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
梁启超在每天傍晚5点复活，有时候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有时候在望京附近的咖啡馆。只不过，这种复活是有条件的，需要五星级酒店桌子的木质触感，傍晚阳光柔和的光线，耳机里要播放BBCClassic古典乐电台，还要有酒，服务员源源不断在酒杯里斟满红酒，梁启超才会重生，在写传记的许知远笔下。
许知远活得讲究，特别是在他认为与伟大有关的事情上，姿态很重要。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都有特殊的写作习惯，许知远说，他也有。每次动笔前，他都要洗手，把每一页写好的文稿打印出来，以排版格式一页页铺在桌面上审视，行距1.5倍，字间距110%，分毫不差。
不过，这个讲究的仪式总是伴随着混乱：他的一天从中午开始，也可能是下午，或者更晚；截稿日那天他可能交稿，更可能不交；在完成写作之前，他常常又冒出新主意，比如写个林语堂传、李鸿章传、钱穆传，最好去日本或者台湾转转再回来写……
相比于赚钱，对他而言，活着更重要的任务看起来更像是思考，以及做梦。他有很多愿望，收购《纽约书评》，练咏春拳，创造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成为像埃德蒙·威尔逊那样的人，如果临死之前还有点时间，他还要找个维密天使一起旅游，谈个恋爱，然后再死。
他至今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不喜欢房间里有别人”。他也不喜欢看球，篮球足球都不感兴趣，“不喜欢集体生活”。唯一热衷的运动，是每天下午游泳，一个人去。
没有人能左右他要说些什么，他会在颁奖典礼上，批评现场人很虚伪，都是在“假装点赞”，也会在为公司的新节目做宣传时，毫不犹豫地解释，“因为公司需要收入啊！”
只是，坚定的个体自由，如同他的写作开场一样，都只完成了一半。他一度是最有名的年轻主笔，但因为报社的不自由辞了职；后来他差点创造了最有专业精神的商业刊物，也很快分崩离析。
很多倡导自由思想的东西的诞生，都是他提出的主意—单向街书店、《单读》、《东方历史评论》—但很难说得出，后来他都做了些什么。他是一个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音频节目主持人，一个被人刷屏吐槽的尴尬视频节目主角，一个不知道怎么赚钱的书店老板，一个开会没点儿的思想刊物主编，一个拖稿的专栏作家。
在单向空间，许知远是类似吉祥物一样的存在。经营或执行都与他无关。有时候，他会突然冲着书店里的员工大声提问，我们这个月能不能赚钱啊？员工还没回话，他却已经走远了。现在员工们已经习惯，这是许老板的“一种象征性的关心”，有时候，这位老板还会“象征性地发一下脾气”，要求整顿公司纪律，开会不准迟到，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全公司迟到的最高纪录。
许知远说，这是自己的一大缺点，“我很浅薄”。“我喜欢知识，但是对纯粹的知识没有那么大热情和兴趣，对世界很多反应都是很感性的，不是思辨的结果。”他像是剖析实验白鼠一样，认真地描述着自己的毛病。他说，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有一样的毛病，“我们都很敏感，但不深刻，可以给很多事业开个头儿，但真往下深究，就得靠别人了。”
于威和张帆是许知远的老朋友、同事，也是一起创办单向街书店的伙伴。在他们的形容里，许知远是“天真的天才”，拥有“孩子般的单纯和热情”。
偶尔参加公司的产品讨论会，他会为大家念一段奇克果的书：“审美的人追求快乐，然而他是以讲究趣味和优雅的方式来追求的。”
这样的许知远呈现在视频节目里，招致了讽刺与批评。网络评论里有人质疑他的“装”，有人批评他面对女性时的态度，还有人反感他说话时不断蹦出来的大词。这个一直贴着“以思想为生”标签的作家，一时间似乎成了公众集体嘲笑的对象。但在《十三邀》带来最大争议的一期节目后，马东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他所理解的许知远：“其实许知远是积极和昂扬的，我们俩那天喝酒还说，他就像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从我的角度理解，这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还是独子，从小就很有安全感，他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乐观。”