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少女阿姨
八月份，新疆塔城的太阳要从晚上10点半才开始往下掉。
电影《英格力士》剧组收工时，天通常还亮着。年轻人吃过晚饭，力气用不完，到宾馆门前的空地运动，跳绳、拳击、踢足球、打羽毛球。导演陈冲女士拎着羽毛球拍穿过人群走到球场，冲着不到两米外的“对手”笑了笑，“哎呀，王老师，又跟你打了，你让让我，你不要怪我，你跟我打也很辛苦，你跟我打是不是没劲，没劲你跟他们厉害的去打。”说完，惯常地把球拍重重一抽。
球还是臭。她不太会打羽毛球，打开心了，不管什么高低球都死命地抽，掉了球，还要撒娇：“哎呀，我是阿姨了，打不中了。”一副小姑娘神态。后来剧组购置一个乒乓球台，竞技项目切换到陈冲的主场，状态截然不同，酷劲儿十足，往球台前一站，腰往下弯，轻跳着为发球蓄势，“啪啪”两拍，利落地站直：“换人。”对面灰溜溜地离场。
陈冲57岁，穿吊带，运动短裤，腿壮壮的，胸大大的，线条又匀称又健康，很性感，很美。
到了工作和思考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美。陈冲很久没在工作上这么兴奋了。她的丈夫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家安在旧金山，透过窗子能看到大海。有几年陈冲和两个女儿一起开设了烹饪网站，上传各式中餐西餐做法，读书、写博客，生活平稳得像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过自己的日子，放在工作上的精力跟从前比，少太多了。
直到《英格力士》这个故事读完，陈冲毫不犹豫地就接了导演的工作，这意味着光是拍摄阶段，就至少要在国内连续工作三四个月。自从女儿出生，除了少有几次拍戏，陈冲每次工作的时长都尽量控制在两个月以内，更多的时间要留给家人。这一次，陈冲无法拒绝这个故事——小说里，在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特殊年代，当成年人把对文明的向往和努力压抑在时代的统一色调之下，出生于乌鲁木齐的少年刘爱，因为遇到了一位仁慈而优雅的英语老师，而对“英格力士”显露出极大的热情和渴求。
少年窥探成人世界这样一个视角，光是想想怎么把文字变成电影语言就足够让陈冲兴奋了。
有一场戏，要拍光，工作人员在现场制造烟雾，空气的密度变大，光在镜头里显现出痕迹。第一次拍，烟有点厚，看着假，重来;第二次拍，镜头转换时焦点软掉了一秒，不能接受，再来;第三次拍，前两次素材都存着，可补的镜头衔接起来总不流畅。整场重拍，直到完美，结束。
失眠是常有的事，在新疆睡不着时，陈冲便琢磨第二天的拍摄内容。一些细节自己拿不准，掏出手机向作家金宇澄求助：1970年代，所谓的“游街示众者”会不会被剃阴阳头？讨论一来一回，持续到很晚，作家难免叹惜，劝导演，有些细节含蓄不响比较好。陈冲也不反驳。作家猜测，导演脑子里想的大概都是电影画面。
这样一个人，看起来蛮好强，做起事情来较真，相处起来却不觉得太多压迫，与人说话时，总显露出上海女人的柔媚。演员王传君总喜欢模仿她，双腿并拢倾斜，下巴向脖颈轻收，眼睛睁大，微笑：“嗯，嗯，你讲，你讲。”时不时用小指捋过额角的碎发，往耳后一别。
的确神似，陈冲看了，爽利地大笑。“我是老阿姨”，“我是老阿姨”，在年轻人面前，可以毫不顾忌地这样自称，聊天做事、穿着打扮都很随意，看得出是不太在乎。她的手边总要放着瓜子、饼干和炒花生，吃饭时喜欢就着八宝辣酱，还真是典型的上海老阿姨习惯。穿着就是一条牛仔裤、一条运动裤，一个大羽绒服，穿上运动鞋，素颜，似乎脱离于任何潮流的影响，却仍旧让人忍不住称赞，真美。
这一份“不顾忌”，格外抓人。《英格力士》的监制朴若木与人讲，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陈冲？1994年，拍关锦鹏的《红玫瑰白玫瑰》时，有一次，叶玉卿说想上厕所，要了一个车开回酒店，陈冲说，我也上个厕所，说完，一个人“咣当咣当”裹着个军大衣找了个角落，自己方便去了。那时的陈冲，早就因为《末代皇帝》而成了第一个登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女演员。三年之后，陈冲第一次做导演，拍《天浴》，朴若木二话没说就进了组。
