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燕放入火中
金燕兴高采烈地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作为一家影视公司的董事长，这个49岁的女人向门外的签约导演亚特宣布了一个消息：“我输了！我成第一了！我是（夫妻共债案中被索赔）数额最大的，全国第一！”
那是2017年9月底的一天，金燕刚刚收到律师的通知，她被索赔2亿元的夫妻共债官司败诉了，这意味着她从此将背上两亿巨债。亚特向《人物》记者回忆，自己当时感到困惑，“这事你还那么骄傲？”金燕很淡定，“接着打！”随后又嬉皮笑脸地问，“我是不是也得去上访啊？”“她的劲儿是那样的，她不会愁眉苦脸地就坐在那不说话，或者把门一关不出来，一下就蔫了那种。”亚特说，“要搁我我就跳楼，两个亿我拿啥还啊？”
债务来自于她著名的丈夫—小马奔腾影视公司创始人李明。李明是影视业的大佬，出品过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建党伟业》、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他外号“大狗”，无论是大他9岁的张黎还是大他20岁的吴宇森，圈内人都叫他“狗哥”。2011年，小马奔腾融资7.5亿元人民币，创下当时中国影视业融资纪录，彼时被看作能与华谊兄弟相匹敌的影视公司。也是那一年，在小马奔腾谋求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中，建银文化领投4.5亿元。投资协议之外，建银文化与李明、李明的姐姐李莉、妹妹李萍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协议写明，若小马奔腾未能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建银文化有权要求小马奔腾、实际控制人或李萍、李莉、李明中的任何一方一次性收购建银文化所持有的小马奔腾股权。
小马奔腾原本走势大好，但2014年1月2日，李明不幸心肌梗塞去世。原本不参与公司事务、在家照顾女儿、开着一家素食餐厅的金燕被推上董事长之位。金燕声称自己在两三个月后才得知这份对赌协议，而小马奔腾没有实现上市要求。但她执掌小马奔腾不到10个月，就被罢免了董事长职务。出局后，金燕和一部分原小马奔腾员工成立了一家名为“正在发生”的新公司。此后，建银文化追偿小马奔腾，其中，金燕被索赔2亿。
“论际遇，我够自杀N回了。”得知一审败诉后一个月，金燕在朋友圈里写道，“屈辱，侮辱，剥夺，不公，不义，我已相处了三年九个多月了。
当所有员工都知道这样一个官司时，已是金燕一审败诉后。在此之前，金燕觉得赢是“板上钉钉的事”，压力不大。但败诉消息传来，和在公司表现出的镇定不同，金燕刚开始心里也咚咚地乱跳，惊慌恐惧，“这是（关乎）身家性命、粉身碎骨的一件事，活不了了。”这4年里，作为李明的遗产继承人之一，金燕同时面临着十几二十个官司，在这其中，与建银文化的官司索赔金额最高，且一审判决结果“悬了10个月”。“大事一来反而倒平静了，（悬念）掉下来了，那泰山崩就崩了，也不能说，啊，我不活了，没办法，就只能应对。”
金燕很快进入解决问题模式，她本来就是极其干脆的性格。上诉费104万，她跟朋友东挪西凑才赶在有效期内的最后一天交上了款，“连律师都捏一把汗，都出冷汗的，交不上钱那就认输了。我立上案了，我可以有权利继续在这个战场上打一仗了，如果没有，那直接就死掉了，我认输了。我不能认这个输。”
她为上诉做功课，研究起法律，在朋友圈里开玩笑说，“现在这个年纪了，考律师证改行，还有戏不？”多年没用又用不顺溜的微博也重新用上了，“我得发声，我不能关门打狗吧，那我就微信上、微博上叫唤了。”在梨视频的采访视频中，金燕戴着黑框眼镜，长发夹在后脑勺，双肘撑在沙发上，怒目圆睁：“出的这个债务我是不认的……我坚决不同意，打到天庭去。”
