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贪心的人
李一诺女士患上了中耳炎，在断断续续烧了近两周之后，这天下午，她遵医嘱，取消了晚上飞多哈参加一场教育论坛的航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让自己闲适起来，她安排了《人物》的采访，见缝插针。此时她低烧未退，脸上浮着一层蜡黄，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好状态。
她没把这些当回事，还向《人物》记者提议，“咱们别傻坐着，那多没意思啊，出去走走啊。”她引着路，直奔离她家不远的朝阳公园。2017年11月中旬的北京，偌大的公园人迹寥寥，风在空旷中呼啸着横冲过来。像忽略低烧和中耳炎一样，她也没在意冷风，只管兴致盎然地一通走，步伐和语速都快得惊人。要跟上她的节奏，必须全神贯注。
采访前两天，李一诺迈进了40岁的门槛。她不避谈年龄，甚至生日前5天还在个人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人到中年的感言，《生于1977》。没有小情小调、伤春悲秋，她谈衰老和死亡，消失的故乡和谋食的异地，中国与世界的变化，个体的力量，乃至人到中年的理想主义—宏大的议题很容易陷入无解的茫然，但她交织着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开出了一份解药。
她称自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如果给人生画一个曲线图，她的那根线飞扬得惹眼—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创新学校一土学校的联合创始人，学校成立一年多了，吸引了不少媒体的报道……以及，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从商业到慈善，再跨界到教育，这就罢了，她居然还能兼顾家庭。凭什么她能同时做这么多？这是她最常被问到的。
“做个贪心的人”，她这么主张。李一诺不止一次公开地讲“贪心”和“野心”。有时是在“奴隶社会”公号上，有时是在受邀参加的论坛中。她知道这么说会招人骂，可她还是选择了自我暴露：“贪心一点，想要就要”，以及，“野心不是件坏事情。”
她厌恶无效的市井智慧，比如，女生不能学理工科、女人生了孩子就不能干这个……她信奉“从‘目标’开始，而不是从‘限制’开始”。
这让她成为国内少有的公开宣扬野心的女性之一。有人喜欢她，愿意追随她。2017年6月，她在“奴隶社会”上发了篇招志愿者的文章，《一诺：和我工作一年》，她给这个招人项目暂定的称呼叫“一诺Fellow”，要做的事情，和她相关，和一土、公益相关。一个月内，竟收到了1000多份申请，而她只需要10位。
但也有人觉得她的布道不过是碗“鸡汤”。知乎上，针对“女性家庭和个人追求怎样尽量平衡”的提问，她描述自己的“贪心”和不设限，见山开路，见水搭桥，还秀出了靓丽的马甲线照片。很快，有人反驳她的观念太过精英，忽略了普通人有限的个人选择和经济能力，还有人在评论里猜测着，“坦白吧，你家几个阿姨司机围着你转，给你管孩子？别来这里误导大家了。”这条得了200来个赞。
她家有一个阿姨。晚上尽量由她或先生接娃放学和哄娃入睡。她习惯在10点后继续工作，深夜里写好公号文章，《人物》记者不止一次在凌晨过后收到了她发来的最新的文章预览。此前《人物》拍摄，她会在发着烧拍摄的间隙抽出一本书来看。还有一次，她在跑步机上接受了一家自媒体采访。
她有一套自己管理时间的“理论”：事情不分“正事”和“闲事”，凡是规划过的事就尽力去完成；最浪费时间的事情，不是因为时间表管理不好，是跟错人，走错方向；把想做的事情做了，其他事情会自己消失，时间会“自己管理自己”。她还有一个两分钟法则：看到的事情，2分钟能做完的，都马上行动，即时清除。
也有人诟病李一诺的跨界办学。不懂教育，怎么就敢办学校？怎么能做好？
但同为麦肯锡出身的邱天却欣赏好友身上这份突破边界的勇气。在她看来，这种勇气有一部分是基于在麦肯锡的训练有素。在麦肯锡，客户花大价钱购买的咨询服务，一般都是用来解决棘手的项目。常年在麦肯锡工作的人，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迅速了解一个行业框架的能力。这让他们离开麦肯锡后能如鱼得水地进入各种行业，对行业的边界不太恐惧。
“现在如果让我去做一个校长，了解教育体系怎么回事，可能一两周，我就可以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这是麦肯锡给我们的训练。”即便如此，邱天也觉得李一诺胆子太大了。“我们做过好多项目，知道一个项目真正要成功实施，是需要抽丝剥茧不断往前推进的……在执行方案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调整、摸索、领悟才能继续往前推。”