李翔说，他是许知远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又考上北大这么好的学校，毕业之后，迅速地变得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很有名，就是少年得志的那种心情，它会影响你之后看世界的很多看法吧。虽然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愤世嫉俗，其实他本质上，底色确实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许知远告诉来采访的记者，他很乐意看到以后自己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判语：“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
“这很高级。”许知远说，“这是灵魂。”
2017年双十一即将到来的那个星期，许知远到深圳出差，录制《十三邀》。
这次他的对谈嘉宾是一个深夜情感节目主持人。许知远花了不少时间做功课，坐在通往对话现场的车上，他一直念叨着他对现场的无数想象—去找找现在的工厂，现在的女工还会听情感节目吗？过会儿见了北大的学生也问问，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看待爱情的？
但是，现场并不似他的想象。在讨论他所关心的话题之前，几乎每一个见到他的年轻人都在向他提出质询：许老师你为什么老这么愤怒啊？你是讨厌这些嘉宾吗？你是不是天天焦虑家国天下睡不着觉啊？你老骂技术这不好那不好，但技术至少方便我们买东西、叫外卖了，你干什么了？
许知远只能一条条地为自己辩解：我不焦虑，不愤怒，不歧视女性，没有中年危机，并不忧国忧民，倒头就睡，从不失眠，“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浅薄的、乐观的享乐主义者”，“跟我接触的人，都知道我是很真的人”，我对嘉宾没有任何不屑，“我那是对于整个娱乐现象的（不屑），我对个体没有任何不屑，我跟他们私下关系都很好，姚晨有事儿会发短信给我，马东还会找我喝酒呢”……
后来，他给老朋友于威和张帆发微信，怎么人们会对我有这样的偏见？太奇怪了。他们怎么会这么想？“我并没有愤怒，我只是对于现实，提出一点我的质疑。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轻微的质疑就被当作愤怒了。”
但是他表现出不屑于回应的姿态，“如果一个人能被所有人理解，这得是多么肤浅的一个人啊！”
对许知远来说，外界评价是不太重要的声音，事实上，他也根本听不到。绝大多数时候，他只关注来自自己的声音。
“有时候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娱乐名人，或者是一个想出位的知识分子，其实他不是的。”于威说，“他的虚荣心不是拥有粉丝，扑过来找他拍个照，他最大的虚荣心是写一本真正代表伟大的好书。其他的都不重要。”于威说。
这个想象以外的现实世界，终归有很多地方让他感到不舒服，比如，人们对于消费主义的极度热忱。访谈时，嘉宾告诉他，你可不要聊太久，我晚上要给我儿子抢双十一的礼物。于是，漫长的访谈在双十一抢购到来前结束了。晚上，他看着同桌的人紧张地刷手机购物，连喝了4杯酒。
“你说，万一将来真的有一天，中国有一个节日，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托克维尔，你是不是会幸福得昏厥过去？”在座的另一个人问他。
“那我就会对这个产生新的怀疑了。这太可怕了。”许知远说，“那时候，我就会谈论双十一的重要性。”
许知远渴望追寻伟大，这是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一以贯之的形象，从未改变。他在25岁时就在自己的书序言里明确地说，自己是“一位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在我前面遥遥站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伯特兰·罗素、埃德蒙·威尔逊、沃尔特·李普曼、让-保尔·萨特……”
在某些喝多了的瞬间，他甚至骄傲到有点忘形，希望定义自己是“一个贵族”，一个身边环绕着维秘天使的“东方赫夫纳”，一个类似于胡适那样的时代定义者，特别是在“定义时代”这件事上，他坚信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贾樟柯，“我觉得我们青年这一代就我俩了，应该没有别人了。”
覃里雯第一次见到许知远，是在家里招待朋友吃饭，而许是最特别的，他“非常有激情，非常有亲和力”，也拥有难以解释的“巨大的雄心和自信”。
