很庆幸，我在自己并不了解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就已经为张老师提供了这种医疗服务，我更庆幸我作为医生，我没有武断的否定患者的决策。
从那以后，我感觉我获得了与患者和患者亲属相处的法宝。我不单会了解患者的病情，还会关注患者的各种担忧和焦虑，他们对手术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的焦虑，对治疗费用的焦虑。和他们交流病情的时候，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只是一台提供数据和方案的机器。当然，这不可避免的会增加我的工作量，也不可避免的，我会让别人误解为喜欢聊家常的男人。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还记得，在我的门诊，有一位穿着得体、彬彬有礼的中年人，为他的老父亲咨询病情。他的父亲得的是晚期肺癌，通过翻阅病历，我发现在看我的门诊之前，已经有很多位医生对其进行了治疗方案的指导。但是，这位中年人还是不停的挂号，不停的咨询病情。在交流中我发现，他已经对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都了如指掌了，所以不是在获得疾病和治疗信息上出了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要反复的咨询医生呢，是不信任医生么？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我得知，生病的老人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儿子刚刚事业有成，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得知老人罹患晚期肺癌的噩耗。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是自己只顾忙事业，而忽视了老人的健康，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老人治疗的延误，所以他才不停的咨询，想要了解更先进的治疗方案，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了解了深层次的原因之后，我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这不是你的过错，肺癌具有发病隐匿的特点，至少有80%的患者，发现时即为晚期肺癌，你是一为孝顺的儿子，你已经尽力了。听了我的话，这位中年人居然放声痛哭起来，我知道，我的那几句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我感觉，作为医生，最有意义的体验来自于帮助别人处理医学无能为力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像这位中年人，我们永远无法让时光倒退，让他的父亲及时的发现肿瘤。我们能做的，是安慰。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别忘了，共同决策模式的前提是让患者尽可能全面的掌握疾病的信息、治疗方案的信息。对于晚期恶性肿瘤，我们常常会面临束手无策的窘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患者的亲人在问“大夫，还有什么治疗方法”时那种期待的目光。更忘不了在得知“毫无办法”时，那放光的眼神立刻变为惊诧，随后又慢慢暗淡的那种失意。在我刚刚独立出门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非常惧怕那种诧异的目光，那种目光好像在埋怨医生的无能。但是，渐渐的，我自己的心态也在调整，我知道，向患者和患者的亲人交待真实的病情，是我身为医生职责的重要部分，我无法回避。只有提供了这些真实的信息，才能避免过度治疗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甚至能够让一个家庭把握最后的珍贵的相聚时光。
演讲的最后，我想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医生，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一直以来，我们医生都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健康，保证生存。实际上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助人幸福。张老师的幸福是快乐的画画、雕塑，是让老伴的晚年生活衣食无忧，是有尊严的活着，不成为家庭的拖累。事业有成的中年的幸福是让老父亲享受到自己奋斗的成果，过上富足的生活。我们医生也有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是用通过医患双方的努力，尽可能免除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困扰，让患者有足够的活力和能力去积极生活。
很多患者和我只有一面之缘，很多时候，我们的相处只有几分钟。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他们愿意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一个陌生人，我相信这是源于信任，也是源于希望。我是阎石，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我愿意做那个最温暖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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