但邱天笃定，“一诺知道她自己选择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
“我们很怕的都是泯然众人。”李一诺的好友、大学时期的同学、同样履历开挂的科学家颜宁这样理解闺蜜的选择。至于为什么李一诺可以办成那么多事，颜宁的回答是一记反问，“你不觉得好多时候，都是人自己作茧自缚吗？”
这对好友的逻辑，几乎如出一辙。
李一诺的茧，是30岁以后才破的。
此前，她是顺风顺水的学霸模式，从山东保送进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又一路成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她是优等生，直到开启真正的选择：察觉自己对科研之外的真实世界的巨大好奇，博士毕业后入职了麦肯锡。
少数裔、毫无商科背景，比起跟她一起入职的MBA毕业生们，28岁的她，突然从一个“聪明能干的学霸”成了“啥都不行”的边缘人。
开会躲在一角，发言畏畏缩缩，别人讲的听不懂，每日担心自己会被炒掉，自信全线垮塌。这样的低谷一直持续到半年后，她做的一个数据模型获得当时麦肯锡的一位全球副董事的当面夸奖。
来自他人的认可，成了她建立自信的开始，也是她在麦肯锡的重要转折点。她开始领略做咨询与做科研的相似之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看到核心问题在哪儿。以及，也开始觉察到性别文化下女性的短板正是自己的限制。
比如，女性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不愿去做那个扭转大局的人。而男人呢，“我来了就要有个声音有个观点，哪怕这是一个bullshit。”
身边的男同事给了她不少启发。一次在讨论某个问题时，她一直在发言里说各种问题，一个项目经理听不下去了，当着一屋子人的面，他直接将小黑板的笔递给她，说，一诺，写下你的解决方案。在另一场角色扮演的工作坊中，一位同事扮演销售主管，抱怨个不停，他的搭档直接将一只黑椅子放在他身后，摁他坐下，然后推他到中间，“现在你在驾驶座，你来驱动。”
女性似乎很不容易站出来发出自己的主张。“你是谁呀你凭什么呀。”李一诺描述着一度扎根在她脑海里的声音。她把这种耻感总结为，“你太在乎你自己了。”
一次，她的职场教练问她，你是不是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非常特别？她说的确是，“我一直觉得我挺特别的，你看就我成绩好，就我能把这事说清楚……”教练告诉她，这种强自我一方面能给人带去信心，另一方面也能陷害人，因为这会让人觉得，什么事都是关于我，成了是我，不成也是因为我。
“女性是很不容易‘不要脸’的，非常容易自我怀疑……我们特别害怕被评判。”在她看来，“不要脸”是一个境界，不再在意自己，在意的是事情能不能成，只要事情值得做，自己的姿势不好看没关系。一旦突破了这个阶段，“慢慢地把你小女生的这些东西转换掉……你的女性的光环就显示出来了。”
参选合伙人是她麦肯锡生涯中的另一重要转折点。
当时，已经做到了全球副董事的李一诺遇上了个她特别讨厌的同事，那人“傲慢、做一说十、时常不兑现承诺”，级别还在她之上，给她发号施令。“就想我不干了，我为什么跟这种人在一块呢，这种烂人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生命。”另一位比她早一年进入麦肯锡的女同事问她，一诺你是不是觉得你做的东西或者你做的选择就是对的？你要想让你认为对的东西能被执行，那只有你自己当领导。
这些对她有极大的触动，她意识到，她需要“赢”，想赢。而之前，她不过是“想被认可”。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适应自己的野心勃勃。从不大敢公开讲自己想成为合伙人，转变成主动去找所有合作过的同事聊，去获得他们的支持（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的评价机制是，公司会委派一位与申请人无任何接触的资深合伙人做甄选者，他会寻找申请人过去三年里共事过的同事听取反馈，最后形成一个综合意见）。
聊着聊着，她觉察到，这种“想要就要”的自我暴露反而让自己更真实了，“承认自己不够好，这就是我，真实地去跟别人讲我现在的想法，我擅长什么，我享受什么。”
2011年，34岁的李一诺成为了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她告别了6年前那个藏得严严实实的自己。