许知远小时候在苏北乡村长大，父亲常常不在家，他跟着做女工的妈妈，6岁才搬来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家里非富非贵，他说自己跟埃德蒙·威尔逊这样的人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也能成为这样的人，你会觉得很神奇。”覃里雯说。
方可成见证了这个时间的许知远。许知远在北京大学的新闻学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方可成已经记不得当时他究竟说了什么，只记得他不停地在黑板上写着一个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外国人名字，写了整整一黑板。“当时许知远不停地问，知道这个人吗，基本上整个上课过程就是说，你们真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那时候，他和朋友们闲聊时，最常提及的是一个德语词zeitgeist，时代精神。这个受欢迎的年轻主笔，想要名垂千古，想要巨大的影响力，想过特别刺激的生活。他的参照目标也都很伟大：亨利·鲁斯24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27岁引领新文化运动……
Burning，是他在形容年轻时的日子时最常提到的词。这个24岁的年轻人成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他的书写对象是整个世界。张帆说，在“经观”的那段日子，每周一的午餐都会变成讨论会，没人谈房价涨了，或是哪家餐厅好吃，大家在谈理想主义，谈哲学、艺术，“谈大家现在觉得无用的东西”。
但现在，很少有人再谈这些无用的知识。在北大深圳汇丰商学院，5个学生代表跟对面的许知远对谈。这场对话在第一个小时后就陷入了困局，许知远的脸涨得通红，语速越来越快。他生气了。
“刚刚所有的问题，我看不到你们自己。我感觉我在跟一群网民说话。北大学生关心俞飞鸿那期节目，关心这样一个被网络扭曲化的语言环境带来的问题，你怎么关心这些呢？你们从网上带来的那些社会情绪问题，那就不是个体声音，也不是北大精英代表的声音了。”
“我不想被人认为是精英。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精英。”一个男生这样回答。
这彻底把许知远气到了。“那你来北大做什么呢？”
“我觉得您说到的精英，改变时代的责任和使命感，不仅北大学生，每个人只要年轻都有。只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改变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是我们的精英化，我们的做事方式，您不是很能理解。我们做事方式不那么尖锐，有时候也不会像您表达这么直白。”
这不能说服许知远。他并不认为自己不了解年轻一代，“你们非常好理解啊”，“被一些基本的人生渴望所驱动着，就是这些东西嘛”。想象以外的现场状况让他陷于持续的焦躁不安，对话全场两个半小时，他一直在讲自己的观点，直到结束都没想起来，他本来是要去跟青年对话，去听听他们的声音。
在深圳，许知远最重要的一个采访在一个办公楼的天台上进行。从傍晚到天黑，他喝了一瓶又一瓶啤酒，烟灰缸被烟蒂全塞满了。这场对话，多半在讨论女性。在一些瞬间，他被问住了。
—你为什么要鄙夷姚晨？
—为什么要让俞飞鸿重看带有性隐喻的电影片段，还在一旁咂摸她的反应，你不觉得自己很猥琐吗？
—得罪了女人都不知道，你怎么谈恋爱啊？
许知远喜欢漂亮姑娘，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许知远无法招架女性话题，这可能也是一个事实。对熟悉他的好友来说，这个“姑娘问题”，是阻碍他成为想象中伟大人物的一大原因。
姑娘，是许知远在描述美好生活时经常使用的名词，也是跟男人熟络关系时，为打开话题常用的必杀技—这里姑娘好看吗？上学、工作、插队的时候，你也谈姑娘吗？
这种方法屡试不爽，直到面对哲学家陈嘉映，这一招失灵了。陈嘉映非常认真地回答他，“谈得特少……”这是许知远想象以外的答案。他马上回复，“虚伪！陈老师！虚伪！不求真！”
“许知远关注历史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但人类历史是长期漠视甚至排挤优秀女性的，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内。而许知远对这个边缘群体沉默的历史没有兴趣去增加认知，从而不自觉地参与了这种漠视。”覃里雯说。