去年的春天，王传君在上海永嘉路上帮朋友串戏，收了工，他在路上走，一辆出租车“呜”地从面前开过去，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住，紧接着看到一个很虎的脑袋从左边车门伸出来，用上海话大喊：“哎，王传君！”王传君一愣，问，谁啊。“我啊，陈冲。”招了招手，然后“嘭”地一关车门，又“呜”地开走了。
这是一次提起来就让人憋不住发笑的偶遇，歪在沙发的另一端，王传君感慨：“谁能想到，她那么一个拿了许多奖的厉害的人，在出租车里面，出租车一般是开右边门的，她非得从左边，这么招呼你。”
作家严歌苓一直记着第一次见陈冲的场景。1979年，严歌苓的父亲在上海市锦江酒店包了一间房写作。有一天，陈冲和哥哥陈川去做客，当时，陈冲已经拍完电影《小花》，成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那天，她穿了一件米色的细灯芯绒衬衫，下面配一条同样布料、色彩的长裙子，两条短辫在肩膀上甩来甩去，显露出一种孩子气的好动。她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一会儿坐在沙发上，一会儿又坐在地毯上，一会儿把录音机里的古典交响乐换成“披头士”，即兴地跳起舞来，又是转，又是跺脚，一个人蹦踏出一脸汗，肚子感觉饿了，拿起早餐剩的点心就往嘴里塞。
自由的气质来自于家族。
上海市报业协会会长吴芝麟是与陈冲相识几十年的好友，也是陈冲的姥姥史伊凡的朋友，常去家中做客，他的感受是：“这个家庭，在整个上海都是比较特别的。”1985年，在美国读书4年的陈冲第一次回国，年三十在北京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吴芝麟说可以开车接陈冲回家，家里人一听有人去接，连连赞同“好，好，你去，你去”。机场是吴芝麟一个人去的，把陈冲送回了家，一家人并没有像惯常想象中的围着孩子团团转，而是该怎么干活就怎么干活。
母亲张安中是药理学、神经生物学家，教授。姥姥史伊凡曾是科学杂志的编辑，在重庆歌乐山上一个草棚的居舍里办起了一家现代医学出版社。这一家的女性，物欲都不算高，她们对精神的追求更看重。
张安中快80岁的时候有一天打电话给陈冲，语气兴奋极了，没完没了地说，最近读到了这么好的一本书，居然以前没读过。被盛赞的是《洛丽塔》。陈冲在电话那头想：妈妈这个年纪，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没说“恶心死了”，反倒能看出它的好，这也是一个挺娴熟的一个阅读者，趣味还挺高的啊。
另有一次，张安中去澳门，在机场书店翻到一本英文小说《购物狂》，看完特别喜欢，嘱咐陈冲，哎呀，这个你要看，这个特别好。陈冲买了一本，并不是自己平时喜欢读的，但没想到自己的两个女儿竟然因为外婆介绍的这本书，喜欢上作者的一整个系列。张安中还对陈冲讲，我要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你去问问出版社。陈冲便托严歌苓向出版社打听，回话是早有人翻过了。此事才不了了之。“真的不可思议，80多岁的人了，和我说要翻译成中文。”陈冲笑着。
她最近拿到一份小说手稿，是姥姥在八九十岁、临终前几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手稿密密麻麻的。姥姥也是酷爱阅读的人，“文革”期间，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藏了一套契诃夫的书，还有莫泊桑的短篇。另有一个小皮箱，里面装了好多连环画，其中有一本哈姆雷特的舞台剧，夹着一张照片，是她在英国看百老汇舞台剧的留影。这些东西平时都小心地锁在阁楼里，只有在陈冲发高烧在家、邻居都上班时，确认环境安静且安全，姥姥才会把它们拿出来让外孙女读。
史伊凡不是那种哄小孩玩儿的老人，要读过一点书，才能交流。小陈冲还真能和姥姥对上话，“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太好了！好得那么可恨，好得让人气都喘不上来。”