更进一步站出来则是在3年后。2014年的除夕前一天，正怀着老三的她看到身边的年轻人被所谓市井经验误导着：当时家里亲戚的小孩找工作，跟她聊起来找工作的方法，说起市面上一堆不靠谱的面试指南，端着装着，表面花招；以及当时她的一个清华生物系毕业的师妹，跟她说，自己现在就是想去当一个中学的生物老师，为啥呀，因为有户口。
李一诺被先生华章撺掇着开了公号。从面试的学问写起，她开始了自己的输出。不仅自己写，还邀请了身边一众麦肯锡的朋友们写。这一写就没停下来。
邱天是最早一批“奴隶社会”撰稿人之一。她们活跃在一个三四十人的群里，一半以上是麦肯锡的同事。在这期间，她才和李一诺渐渐熟络了起来。邱天发现，李一诺对稿件的甄选范围比她宽，有些她不喜欢的稿件，李一诺却可以欣赏其中的好。“她并不笨，她可能也看到这个观点的不足之处，但她包容。她能够看到这里面的美，力量，看到这个作者的独立思考，也容易打心眼里被那些作者和文章感动。”
邱天觉得，聪明人容易看到系统当中的很多问题，也容易变得傲慢，李一诺却不。
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即将迎来一位新任首席代表。当时办事处里的很多人存疑，一诺这么年轻，她行不行？她才三十几岁。
2015年，李一诺降薪2/3，从麦肯锡跳到了盖茨基金会，像是一场“职业自杀”。但李一诺知道，她追求的不是钱，也并不甘心于只解决商业上的问题。她的野心更大，渴望参与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
第一次见比尔·盖茨，与他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谈中，盖茨说的一句话格外打动李一诺—他开始关注生意以外的事情之后，发现在解决全球维度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的空白是巨大的。
这是一份面临更多复杂问题的工作。首先，盖茨基金会工作的核心是解决更大的、更复杂的、着眼全球的问题，包括支持中国加快实现自身一些重大健康和发展领域的目标和进程，如公共卫生领域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控烟等；以及，支持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这只是摆在明面上的复杂。
更棘手的暗流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刻板理解。入职后，她发现大家对中国工作有许多误解、担心和压力。在盖茨基金会的高层里，除了她和中国办公室，中国人和中国的声音很少，大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基本来自于西方媒体的报道。
比如，盖茨基金会的一大块业务是推进全球农业发展，“我说你们既然要解决农业问题，靠农业脱贫，而且是以小农户为主的脱贫方式，为什么没有人去看中国的模式呢？当时就有一个人说，我们不看中国的模式，因为中国不合适，我说为什么中国不合适呢？他说因为中国的体制不一样。”
她带领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花了9个月做战略，分了四大块，第一块就是讲中国的农业，用英语，用他们能听得懂的方式去分析中国的历次农业改革。
“写东西，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中国。讲中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安排他们尊敬的人讲。”她开始策划一个GetSmart on China（聪明看中国）系列，邮件群发给盖茨基金会中国以外的同事，每两周一发。春运、微信、摩拜、中国的教育……都被她写入其中。
这种行动力，让余进拍案叫绝。余进也是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她在一篇写给“奴隶社会”的文章中分析，“很多精英素质都是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但）如果觉得不够超级标准不一炮打响索性不做反而制约了行动力。”而李一诺是，“想到就做到，从能做到的先开始。”
三年来，可以说她的成绩斐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核心预算涨了四倍，开始了支持中国扶贫，支持中国药监局改革，中国农业经验支持非洲发展等新的大项目，还有更多西雅图的项目团队将中国纳入自己的核心战略，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来实现全球项目目标。更有意思的是，GetSmart on China系列出现了跟风版，比如，印度办事处搞了一个InsightIndia。