那段时间，亚特隐约感觉到金燕的焦虑，他从金燕夜里好几点还发朋友圈，以及她的女儿、助理那儿得知，“（她）睡得不踏实。”
焦虑直到1月17日终于有所缓解。早上10点起，金燕的微信一下“炸了”，大伙齐刷刷给她转发同一条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这条司法解释明确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原则上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举证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金燕的律师张雯的说法，新的司法解释将为二审的裁决提供更多的参考，“还是可以抱着一个比较谨慎的乐观（态度）。”
这一天，金燕在电话、采访、开会的忙碌中度过，刚收到好消息时“我是不是要解放了？”的激动心情很快就沉淀下去。朋友们显然比金燕激动得多。晚上七八点在公司楼下她开的素食餐厅吃晚饭时，她没来得及吃，一个劲地回复微信，“我这儿都已经疯了，我说你们还给我转什么，我还不能不理人家是吧，我还谢谢你告诉我，完了正经话都沉下去了，都耽误事了。”
她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个版本的《上海生死劫》。作者郑念在“文革”时期丧夫、入狱、丧女，她想好好看看这位上海女性怎么优雅地面对悲惨人生。“万一出事我想就得这么活着，我提前都做好准备。”
“没有感觉她有被打击成什么样子，完了完了，世界毁了，垮了，这可怎么办呢，没有。这个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这个女人内心比较强大。”前小马奔腾董事长秘书、正在发生副总裁高晗向《人物》评价金燕，“我们老开玩笑说，这他妈就叫老大的女人，大嫂就应该是这样，见的风浪多。”
亡夫、被罢免出局、夫妻共债，这是金燕在过去4年里背负的一座又一座大山。她身经百战，练出了一颗“金刚心”，“我现在就进入了一个百毒不侵（的状态），谁也伤害不了我。”
2014年1月15日，在八宝山最大的追悼厅里，1000多人来参加李明的追悼会。这位影视行业里的大佬生前受人敬重，他一米八几的个，大眼睛，方寸头，爱穿军靴、工装裤。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张一白、宁财神、兰晓龙、芦苇、束焕等导演编剧在李明去世后轮流守在他的遗像旁，吴宇森也从《太平轮》剧组赶到追悼会现场。
追悼会上，小马奔腾原常务副总经理郭燕鞠完躬，跟金燕拥抱了一下，“她跟我说没事没事，还挺坚强的，结果后来等狗哥的棺材抬出来之后，里边哭成一片，金燕哭得我看到她就被架着出来上了车。”如今，金燕对那一天的记忆已经很模糊，她只记得当自己抱着骨灰盒走在路上时，担心眼泪掉下来，一直抬着头，天特别蓝。
“（现在的金燕和以前）完全不是一个人，我觉得都是被逼的。”小余说。小余是李明的亲戚，从20岁时到北京读大学的第二年就住进了金燕家，后来成了金燕的生活助理，和她相伴10年。“她之前也很坚强，但不像现在完全是一个职业女性了，以前完全是一个家庭妇女。那时候她会在家里小布置一下啊，挪一下家具的位置啊，就折腾呗各种。”
2006年女儿出生后，37岁的金燕放弃了她原先的纪录片导演工作。女儿出生百天，她闲不住，在离家步行3分钟的地方开了一家素食西餐厅净饭。但她的重心仍在家庭，小余说，“她一般一定要把叔叔（李明）安顿好了，她才能去净饭。（她心里）第一位置是叔叔，第二是孩子，然后第三是净饭，第四才是自己。”