在陈冲心里，姥姥对自己的影响很大，那是一个比自己更开放和洒脱的人。有一年姥爷要去国外深造，姥姥二话没说，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孩子扔给自己的父亲，潇潇洒洒地跟着先生出国去了。陈冲读小学时，姥姥还专门带她去南京玩。那个年代，人口不流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很难。史伊凡从出版社弄了张证明书，不知想了个什么理由跟陈冲学校请了两周的假，取出自己全部积蓄，祖孙俩在南京旅游了一大圈儿。现在想起，陈冲都记得当时兴奋得跳起来的样子。
陈冲的第一段婚姻结得快，结束得也早。前夫柳青是出生于香港的好莱坞身段教练。结婚前，柳青总和她说，“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真可惜。”陈冲想，那这个人知道，就应该嫁给他。现在看来，“就是瞎结婚”，不是说人家不好，人是好人，但在一起就是彼此不合适。结婚时，两个人连婚礼都没办，家人也都没面对面见过陈冲这个丈夫。终于有一次，陈冲将柳青带回上海，“带回来了呢，就吵架了，他就自己一个人晚上走了，没回来……我妈我爸什么话不说，假装没发生，我也没说什么，就挺沮丧的，挺伤心的，就在我姥姥房间里坐着。然后，我姥姥跟我说没事儿的（笑），不要生小孩不就行了（笑）。”
“她太现代了，不亚于现在。太奇怪了。”陈冲说着，从手机相册里找出了一张照片，史伊凡坐在中间，头顶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你看，她是不是戴反了，她把后面戴到前面了，她让我给她买的。”边看边乐。最让她惊讶的是，有一次姥姥居然让她给买一个在前面扣扣的文胸，这让陈冲在电话的另一头开怀大笑了好一阵。
姥姥和母亲都是美女，但没人重视美貌。张安中甚至连香水、胭脂这些物件儿都没有。那也不是个强调长相的年代，陈冲小时候从来听不到这种评语：这个人好看、那个人丑。只记得有邻居评价自己“长得像个外国小孩”，但也听不出是褒义还是贬义。别人夸她的容貌，她反倒不自在。严歌苓曾经在《陈冲传》里写：“陈冲从不具有名女人、漂亮女人具有的对于赞美的坦然。”
平时没工作，就只涂一点基础的护肤霜，素颜。小时候，陈冲一度将头发剪很短，看着像个男孩子，个性也粗。上海电影制片厂到陈冲中学选演员的那个下午，她刚打完靶，旧军装上趴出一身土，提着步枪从操场往回走时，陈冲注意到几个陌生的大人正往自己这边看，动作稍微错乱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满不在乎：怎么会看我，我身上都是土，这么脏。于是便噼噼啪啪拍打身上的尘土。
不久，陈冲就接到了上影厂的复试通知，对方说，那天从靶场归来的小姑娘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个月后，陈冲考入上影厂，成为一名演员。
1977年，谢晋选陈冲演《青春》时，就说得很清楚：“哎呀，这个小孩长得不好看，长得不漂亮，但是有个性。”大家都这么说，陈冲早就习惯了。
决定去美国读书时，出发前，张安中又劝陈冲学医，说：“想想吧，你学医的话，那你就是医学界最漂亮的一个医生，你当电影演员的话，你真的是中等，每一个人都这样，你算不上什么。”陈冲听了也觉得挺有道理，她的确不觉得自己“特别好看”，而且，毕竟是崇尚知识的家庭里的孩子，陈冲也把“文化水平”看得比电影明星更重要。
电影《小花》几乎让17岁的陈冲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演员，她的中学同学、大学室友Shelley记得，经常有大量的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宿舍，收件人大多是“小花”陈冲，半尺厚的一叠，陈冲每回从外面拍完戏回来，都要读好久。《小花》的拍摄并不艰难，对陈冲来说只是一种单纯的快乐，当听到自己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时，走上台，她连眼泪都没掉，“傻不拉唧的，什么也不知道，分配我去演一个角色，我就演了一个角色，我时都不懂的情况下突然成了一个演员。”
有了点时间之后，一思考，突然发现不对了—“就是你根本……你就不值，你知道吗？是，我也努力了啊，但是最佳女主角啊！最佳女主角！你第二部电影，什么都不懂，就最佳女主角了，这工作能做么？”名声的得来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显得太轻易了，她驾驭不了，开始意识到背负着它是莫大的压力。