不受限于完美主义，想到就做到，在《人物》记者的采访中，不止一个人提到李一诺的这个特质。她的前同事、好友Shine记得，一次回到北京，李一诺和她临时约了一场公园野餐。这天晚上两人都忙到很晚，Shine担心来不及准备，李一诺说，别担心，我都有。Shine寻思着，怎么着也该有水果吧，也许还会有一个野餐垫吧。第二天，她眼见着李一诺在家门口包子铺里买了三十来个包子，当时就懵了。“这感觉很不一样。你能看见她在里面释放出来的自由度吧。”Shine说。
李一诺自己的经验是，“人类社会，最擅长做的就是建墙。”如何做一个砸墙者？“从人开始。意识到不管多么吓人的名头，后面都是一个真实的人，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世界，聊聊天，从他的角度看墙。”以及共赢——“我的成功不意味着你的失败，不必零和。砸了墙不仅帮助我，也帮助你，所以一块玩。”
这样的信念和方法论是鼓舞人的。美国人Kathleen是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战略副主任，她说，“一诺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希望能跟上她。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可以改变些什么。”
结束了朝阳公园的暴走后，天色已暗，采访继续。李一诺这才盘着腿坐在了家里的沙发上。她和华章没买房，住的地方是租的。
家里的一层，基本上成了半公共空间，承担着会客厅、一土学校管理团队的会议室等各种功能。蓝色的氢气球们飘浮在一侧屋顶，就像是刚刚结束了一场派对。门口的鞋柜处，往往白天挤着一地各式各样的鞋，到了晚上，鞋随他们的主人离开了，这一带才清爽了起来。
5点多，孩子们放学回来了。三只生猛的小兽挨个儿扑进她怀里，最小的妹妹更是赖着不走，还在妈妈腿上打起了秋千。
2016年，当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李一诺决定办一土学校时，邱天震惊极了，“在中国办学校是超级难的一件事，一定会克服很多体制上的困难。教育这是多么大的责任。”
颜宁却不怎么惊讶，“当时已经有端倪了，她要给自己的小孩找一所合适的学校。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有一点点小焦虑，说她的孩子怎么办，她有三个孩子。”
“把自己欣赏的一种模式实施出来，很典型的一诺。”颜宁说。
2015年风靡硅谷的新型小学AltSchool刚出现的时候，李一诺和华章两口子立刻就给大儿子安迪报了名。那年12月底，两口子还去了加州参观了可汗实验学院，900平方米大，50多个孩子，7个老师。学校介绍的第一句话就打动了李一诺—“可汗实验学校的建立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年轻人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当今社会的认识。”
比起国内“到处弥漫着的一种所谓为了孩子‘前途’的焦虑情绪，远远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可汗实验学校的信仰太清澈宜人了。
作为互联网领域的持续创业者，华章早已思考过AltSchool的模式。他怂恿着妻子，“一诺是做管理咨询的，然后我是做互联网的，我们家一次提供两个嘛，这就容易了很多。”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讲，“就是创业嘛，我们就缺一个懂教育的，然后我们这三个人的组合，别人是很难凑出来的。”再加上“奴隶社会”当时的40万粉丝，用户基础也有了。
李一诺动了心思。
是要迎合所谓焦虑的心态，还是跳出来，重新来看教育的本质，他们选择了后者—绝不能把学校当一个典型的生意来做，而是要做成社会创新的项目，这也意味着，做高品质的教育，但不把教育当成赚钱的工具。
“钱呢？证呢？学籍呢？地方呢？老师呢？学生呢？这我都明白，也想过。不过还是做了决定要做这件事。”李一诺边说边轻松地笑了起来，“说实话就跟怀了一个非常不安分的想法一样，很紧张我当时，因为没干过嘛。就好像今天咱俩决定去做登月火箭了一样，就觉得这事儿挺不靠谱的。”