在无数个夜晚里，李明的工作就是在饭桌前和一波又一波的人吃饭喝酒谈业务。比李明大3岁的灯哥从1993年起就和李明一块工作，两人形影不离，每天在一起的时间超过8小时。在灯哥的回忆中，他们保持了将近10年的“美国作息”—常常下午两三点出门，凌晨四五点才回家。有一回李明参加别人的婚礼，喝完酒出来是下午5点钟，李明以为又喝到了凌晨，“我操，怎么天又亮了！”到2010年左右有了自己的私人会所后，李明更是成天待在那里招待一批又一批来客。
作为妻子，金燕试图去适应李明日夜颠倒的作息。每天晚上，早则凌晨一两点，迟则凌晨五六点，李明才回到家。大部分时候已经熟睡的金燕会在李明的电话声中醒来—李明经常忘带钥匙，就打电话叫她起来开门，然后让金燕给自己做饭。金燕手艺好，李明爱吃的西红柿面不加水，就靠5个西红柿的汁。她曾夜里3点包过包子。有时李明喝醉了回家，金燕先给他弄杯果汁解酒。他醉了很难受，金燕就在旁边安抚，听他骂人，“晚上碰见谁了，谁特孙子。”他也会因为一些事难过得掉眼泪，“那我能怎么办，我也没法给他解决，这些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我只能说好好听着，完了尽量安抚。”
“他的时间跟我们都不一样，我得凑合他，我那会儿觉得我是上两个班，就白天有一个日常的工作，晚上还是一个紧张的状态。”李明夜里不睡觉，回到家也会坐到天亮，金燕有时陪着聊到天亮，有时困了就先去睡。等到一大早李明准备睡觉了，金燕会把早餐搁在可移动的小桌子上推到床前让他吃完再睡。李明睡下，“晚班”结束，“早班”开始。
作为家里的女主人，金燕一上午需要处理的杂事繁杂又琐碎。“家务不是洗碗那点事，一个家要运营很多事情，比如说送东西来了，或者要把东西送给别人，各种往来，老公的朋友的往来。要帮他送送东西，接接东西啊。有时还出来寄东西，取东西，那会儿还不像现在，得到邮局去。”有保姆负责拖地做饭，但修房子、添家具、交电费、买煤气、各种物业上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得金燕操持。“反正没完没了的，它也不是个强劳动，就总得有人干。”
中午，餐厅老板金燕就会赶去净饭。餐厅起步时她事无巨细都参与了，等它正常运转起来后，活都交给了员工，出新菜品时大家一块商量，她更多负责营销推广，设计优惠券，拍摄菜图。
下午两三点，李明起床了，一个电话把金燕喊回了家。她得为他打点衣服，再做一顿饭。金燕有时顾不上，李明会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他希望我还是能够陪着他，‘你在哪儿呢，赶快回来’。”等李明出门后，金燕的白班还没结束，女儿放学回家了，她得陪着折腾一下，再赶去净饭，忙活到晚上八九点回家。
和金燕不同，李明的时间属于小马奔腾。高晗说，“我记得当年号称大老板还亲自看剧本的人，圈里就两个人，一个是新丽传媒的曹华益，一个就是李明，他爱好这个，他真正的兴趣点就是看书看剧本。所以他迎来送往的朋友基本都是编剧、导演、制片人，大家在一起聊天啊、喝酒啊。”吴宇森患喉癌在美国静养时，李明亲自去探望过他，对他的电影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吴宇森后来对媒体多次表达：“如果我拍不出来，我对不起我的好朋友。”李明去世后，宁财神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到，在丽江拍戏时，李明去探过两次班，临走前告诉他，“有困难别躲，说，我解决，你们唯一任务就是把戏拍好。”
“大狗哥像一个山大王，他做事儿的行为方式，就像传统意义上的江湖大哥。‘我是大哥，兄弟有什么事儿我来扛，我来帮，然后我大狗是你们大哥，我说什么你们要听，不要来跟我说一些有的没的’。”小马奔腾原董事长特别助理孔二狗说。
“他很辛苦的一个人，我想给他照顾好啊。”金燕能体会李明的辛苦，“一个剧要成，里面得多少人参与，你怎么样说服人跟你一起干，就是不停地消耗能量，不停地在说，貌似看着是个应酬，实际上都是销售和谈判。”