如果仔细看一下他在节目中所选取的女嘉宾样本，就会发现，它遵循的是一个非常单一的标准：“一个女性必须漂亮，带着一种取悦于男性的气质，她才能够脱颖而出，进入男性主流话语之中，得到一个对话的机会。”
她向许知远提出了这个质疑—《十三邀》里基本是男性，他们在各个行业有所作为，但也未见得那么完美，他们可以被选中成为嘉宾，可是同等资质、同样天分、同等努力的女性，却是被漠视的。女性被选中为对话伙伴，她首选需要成为欲望的对象。但当时，许知远一直在回避这个话题。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女性境遇的无知，已经变成一种潜在的傲慢。在专栏里，他这样形容曾经见到的女记者：“会议室里的面孔我几乎都是陌生的，年轻得令人惊讶，而且几乎都是女性。像是将几个大学女生宿舍突然平移到了这里……她们都很规矩，很少表达意愿。或许在她们眼中，我已过分陈旧。”
然而，回到这段文字发生的现场，当时真实的情景如下：许知远进入会议室，马上高声这样说
—“怎么都是女生？”
—“哎，我不是歧视啊，只是惊讶，媒体已经衰落成这样了。”
—“我觉得男性代表生命力。一个行业如果没有男生加入，就说明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
在这样的初次见面寒暄之后，会议室安静了。
或许值得肯定的是，面对批评，许知远是开放的。在那场女性话题尴尬对谈的返程路上，同车的男人批评女嘉宾，抨击她的提问纯属想红、想博出位、没想法纯找茬，只有许知远没有参与这场男人的围攻，一个人站出来替女嘉宾说话，“我觉得她挺好的啊，她给我挺多启发的。”
而在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发言有所偏颇后，他主动找到当事人道歉，“当时给你们留下了那么不愉快的回忆，对不起啊。”
“对女性意识这块儿，我没那么敏感。”许知远说，“我觉得人的概念在这个时代被压抑了，所以我首先关注被压抑的人，至于为什么不对其中的女性更敏感一些？我没法面面俱到吧，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
在2017年末的一个傍晚，许知远用了两个词形容自己的缺点，一个是浅薄，一个是轻浮。
许知远定义的浅薄，是热衷感性认识，不够深刻。相比之下，轻浮是更严重的问题，“我对做出批评的姿态感兴趣，对批评对象并不是真的感兴趣。”
很长一段时间里，许知远对具体的现场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从书本到书本”，只有在那里，伟大才会诞生。
2004年5月，阿拉法特病危，在巴勒斯坦的首都拉姆安拉，街头燃烧着轮胎，亢奋的青年打着标语游行。历史正在眼前发生，就在现场的许知远却站在电线杆底下，读一份酒店里拿出来的《纽约时报》。
当时的他这样解释，“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从书本到书本的状态，终于在无数次重复后失效了。用词越来越重复，论据越来越相似，连批评的观点都开始雷同，充满了“许知远式的忧伤”，这让渴望伟大的作家感到焦躁。
奥运会的前一年，他决定离开北京，穿行中国。“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让我从书本世界进入到更现实的一个世界……我开始逼迫自己去观察真实的世界。”许知远说。
在深圳采访时，许知远去了市郊的工厂。下了晚班的女工们聚在工厂外的小花园，和着强烈的鼓点节奏跳广场舞。女工身上的具体故事，承载着这个时代的种种信息，这也是许知远很想了解的真实。
然而，在这样的现场，他没说话。远远观望了好一会儿跳舞的女工后，他走到距离广场最远的大排档，坐下点了瓶啤酒。他拒绝去广场舞那边搭讪，“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心羞涩的人？要是我能做到这些，我早就红了！”
最后，工作人员四散在广场上，试着找人跟许知远聊聊。在等待的短暂时间，许知远突然说话：“中国有很多记者有原生态崇拜，我没有。他们以为每一个原生态的中国街头，都有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不这么认为。”
这就是重回现场的许知远。他并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也没那么珍视具体世界的复杂性。但对于习惯想象意义的许知远来说，他去了现场，这已经算得上一点改变。
更大的改变在于，在不写梁启超的休息日，许知远开始记笔记，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感受抒发，里面出现了更多具体的面孔。他去了大火后的聚福缘，也到已然空无一人的新建村转了转。诸如此类的现实是今天的许知远关注的素材，而它们都是一个更年轻的许知远不会在意的瞬间。