2016年4月1日，愚人节，她在“奴隶社会”上发了一篇《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将自己办校的决定广而告之。光预览版，阅读量就有个小一万。正式推送后，“哗啦哗啦哗啦”，李一诺形容着，八百多封反馈邮件就来了。就像做一个高效的项目管理，李一诺记得那段日子没日没夜的，筹办一土的微信群，“真是24小时，哗啦哗啦干活。”
一边做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一边运筹一土。从0到1，他们花了170天。9月1日，一土学校开学了，开学典礼选在了故宫的文渊阁。“然后真起来了呢，逗吧！”
也是一通砸墙的过程。她不想把学校做成孤岛，而是做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生态，“让很多原来和教育不沾边的资源能投入到基础教育来，能有体制内，体制外，教育，管理，技术，互联网这些领域的人和资源良性互动，得到1+1大于N的效果。”
一年多下来，一土的学生从三十来个变成了一百多个。一土还将教师培训作为产品，卖给了为北京市公立教师做培训的北京教育学校—2017年在四个区县新入职的1200个新老师参加了一土设计的教师培训。
有时，她会像个男人一样吹嘘，绝不谦虚，“牛津的教育学里边全是一土粉！”谈一土的愿景时也野心勃勃，“将一土做成教育界的麦肯锡！”但她也不怕露出自己女性柔软和脆弱的一面，“为资质和场地发愁，那真是愁，这张照片是去年为学校发愁，早上起来突然发现眉心出了一道血印，真是装都装不了。”甚至偶尔都不掩自己的悲观，“一土倒地的那一天，大家不妨预测下会是什么时候。”
“变成网红挺好的。”她对《人物》记者表达过。好友Shine也和李一诺聊天讨论过，如果非从财富、权力和名声里挑一个放在她身上，肯定是名声。李一诺同意。“她坦坦荡荡承认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意外。”Shine说。
“你非要让我在这里面选，肯定追求名，但并不是说我想有名，你明白吗？”对于这一点，李一诺直截了
当地说，“因为我觉得影响力对做成一件事是最有用的资本。”
影响力是工具，甚至她自己都是成就一件事的工具。她时刻提醒自己远离这种叙事模式—“做成一件事，是因为做事的人有眼光、有魄力、有能力、有资源、有领导力。这些也许都对，但又都不是根本。这种叙事模式的假设，是‘我’很重要，因为‘我’这件事才能做成。”她更认可的是，“做成一件事，其实首先因为这件事是一件对的事，所以如果不是甲做，也会有乙做。不是我做，也会有别人来做。我们如果有机会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恰巧在某个时间某个情境碰到了这个机会，来成为做成这件事的‘工具’。”
在Shine眼里，多年过去，李一诺变化之一是，她的ego变小了，她比以前更低调、更谦逊。“早年的时候还是有，就是说你不管是故意的还是不经意透露的，还是有一种很‘秀’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先说，先把标签打出来对吧—三个娃的妈，麦肯锡合伙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PHD。就是说对自己对得到关注和肯定和对光环的那种需要，这个东西在这几年我会认为它在缩小。”
但也恰恰因为自我的缩小，她反倒在某种更开阔的意义上完成了自我成就—在颜宁看来，因为一土，李一诺成了独一无二的theone。“她如果去做一个合伙人，去做麦肯锡的，拜托，世界上四大咨询公司，合伙人合起来好几千呢，youare one of them。那她做这件事情，you are the one，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骨子里都是有点追求。”
她有气场，又没有气场。她野心勃勃，但又不咄咄逼人。采访过程中，总能轻易收获到关于李一诺的这类评价。归根到底，她善于理解人，亲近人，更善于让人感到舒适。她打翻了传统观念里“强大女性必然不近人情”的刻板印象，甚至，你干脆不愿把女强人这种字眼安在她身上。
在一次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高层会议上，因为观点分歧，Alex和李一诺激烈地争吵了起来。Alex是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负责健康项目的副主任，李一诺从麦肯锡挖来的。
“Iknow the issue，we are not well positioned to do this！”
“Idisagree，we should do this！……”
“youare not listening.”李一诺打断了Alex。
“Yinuo，shutup，let me finish.”