为了照顾这样辛苦的人，金燕也竭力付出，“我心里面挺辛苦的，挺累的，挂着两件事，过着两套生活的感觉。”李明也能体会金燕的辛苦，他曾对金燕说，“你为家庭牺牲的是最多的。”这样的话肯定了金燕作为妻子所做的一切，她说，“（我）没有怨言，这就是一个妻子的责任，这是我的本分。”
少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本分下隐藏着多大的压力。李明去世两个月后的一个凌晨，电话在金燕房间的床头柜上又响了起来，她一听到铃声，就直往楼下跑。到家门口了，金燕才停下，“哎啊，错了错了……当时第一反应说，哦，回来了，下意识就觉得这个人回来了。”
当金燕被打上“替夫还债”的标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时，另一标签同样夺人眼球：阔太太。在当下社会某种以财富划分人群的标准中，作为一家7年前就估值30亿的影视公司的董事长的太太，金燕被默认为若干阔太太的一员。
“她一点也不像是大老板的太太，就是个典型的北京那种知识分子，对生活有点追求、每天追求自己小日子的人，她是过着另外一种人的生活。”孔二狗回忆起2012年八九月份第一次在李明的会所见到金燕的情景，“她穿得极其朴素、简单。”那次见面，金燕开着一辆“北京工薪阶层开的车”，“来我们会所吃饭的可能全是开八个缸、十二个缸那种车，她开那车简直像是来送快递的。”
郭燕第一次见到金燕是在她的餐厅。2009年，她陪李明带着导演刘镇伟和他的剧组过去吃饭。第一次见到老板的太太，郭燕很好奇，刻意观察了一下，“特别居家的那种，穿个牛仔裤，也没怎么打扮啊。”她观察到金燕向刘镇伟介绍她的餐厅时，“眼神特别有光特别淡定”，“气场很大”，“我觉得这个女人绝对不一般。”
1989年，李明和金燕这两个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谈起了恋爱。金燕被李明的“坏男孩”魅力吸引，李明觉得金燕挺“各”（gě，北京方言，特别）。两人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有意思的话。金燕中学时是全北京评选出的三个优秀学生之一，大学时一直被学校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根正苗红”。李明后来在学校陷入低谷，金燕在当时给予了重要的陪伴与支持，“如果他上十字架，我就陪着他吧。”
毕业后，金燕开启了随心所欲的工作生涯。她在国贸中心展览部做过展览，在国家旅游局拍过旅游宣传片，在英国ECM公司做过电视节目。1998年，29岁的金燕决定去美国波士顿大学读传播学，李明没拦她。那时她和李明结婚4年，李明已经创办了小马奔腾的前身雷明顿广告公司。两年后毕业，金燕在美国找了份工作，自个儿拍起纪录片。她一个人扛着机器到处拍摄，自己录音自己剪辑。金燕的妈妈特别不高兴她在美国待着，李明还为金燕说好话。“他是个永远给别人面子的人，就不会说我不同意你怎样，我喜欢你怎样，就说你愿意总是好的。”
那时的金燕在美国享受着“足够刺激、更有意思”的生活。她追求着艺术行为一般的纪录片，这是她从内心来说付出最多的事业。5年里她拍了两部拿得出手的纪录片，“那会儿片子在纽约真的特别嗨，都是那种知识分子、上流俱乐部在放。”其中一部片子参加了一个盛大的电影节，在全世界800部片子里排名第5。“我知道我再努一把力，那可能就到了另一个台阶，就好像爬坡一样，好不容易把这个球推上去，快要到的时候，一松手，哇，就掉下去了，可能没有再重新来的机会了。”
女儿的到来把金燕拉回到家庭里。2006年，一直想要有个孩子的金燕怀孕了，但37岁的她像病人一样卧床3个月，打针保胎。