陈冲果断地切割与电影的联系，到纽约大学读书，第一年，课程表全部是生物学课程。第一个学期过后，加州一个大学的教授把电话打进了陈冲的宿舍，北岭大学在办一个中国电影节，里面有陈冲演的《海外赤子》和《小花》，几位华人老师想邀请她来讲一讲。就这样，他们把陈冲从美国东岸请到了西岸。到了加州，几位物理系的留学生还带着陈冲去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转了一圈，陈冲一到那儿就不想走了，脑子里开始怀念拍电影的日子。
她把电影比作一个“很作的情人”，又爱又痛，又痛又爱，停不下来。就在那个时候，陈冲决定改回学电影。
这是在美国的第二年，陈冲从纽约搬到了洛杉矶，开始闯好莱坞。1986年，陈冲接拍《末代皇帝》的婉容皇后。那是几乎是故宫第一次给剧组用来拍摄，整个皇城都封闭起来，外面游客进不来，有一些瞬间陈冲感觉好像自己真是宫里的人。
导演贝托鲁奇毫不吝啬对尊龙、陈冲、邬君梅三位主演的欣赏与赞美。他是鼓励型导演，永远澎湃，陈冲记得他曾经说：“你看我这个机器是这么摆的，这么正的（拍），是因为我对你的爱。”让人听了想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掏出来给他。贝托鲁奇营造了一种安全感，陈冲的确会觉得自己更漂亮了。可当导演说“你演得特别好”时，这种话听了就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不信。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毫无表演经验，你也知道自己从来没有正经上过什么表演课，你也知道你不是每次在演戏的时候自己心里都觉得那么踏实……把那场戏拍完了，但是你其实不是特别踏实，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样），可是如果说别人居然那么那个啥（夸奖），你觉得这肯定跟我没关系啊。”说起这个，陈冲的话变得密集起来，语速也变得更急促。
“实质上你知道自己挺无知的。你如果那么无知，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做得那么好，这叫什么工作啊？然后就说，反正每天上班应该是认真努力的，但是真正地花了那么多的脑筋吗？你就觉得你可以莫名其妙地突然被人家轰到那儿了，你也可以莫名其妙地摔下来，粉身碎骨，好像不需要任何理由似的。”
“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哎，又混过去了，或者是好像，哎呀，他难道没看出来吗？总觉得自己是在骗人家的。”陈冲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掩住嘴巴，黑眼珠左右转了转，眼神里混杂了侥幸和不安。
1992年，因为结婚，陈冲搬到了旧金山，在此之前的10年，都是在洛杉矶度过的。
与第二任丈夫Peter结婚时，两个人“并不熟”，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恋爱。她曾经对媒体说，“我很少有一见钟情的时候……但是对他的感觉是挺惊讶的。当时就觉得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人在那儿。”
但是这样的结合仍然是仓促的。重新到一个新的、同时潜意识里又觉得将是自己最终归宿的城市，陈冲特别渴望有一种“在这里好像有历史”的感觉。她把买的古董、姥姥的一些家具，一股脑都搬进旧金山的新家。“当时追求的这种感觉，可能是找寻安全感的一个方式吧？好像你在这个城市已经有过好几代了，人们走进去并不觉得你初来乍到。”陈冲说，她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解对婚姻未来的不安。
可之后每天呆在那儿，看，“哎呀，像个老太婆的房子。”后来陈冲重新做了一个厨房和一个能随意活动的房间，用了比较轻和现代的装修风格，跟原来毫无关系，也成了全家人呆得最久的房间。
慢慢地，陈冲发现，不安是心魔，和不自信不沾边，本质其实是因为自恋。“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肿了，一边眼睛的眼皮有点半双半单，另一边是双的，自己就因为这样，就觉得很丑，就不能见人了，这不就是自恋吗？”
想法上的转变源于身份的转变。
