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没有后悔过去走的路，一点没后悔
前一晚没睡好，余秋雨发了点起床气，说好的拍照不乐意去了。
“我照片拍得太多了，当时在凤凰卫视每次出去半年，天天拍无数的照片，到处都拍，永远在拍照，不想拍了！”
工作人员好说歹说，把老头儿哄到了摄影棚。摆了几个pose，他高兴了起来，“央视说我是中国最上镜学者。”
亲自删掉了闭眼的、反光的、脖子歪的、看上去有点假的照片之后，他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剩下的照片发给妻子马兰看一下，“让她看看我拍的怎么样。”拍摄结束，他做了总结，“拍照很开心！”
余秋雨今年72岁，放在上海，这是一个可以申领一张老年公交卡的年纪。但他似乎不曾老去，除了头发有些花白，听力有点下降以外。他腰杆依然挺直，服饰一丝不苟，作为一个爱漂亮的上海人，有着严格的自我形象管理。四月的上海飘着小雨，工作人员想用文件夹帮他挡雨，他说别别快拿开，“影响我形象。”
然而，他那么爱惜的自我形象，早在漫长的时光里变得复杂难辨。自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以来，他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趣味，也在声名的巅峰之上遭遇断崖，急转而下。他在多年后回忆，“余秋雨三个字，当时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一些人自觉经历了偶像的幻灭，长大后不愿意承认曾受过他影响，一些人依然一本又一本地读着他的书，帮他一次次登上畅销作者的榜单。
在接触过他的人眼里，余秋雨确实呈现了某种分裂，才华和弱点同样醒目，前者把他带到了最好的地方，后者把他扔进了最糟的境遇。
他沉寂了很久。书还是一本一本在出，去年出版了《泥歩修行》后，他说要封笔了，“我写的书已经书架上都放不下了，我再写就不对了。”
他最新的动静是在喜马拉雅FM上开了一门中国文化课，讲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对于这次高调亮相，他说自己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归来。
去往远方的路上，他走过通途，也遇过歧路，“该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愿意（走）了。”坐在《人物》记者对面的沙发上，他缓缓地说，背后的窗台上，雨声淅沥。
空空荡荡的录音室里，余秋雨戴着耳机，一个人对着麦克风，手里抱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前一晚熬通宵写的讲稿，装订得仔仔细细。
他讲到老子和孔子的相遇：“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才会产生着了魔一样的精神淬砺。”
在新开的音频课里，他的表达还是精英式的话语，不讲笑话，不跟古人开玩笑，“因为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本身是很严肃的课题，我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滑稽的课题，到处滑稽，到处讲笑话，那是不可以的。”
偶尔他也会停下来，对着空无一人的录音室说：“各位同学会不会觉得我讲的课程有点难，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那我现在就要来宽大家的心了。”
在喜马拉雅FM内容高级制作人顾文豪看来，余秋雨有一种很稀有的想象共情能力，“我们没有想到一个70岁的老爷子这么自如。”
归来再入江湖，他似乎还是站在了潮头。从纸质出版到电视节目，再到付费音频，每一步，余秋雨都踩中了时代的节拍。
喜马拉雅副总裁张永昶说，之所以请余秋雨开课，还在于他的大众影响力很强，拥有丰富的媒体经验，对于内容和表达都游刃有余。
这种恰如其分的表达能力，在余秋雨声名未显的时候，就已经露出端倪。上世纪90年代，复旦的老师蒋孔阳请余秋雨来讲课，教室里围得水泄不通，听完课的学生们惊叹，都说没见过这么会讲话的，他能把一些抽象的美学和哲学概念，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完全脱稿。
从1999年开始，余秋雨参加了凤凰卫视牵头的千禧之旅，跟随车队，走过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实地考察恐怖主义控制地区，坚持每天写一篇专栏。
在此之前，很少有学者与媒体有如此深度的合作。在《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王国伟看来，那是余秋雨全面拥抱大众媒体的开始。“《文化苦旅》刚出的时候，他对于媒体还是拒绝的，后来和媒体越来越接近。我觉得他是个入世的，不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人）。”
如果说《文化苦旅》一炮而红的年代，是中国从“文革”断层走出来之后的纸质出版的高峰时刻，那么到了20世纪末，电视的广泛普及则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而恰恰在这一时刻，余秋雨又开始介入了电视制作，包括千禧之旅、后来的国际大专辩论赛、青歌赛，以及数不清的各种电视专访与对话，他又一次赶上了时代转变与传媒转型的红利。
“他（余秋雨）是一个有传播意识和介质敏锐度的文化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传播中心，他就会适度地让自己做调整。”顾文豪说。
余秋雨说，自己是个永远向前看的人，“我不喜欢缅怀，不喜欢装模作样地缅怀，因为我过去走过的路其实不重要，它发生变化或者没变化也不重要，要看就看我没看过的。”
余秋雨的口才落到笔下同样令人惊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余秋雨写作出版了包括《艺术创造工程》、《戏剧理论史稿》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著作。
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曾多次采访过余秋雨，迄今都还记得看了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后的感受。他告诉《人物》记者：“他写得非常美，你要说哪一个人能够把理论用那么激情洋溢又那么美的文字，把艺术非常枯燥无味的东西解释得那么清楚、形象和感性的话，余秋雨可能算一个。”
作者：张月刘斌
来源：《人物》2018年第05期