如果将生育作为人生的分叉路口，金燕如今回忆自己当时的选择，“一卧床，人不就老实了吗，就动不了了。生完孩子肯定你得守着孩子对吧，也动不了。我的人生因为这小孩给耽误了吗？没有，是我自己主动放弃了，我说这事做不了了，不过有点遗憾而已。”家人很高兴金燕终于愿意回家了，“大家说太好了，你不犯神经病了。”
金燕放弃了纪录片，“反正我一工作就基本上披星戴月，那这个家肯定就散掉了，我不在这儿，孩子怎么办？我们家老公什么也不会，那怎么过？我心思要多放在家里边，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的事和太多的任务了，一个小餐厅是我能控制的。”
但即便家庭成了重心，金燕心里也一直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那是她从不与人分享的世界。“我跟李明交汇的世界是这个家庭，这是我的本分而已，妻子是个当差，是个职务，是个工作。我没有说，你这儿特别好，富丽堂皇的一个殿堂，那我就跟你一直在一起，我不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小窝再破，我还是会去里面休息一下。”
李明也知道这个”独立空间”的存在，那里和金燕做纪录片、做餐厅有关，和他的小马奔腾无关。“他就觉得，你丫都不知道我多了不起，大家都已经这么围着我了，你还跟我这儿成天这样看不起我的样子。他会生气，完了跟我这儿总是拿我胳膊就扳到墙上那种，说你丫服不服？我说我都这样了，还不服啊。他说你丫就是面服心不服。他其实很了解我，心里面我没服这件事儿，你做多好我也不会服，这跟我没关系。”
金燕有时也怀念大学和李明两人谈恋爱时每天待在一块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个年代的快乐来得简单，没钱，时间却很多，买2毛4一包的春城烟，3毛钱一根的羊肉串，就在街上瞎溜达，日子特别愉快。”最美好的时光是两个人一起挤公交车，“大公共汽车中间不有个转盘嘛，像手风琴似的那个，我们就站在那地方转，互相拉着对方。”
这些简单的快乐随着李明事业的壮大而逐渐消失。金燕怀孕时，李明已经忙到连产检都是灯哥带她去。“他晚上3点钟才回来，我让他早上8点钟到医院，这不可能，我回来他还没睡醒呢。”怀孕期间，李明曾为她排了半天队买便宜坊的烤鸭，那时金燕已经改吃素了。“给你买的烤鸭，你现在必须吃了。”“我不爱吃。” “不行，我就站这儿看着你把这吃了。”这样强势的行为却是金燕记忆里李明做过的最浪漫的事，因为那时候，“他的时间已经不是他的时间了”。
“后来他就变成这么忙的一个人，事儿特别多，我觉着其实特别没意思。他也觉着生活没意思了。”2013年，有一次李明喝完酒，心脏不舒服被送进医院。金燕从此在他的钥匙包上挂了一个小药瓶。孔二狗曾收到金燕发给他的一条特别长的微信，“她说二狗，今天无论如何不能给他喝酒，你知道昨天晚上他回到家以后他什么样嘛，我都担心他死了，他心脏怎么怎么样。她说求求兄弟了，你不要再让他喝酒了。”如今回忆这一切，孔二狗还记得，“我其实我也让他少喝，那我能管住他吗？他那种，‘二狗！’又瞪眼睛看我，我就不说话了。”
李明的身体越来越差，有一回家里电梯坏了，李明下楼双腿直打哆嗦，金燕试图让他锻炼身体，但办了健身卡、买了跑步机也没时间用。“他卡在那个地方了，担着那么多事呢，人到中年，每天都是事儿，你得扛着。我当时心里想，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是个终了，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费劲呢。”
2014年1月2日晚上，孔二狗正在一场饭局上。手机放在一旁充电，短信提示音一响，他瞄了一眼，金燕发来的短信。他清楚地看到四个字，“大狗死了”。他冲出去，慌乱中连大门都找不着。他第一个赶到金燕身边，两人见面的刹那，金燕一下就哭了，“二狗子，怎么办啊？”孔二狗也不知所措，“我哪知道咋办，我也是完全懵了。”