“这本书（《梁启超传》）让我变成一个非常practical的人，过去很多年轻人的妄想，现在变成很具体的事情。我现在不太讲那些大词了，我要寻找无数个细节去构筑这个东西。”许知远说，“知道自己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也实现不了，那就尽量在能实现的范畴里做得更好一点，就没那么多内心的纠结了。”
他常常自己打车去新闻现场，在天津爆炸后，在北京的雾霾中，在拆了招牌的街头。很多时候，在那些时政社会记者放弃报道的地方，还能看到留在现场的许知远。
41岁这一年，许知远的单向空间终于赢利了。然而，追寻伟大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买下《纽约书评》的梦想越来越远了，他没有成为一个像埃德蒙·威尔逊那样的人。
纯粹的伟大开始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他开始拥抱之前认为庸俗、无聊、烦人的东西，比如美食和旅行的娱乐节目。“思想成就我仍然渴望，但它不是我唯一的渴望了。”他说，现在生活的乐趣来自旅行、音乐、酒和姑娘，“就这些，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不过，那个追寻伟大的愿望依然会在每个傍晚5点到来。那种久违的Burning的感觉，会在写完《梁启超传》序言的午夜重回这个作家身上。不过，这事并没准儿。如果赶上作家先生犯懒拖稿，或者喝多了，也可能一整晚上都不会出现。
许知远所写的这个梁启超故事，偶尔会让人产生错觉，似乎正在阅读的是作者本人的经历—一个少年得志的年轻人，因为学识早早卷入了历史变革。他突然成为京城一家报纸的主笔，一时挥毫天下，没人管的时候多写点，御使要参他的时候，就稍微老实一阵子。
在文字中复活的梁启超不再说慷慨激昂的革命大道理，他活在一个个非常具体又充满人情味的细节里。进京赶考的那一年，这个来自广东的年轻人喜欢去哪里逛店、在哪儿吃饭。遇到康有为的他备受冲击，就像是“一个在补习班学考试的人，突然碰到了罗振宇”，人人都在说革命、变局，就像是现在时髦的人都爱大谈一番AI和ICO。
许知远终于成了五环内甚至全北京最特别的一个创业者。他自由、散漫，“满脑子无根据的天马行空”。在单向空间，员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会。比较准确的答案是，“许老师想起来的时候”。
“许知远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发生变化，包括对他热爱的东西一以贯之的激情，还有对他不喜欢的东西一以贯之的鄙视。”于威说。41岁的许知远，依然每天保持蓬勃的创作力，他还是常常突然拿本书，把正在楼上办公的于威拉下来，兴奋地描述新的写作计划，像是一场无穷尽的新想法发布会。
“我觉得老许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很容易被真正的思想的光芒照耀和打动，每天80%的时间都是被这些占据的。他是很难被我们所说的赤裸裸的现实生活侵入的人吧。”于威说，“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你们这帮人太可笑了，他活得比谁都美啊，而且人家也不缺钱，从来没有活过那种穷酸和窘迫的生活。”
现在他的书能够以精装本的形态出现，“享受一名中老年作家的待遇”。虽然偶尔还是会做一下梦，期望自己的书能“卖得像周杰伦的唱片那么多”。冬天冷得不愿动笔的时候，和书店里的猫一起窝在暖气旁的沙发里发呆、思考、想下一个选题。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有一些益处的话，我觉得是在世俗意义上让人们意识到，原来这样遵循传统方式，依然可以生存的，而且过得还不错。”许知远将这种意义定义为“无用的价值”，“能不能在一个充满这么多钢筋混凝土，这么多信息的焦虑之中，有一些小小的独立空间，大家在这里能够阅读海明威，听莫扎特，谈论那些非常不实用的东西。”
当然，偶尔还是要反抗一下的。虽然坚持“不看评论，不作解释”，许知远还是在隔天专门发来了信息，那是在傍晚写作时间发来的一大串理性回应，“解释一下我的不喜欢解释，因为我身上有一种对现实的疏离感，现实对我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一种对更恒定的价值的渴望……”
那么，这种更恒定的价值，找到了吗？
“在找啊！”他马上又回到了不耐烦，“这不得找一辈子吗？”
作者：李斐然
来源：《人物》2018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