这场伴随着拍桌子的高分贝争吵，以李一诺的闭嘴结束。她听完了Alex的想法，隔天又跟他去做了实地验证，最终她承认自己的想法是错的。
“我觉得有这个信任，你尊重对方，才愿意去跟她争论得那么厉害。我不担心因为我们吵了以后，她对于我有什么坏的影响。”Alex说。他有时会担心，李一诺同时做的事情太多了，他会直接跟李一诺讲，“你可以慢慢下来，缓一缓，再上去。”
她不想制造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强调每个人的心理安全感。
每一年，她都要和自己的员工一一谈话，倾听他们的想法和需要。这不是制度上的规定，而是她自己的做法。高级新闻官李光和她提到一件往事。2016年9月，盖茨基金会在纽约有一场大型活动，之后安排了李一诺去当地的一家电视台接受专访。李光打了Uber，但填错了地址，原本只需要5分钟到10分钟的车程，车兜兜转转开了四五十分钟才到。因为自己的失误而耽误了这么多时间，李光尴尬极了。而李一诺没责备他，还用了一句话就安抚了他，“访谈长了有长了的做法，短了有短的做法。”
他告诉李一诺，那句话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李一诺已经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但听到李光说这个事，“哎，我还挺感动的。”
Appreciate（感激、感动），在采访中，这个词从她嘴里高频出现。在她分析自己何以成为现在的李一诺的过程中，她屡次提及来自他人的善意和力量。
最感激的，还是她的母亲李莲娜。母亲是她的“rolemodel（榜样）”，从价值观到思维方式，母亲对她影响最大。
母亲是个“女强人”，40岁不到就在3000多人的化工厂做总工程师，副厂长，也是那里第一个女总工程师。有理想，有担当，这是母亲对她最大的影响。
李一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化工厂出事故大爆炸。“听我妈同事说，所有人都往外跑，唯有我妈朝着爆炸现场往里跑。我后来问我妈，你不怕死么？我妈说，那时候就一个想法，我是搞技术的，出了这么大事故，我不去看谁去看？”
母亲38岁时和父亲离了婚，但她从未看到妈妈真正低落过，而是记得，妈妈最爱挂在嘴边的话是，“都已经这样了，想办法呗。”母亲这种对待失败的态度，也是李一诺后来心理“强大”的一块基石。
而妈妈在她记忆里的一个最深的瞬间，其实是一件小事。
李一诺刚上清华那会儿，和很多刚进清华的学生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压力巨大。妈妈去看她，看她愁眉苦脸、压力重重的样子，最后说了一句李一诺至今都记得的话，“哎去它的吧，走，咱俩出去玩玩，放松放松。”
那个周末，校园之外，10块钱一斤的猕猴桃、遥远的天坛、小个子妈妈骑着有点够不到脚蹬的自行车的一幕，成为李一诺清华时光的一个大亮点。
在母亲李莲娜的讲述中，母女之间的故事有另外一番细节。女儿想得多，经常问她一些她都没想过的事。
李莲娜记得，李一诺上中学时，一天回到家就在屋里哭，叫她吃饭，还在哭。到底哭什么？李一诺说，妈，你看，老师在政治课上讲的东西，和走出校门以后看到的东西，差别太大了。她说，你看，我们改变社会吧，就像蚂蚁啃骨头，但是要社会改变我们，就像骨头砸蚂蚁一样。
想了想女儿的困惑，李莲娜给出的答案是，“我说丹丹（李一诺小名），其实呢，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创造小环境。我说你看，这是一个房间，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在屋里生一个炉子，屋里就会暖和。”
上大学后，李一诺跟李莲娜说，原来她拼命努力是为了进一个好初中，进一个好高中，进中国最好的大学，现在她进来了，却突然失去目标了。那么，妈妈，你说人活着为什么呢？
人活着为什么？李莲娜哪有空想。“说老实话，我真是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工作，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完了她这么一说，我就在想，人活着为什么？”她又是一边想，一边给了女儿一个朴素的答案，“我说人活着，它就和动物不一样……我说你一旦来到这个世上，你一旦已经长成了一个人，我说你就得为你周围的事情负责任。”
总之，女儿有病时，她有药。目睹了李一诺这么多年做的事，李莲娜说了几次“我觉得我女儿真的挺好的。”
她也知道女儿的难。每当李一诺被人评价说办学是为了赚钱或家里若干个阿姨围着转时，李莲娜总担心李一诺会去反驳，偶尔她发微信嘱咐，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我们不是为他做人，我们是为我们自己做人。
看到李一诺回她，妈，我不会的，李莲娜就放心了。她知道，女儿真的已经是个大女人了。
作者：张薇
来源：《人物》2018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