那天，金燕脑子里冒出了两句话，“临泰山崩而不惊”，“graceunder fire（她将这句翻译为‘在火中保持优雅’）”。“我那会儿我脑子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这两句话都冒出来过。”糊涂的时候，金燕早上一睡醒，就会想起以往的种种，很伤感，就哭一场，掉掉眼泪，叨叨几句，女儿都烦她，“哎呀，你看我还要哄你哦。”那段时间金燕瘦了20斤，不吃饭，一天就靠小余给她冲的西洋参或蛋白粉补充体力。
李明去世第二天早上10点，小马奔腾所有高管开会。金燕坐在主席位上，左手拉着李明的妹妹李萍，右手拉着姐姐李莉，“我们姐妹三个要把小马奔腾继续撑下去。”这次会上的发言，金燕觉得自己就像是“大狗附体了”，“我说话的那个语态就跟他是一样的，（一直以来）我也不会那么说话，阴阴沉的那种特慢地说话。”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金燕担任小马奔腾董事长。但金燕记不清她在会上被推为董事长，“我都不知道，好像裹挟着，我就得担着，反正出事了，你得在前面挑着的感觉，那我就挑了。”
一位在场的高管告诉《人物》，他赶到会上，听说要推荐金燕当董事长，自己很困惑，“啊，她也从来不参与公司，也不知道什么这那的，怎么她就当董事长了。”他事后分析，当时小马奔腾正处于特殊的处境，“所有人都往后撤，没人敢扛，那她不扛谁扛啊。”金燕觉得自己责无旁贷，“这么一个船没有人掌舵了，那行，你来。那行我就来，假模假式地我摆个样子我也得在这儿坐着，咱们船还能开啊，这儿有人把着这个舵呢。”
金燕到小马奔腾任职第一天，穿着一身黑衣，在公司大厅开了一个全员会。她站在一个文件柜上，面对着底下100多位员工，坚定地说，“小马奔腾是李明的孩子，在他心目中，其实老婆孩子都不重要，小马奔腾最重要，这是他最亲生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的儿子养好。”所有人安安静静地听着，结束后鼓起了掌。
金燕剪掉了及肩长发，留一头毛寸，从“你一个女人家”变成“一个男人的状态”。她最烦别人叫她老板娘，“我特别害怕进到公司里，就是老板娘来了，收账来了，占个便宜揩个油那种感觉，我不是来收账的，我们是一起工作解救危难的。”
对公司事务完全不了解的金燕决心从头学起。她每天早上9点多就到办公室，常常工作到“天亮了、鸟叫了”才回家。不同部门的人到她办公室给她汇报讲解，她拿出A4纸大小的黄色竖翻页本一边听一边记。“我说谁谁谁，你别再说了，让她歇会儿，嘚嘚嘚，你嘚吧不完，她一直就在那儿撑着，她不会说不。”当时的行政总监、后来跟金燕去了新公司的吴宏春看不下去了，“我说你看看那烟缸，这家伙，冒着尖儿，你这怎么弄啊，这不行啊，喝茶，玩命，天天的，哎呀。”
工作让金燕忙得渐渐不再有时间顾及情绪。她形容自己是阿尔法狗，在“无我”的状态里，每天不停地处理信息，遇到问题就不停解决。回到家，她“一沾枕头立刻就昏过去了”，没时间失眠。有人担心她夜里睡不着觉，给她送了两盒安眠药，她把这药当做“奖励”，吃完能“睡一个特别透的觉”，第二天睡醒，“世界焕然一新，像被水洗过一样，特愉快”。
女儿也顾及不上了。那一年女儿才上小学一年级，不愿意去学校，一年就去了2个月。金燕觉得对不起她，“小孩说爸爸没有了，妈妈也不在了，我回来她都睡了。”她告诉女儿，“船漏了个大窟窿，可能要沉掉，我们在船上，妈妈是抱着你呢，还是去堵那个船窟窿？”
但这艘船还是翻了。
一大批骨干员工陆续离职，人事和股权纷争激烈。曾任常务副总经理的郭燕坚持到了2015年底才离开小马奔腾，“那种内耗，人员那种复杂都超出我的想象，就好多事情你知道吗，就特别丰富的。”
更大的危机来自那份对赌协议。当了两三个月的董事长，金燕声称自己直到那时才知道小马奔腾和建银文化签订了以上市为要求的对赌协议。直到李明去世，小马奔腾也没有上市成功。金燕试图找人接盘小马奔腾，但当时的股东意见不统一，错过了几次机会。10月29日傍晚，金燕发现小马奔腾的公章不见了。几天后，姑姐李莉出任小马奔腾董事长，金燕出局。