婚后的生活很安逸、很和谐。她有时会在周末与先生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有时整个月做主妇，上菜前还要仔细摆盘，一家人大吃一顿。再有闲时，就参与一下女儿同学的家长们发起的读书会。另一方面，工作机会也不多，随着年纪愈大，无论是好莱坞还是国内留给女演员的机会都不多。
1995年，陈冲当选柏林影展评委，看了很多“没有意义”、“缺乏价值”的电影，她打电话给严歌苓，说，我要自己拍电影，就拍《天浴》—这是严歌苓刚完成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十几岁的少女文秀被下放到西藏农村后，命运所经历的沉浮。陈冲对严歌苓说，“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起码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的时期，哪怕自认为神圣。”
两天之后，严歌苓收到了传真过来的剧本初稿，然后是陈冲接连不断的电话，一边继续说自己的想法，一边暗示严歌苓和她一起编剧。等回到旧金山，塞给严歌苓的是一份已经完整的剧本初稿，严决定加入。她在《陈冲传》里曾说，“我们就像过家家似的很快弄出一个剧本，一块做事情，贴心地谈一些问题，比如没有投资了怎么办等等，这种经历终生难忘。”与陈冲的合作，是严歌苓觉得最舒心、最顺畅的一次合作。
拍摄地点选在西藏的若尔盖草原。那里海拔三四千米，气候一日跨四季，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长途电话、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这种物质条件一下子让陈冲拉开了自己与现实的距离，离开了功利，完全以一个审美的视角生活。眼中的景物有变化了：天上的云彩壮丽得像一支交响乐，草的颜色不一样了，花的颜色不一样了，牛身上的颜色也不一样了。坐在公共汽车上，耳机里播放的明明是很喜欢、很熟悉的音乐，却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人，变成了全新的，是刚刚生下来看世界的那种感觉，完全婴儿式的。
心境也比从前包容多了，从演员变成导演，意味着从关注自己变为关注所有人。“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去给予其他人灵感，要去让他们发挥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极致，那这个时候就绝不能是自己，而是完全要去放到人家身上了。”陈冲说。从那个时候她开始理解并不是所有事都和自己有关，“以前就是，哎呀，导演不高兴了，是我没演好。没有，人家好多其他事想呢，你知道么？”以往一些较过的劲也松动了，“比方说，去饰演一个角色，觉得自己挺合适，演得也挺好，为什么人家没要你？那就是有的时候是导演自己犯的错，有这种可能。
现在再回头看自己20多岁时候的照片，明明长得很漂亮，很美，可当时偏偏自己觉得丑，哪里都不好看。只要看自己，优点就忽略，看到的都是缺点。”
《人物》记者第二次见到陈冲是在北京的一家酒店。一进房门，陈冲就脱下鞋子，袜子也扯下来团成一团放到沙发上，说话的间隙，起身倒水或是进洗手间，就光着脚，稍踮着，步子一跳一跳的，脚掌中间像是有两个细软的弹簧。她终于获得自由了，“我完全知道了以前有一些那种不安全感，其实就是太自恋了。”
30岁那年生日，Shelley和几位好友到陈冲家给她庆生，买了很多花，陈冲弹了会儿钢琴，一群人玩得不亦乐乎。“那个之后（对年龄）就没感觉了，没太多感觉，也会感觉到每隔几年，上帝好像拿了一块抹布在你脸上抹了一下，并不是说皱纹啊或者是阴影啊，某一天你突然站在镜子前，好像有点不对了，尺寸啊、相互之间的距离啊、位置啊，都好像稍稍有点不一样，有点不太像昨天那个你了，那个变化好像也是挺突然的。”蛮好玩。
不安褪散，自如成了此后人生的底调。
早晨9点，陈冲的面前摆了两盘早餐，一盘全部是蔬菜，水煮、凉拌的混在一块，另一盘里盛着一片奶酪、一片饼干和两三块水果。所信奉的饮食主义发生了变化，年轻时贪嘴，看见肉，筷子就撂不下，现在肉味已经不再让她兴奋。陈冲一边嚼着娃娃菜一边说着自己的理论：“早上把营养都吃进去了，然后一天就可以（随便吃），吃垃圾食物都没事。”有时候去朋友家，看到炸土豆片，跟着吃掉一包，坚果，几乎不断。