2016年2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要求李莉、李萍连带性地向建银文化一次性支付股权回购款，总价款为6.35亿元；金燕及其他李明遗产继承人在实际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金燕承担连带回购责任的意见，需要在婚姻法上对夫妻事实、夫妻共同债务等进行认定，不属于仲裁范围。因此，建银文化就金燕承担连带回购责任提起诉讼。2017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要求金燕作为其丈夫李明的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人，在2亿元范围内承担对建银文化的连带清偿责任。
1月11日中午，金燕穿着蓝色棉麻哈伦裤，戴着米白色的毛线帽出现了。她摘下帽子，用棕褐色的大发夹把长发干练地固定在后脑勺。这一周，她以“替夫还债2亿”的形象在媒体上成为热点，各种采访应接不暇。她先和记者并排坐在沙发上，但没一会儿，就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整理桌面，擦擦眼镜，摆齐一摞书，一会儿叉开腿站着，一会儿倚着办公桌抽烟，一会儿斜靠在沙发上，一会儿坐在办公椅上，时不时用手机回复着信息，手脚都没闲着。事情一多她就变得焦虑。
金燕的律师张雯感叹，金燕得知一审败诉时的状态相当“职业女性”，她能迅速结束纠结，进入解决问题模式。“很多东西压在她身上呢，可能换了别人会比较不理性，但她理性的东西更多。很多事儿她可能不是特了解，但是你一跟她说，她很快能够进入同一个层面上去讨论问题。她的格局还是比较大的。”
金燕逐渐习惯了这种理性，“什么样的情绪、事件都不可能控制我了，所以我变得还挺轻松的。悲剧之前我没有这些轻松的，一次打击之后，反而得到了一种轻松感，我觉得这是生活给我的一个礼物。”
出局后不到一个月，金燕和几个原小马奔腾的员工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正在发生”。“当时大家说，要不咱们自己（干），你要有胆子，咱们再重新来。我说你们要愿意，我就愿意。”今年1月8日，“正在发生”发布了10个影视项目的海报。这三年多里，金燕和团队一直在默默打磨这些作品，直到现在才正式将它们公之于世，很多人找上门来寻求合作。金燕忙得不亦乐乎，和编剧讨论剧本，定导演，选演员，做宣传，她什么都“掺和”。
这样状态的金燕让小余觉得陌生又熟悉。“我觉得她现在就是叔叔以前的那个状态，她比叔叔还糟糕，叔叔至少他不用管家里，她回到家里还得稍微管一下爹妈女儿什么的。”
如今金燕不仅变得和李明一样忙得停不下来，连忙活的工作基本都是李明当年的“复制品”，“我觉得这特别悲摧，你就说爱一个人吧，就活成这个人的样子了。”金燕说。
“金燕原来在这个时候能迸发出这个能量，这是让我特别惊讶的。”孔二狗说，“这个行业可不是谁能来就能来，谁能干就能干的。那么多钱，那么多难缠的事儿，难缠的人，我知道有多难，真没想到她真干下来了。她把以前的那个小日子生活，彻底就告别了，经历的就是影视行业的各种好事坏事，欺骗，忠诚，风风雨雨，有好人，有坏人。她能把现在这个公司做起来，养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事儿，还攒了几个大盘子，我特别吃惊，特别惊讶。”
金燕形容自己这4年“是个裂变的过程”，“以前我就是一个植物该长就长，阳光雨露就长起来，这好像遭了一个雷劈之后吧，‘噌’就疯长，完了这植物就挺变异的。”她练就了同时处理好几件事的本领，“我深圳还有一个分公司，我自己还有这个小店，我还有工厂，加上官司—这官司几乎把人都能折腾死了。我觉得好像我像个小丑似的，就可以耍几个球，我现在耍五六个球应该是没问题的，球不会掉下来。”
她在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大家一点点成长，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在家什么也不干，我肯定会得抑郁症或者疯掉……大家给我的、工作给我的这个温暖特别稀罕，是他们救了我。”
2017年3月，金燕的父亲得癌症去世了。这是她第二次面对亲人的死亡。父亲是世界上最了解她、最爱她的人。“我觉得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难过而死的。命运把我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父母看我女儿怎么这样不幸呢，而且他们无能为力了，那么老了，我也忙到没有时间疏解他的情绪。”
命运让金燕遭遇了悲剧，但悲剧带给了她极其复杂的感受：“大家都会觉得我很倒霉，特别不幸啊，确实有不幸发生，是个悲剧，悲伤部分是肯定的。但就从生活状态，我觉得我比以前更饱满了。原来我是一个压抑状态，我忍着，守本分。我比那会儿愉快，原来我的角色是个妻子，这个角色控制了我，我得执行妻子的功能，现在我觉得我不执行这些家庭关系，我也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不会再为他的利益牺牲我的想法，这我觉着比原来真的舒服。”
“那你说是喜欢压抑状态，还是喜欢一个自由状态呢？但如果说让他活过来，我是不是愿意再回去，我也愿意，他自己说的很清楚，你为这个家牺牲的是最多的，那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干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说起这些时，金燕侧身靠在办公室的浅棕色沙发上，眼神很平静。
自由之外，面对债务，金燕保持着她的体面。她常常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自拍照，照片里她气色相当好，精神头很足。“别以为这是真的啊，都是假的，好多自嘲在里边，就是即便最恶心了，我他妈还是挺高兴的，我的灵魂安住于这个肉体，挺好的。”
“我觉得我挺强大的，原来没想到我能这么强大。我原来看书的时候，觉得这句话很漂亮，‘graceunder fire’，把你放到火里的时候，你能维持一个to be graceful，这个时候你真的不能没样子，你得维持你精神的高贵。高贵的精神是比这些物质存在更重要的东西，这是真话，不是装逼的话。就是你维持的这个东西是让你精神往上走了一点，你没有堕落，没有因此被拉下去，当然这特别费力气地上去一点点，可能还能上去一点点。”
最后一次采访的下午，金燕没像往常一样不停地走动，她静静地和《人物》记者坐在她办公室的沙发上待了两个半小时，这次没有抽烟。她的声音比平时低沉一些，很平静。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洒了进来，她点开手机上自己朗读一首诗的音频，时间在这1分24秒里凝固了。叶芝的这首诗她年轻时就读过，如今经历了亡夫、出局、负债，再读这首诗，她觉得自己和诗里赴战的飞行员一样，有一种作战赴死的高傲感。
我知道我将要遭逢厄运
在天上浓云密布的某处；
我对所抗击者并不仇恨
我对所保卫者也不爱慕；
……
不是闻人或欢呼的群众，
或法律或义务使我参战，
是一股寂寞的愉快冲动
长驱直入这云中的骚乱；
……
作者：李婷婷
来源：《人物》2018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