2013年，陈冲受邀参加央视的一档跳舞类综艺节目《舞出我人生》，需要在几百个观众面前跳舞。接了活儿，她先在美国学了半个月，回国后又跟舞伴排练了两天。52岁的年纪，认真学做一件不熟的事，比凭经验按习惯的感觉要好，每学一个动作都觉得新鲜，有成就感。
作家沈奇岚曾经在节目录制期间探过一次班，她记得那天陈冲穿得特别美，身材曲线看着特别好，就这样走过来，“哇，youare glowing（你在发光）！”陈冲笑着答，“我知道。”
但类似的综艺邀约，陈冲已不太参与。更进一步说，能不去的社交场合陈冲一概都不去。“出门见人，总要化妆，要装出人们脑子里觉得应该是的那个女神，很疲劳。”也有实在逃不掉的，在不熟的人面前，很努力地笑，笑得太大或者太硬，敏感的大女儿就在一旁提醒：“你戏过啦！戏太过了。”严歌苓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说，陈冲表面有多活泼，实际就有多内向。
陈冲聊起自己的母亲。在那个年代，母亲张安中的科学成就没有获得与之足够匹配的认可，但她不愿逢迎，“她不是那种社会的，跟时代的一个脚步。她是自己永恒的一个脚步。”
这种近乎永恒的步调也属于陈冲，在她身上感受不到年龄感。导演《英格力士》时，距离她上一次执导电影已经隔了17年。到了片场，陈冲像是冲进乐园的孩子一样兴奋，所有的道具、服装、演员，就是人家准备的最好的玩具，任她去表达。陈冲说自己不是专业的导演，因此“所有的事情都要仔细地想，每一时刻都在向身边的人学习，每一天都有一个成长幅度，在我这个年龄能够有这样一种挑战、能够每一天学到新的东西、能够有这样一种成长幅度，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从开拍起，少年时代的记忆就不断闪回。陈冲和《英格力士》里的主人公刘爱年龄相仿，也成长于1970年代。小时候，陈冲家里有一个老式的手摇唱机和一些灵格风的唱片，是外公外婆从伦敦带回来的，陈冲常在放学后和妈妈一起听。后来国家鼓励学习英语，广播电台里也教英语，讲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还听过英文的《周扒皮的故事》。她甚至有一本和《英格力士》小说里反复提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字典，19岁决定去美国读书时，这本字典是身上为数不多的“财产”，直到现在还放在美国的家中。
她执着于自己少年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背景下获得的经历。因此，每当和陈冲聊起《英格力士》的话题，她的“兴奋点”总绕不开记忆，“去回忆它，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愿望，回忆本身也是一种欲望，除了这个以外，我去回忆它，我把它讲给你们听，也是一种责任。”有时候，陈冲也在想，拍这个电影，潜意识里是在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两个小孩，她们在优越的环境下成长，对了解自己父辈的故事也没有欲望。等有了这个欲望的时候，也就到了老年，想知道父母的事情的时候，父母已经老了，记忆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陈冲略略感慨：“所以我就等于在给她们这代人讲父辈的故事、父辈的成长，在她们那个年龄我们是怎么样生活的。”
回到上海，陈冲常约几位朋友出来看戏、看电影。前段日子，沈奇岚和她一起看了《无问西东》，电影散场，两个人情绪沉沉的，一时不能消散，便找了个咖啡馆，就着四块蛋糕，又聊了一个多小时。
年龄愈长，人应该愈忠于自己。
与陈冲几次非工作场合的见面，她都穿得舒适，圆领或尖领的针织衫把身体的线条勾画出来。在酒店的沙发上聊着聊着，陈冲扳起一条腿盘在另一条之下，身体靠向抱枕，说：“前几年，我妈和我讨论什么是性感，我也不指望她说什么，我想我妈能懂吗？她说，首先是要自己享受，自己觉得好就是性感。后来我一想，哎，这个很内在啊，很对啊。自己得意，自己欣赏自己，自己享受，那个时候就是性感的。”
作者：姚胤米
来源：《人物》2018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